在我们那班高中毕业的同学中，大家一致公认王善德混得最好，当个不担多少担子的馆长、做个不费多大力气的处级干部，工资高，待遇也不错，真是“呆人有呆福”。年事与身份都高了，他却没那么张狂，大嘴裂得跟荷花一样，貌似谦虚地说：“我哪是什么领导？就是一个革命领袖守灵人。”
俗话说，“大个子不呆是个宝”，他至今还乐于称呼自己是“王大呆子”，那是因为他憨直、因为他厚道、因为他善良，名如其人嘛。在我们那时，哪家不是四五个子女？只有他独龙过江，十分娇惯，上小学三年纪还要父母背着上学。但，中学能考进我们重点班也不是凡人，不是最冒尖，也不是最差，从不见他用功，也从不见他挂红灯，似乎总在玩，总见他听人家高谈阔论，总是笑得没心没肺的。有时候，还充当恋人中的电灯泡，让他到别处玩去，他还傻傻地仰着脸：“没地方好玩，我就要跟你们玩！”让当事人哭笑不得。我那时候当班干，接受任务动员他靠拢组织，写入团申请书，他大嘴一裂：“我这个样子你们还能要我入团？”说完居然跑了，可能，那就是他呆名的由来吧。
高中毕业后，他却离群索居了，偶尔在街头巷尾遇见，他都目不斜视，只有镜片闪出两个高光点，不知是真没看见还是眼睛长到天上去了。再以后，就见他名字出现在媒体上，就见他高大的个子出现在荧屏上，谁也没弄清楚他当的什么官。
四十年一次的同学会将他与大家拉近了，才发现他依然那么随和乐观，一点没有庸官目中无人的臭架子，同学一喊，他千方百计应声而来，与哪个都说得来，对那些普通工人同学更亲切。人际关系好，大约也是他步步高升的绝窍吧。其实不，在官场上他可是有名的坏脾气，敢为百姓讲话，在两个地方长期工作都是副职，单枪匹马主持工作多年也难磨正。
与同学关系好，却是他读书就业顺利的保证。原来，高中毕业后他上的一师班，1966年毕业。哪个不想留在芜湖市工作？他父母都是普通市民，没有后台，留市更难。没想到，全班同学一致同意他留市里，说他是独子，父母年纪大了，应该留在芜湖，而且还主动到教育局反映，说王善德应该分配到当时最好的新芜路小学去。
他心里那个感动啊，不是眼镜遮着，泪水一定喷涌而出了。其实，大家都说，他与父母不一定是亲生骨肉。稍微懂事他也怀疑过：一方面他们年纪大很多，另方面，善德没有他们的一点遗传基因，左邻右舍都说他是抱养来的孩子但他从没打听过什么，甚至不问父母。他想，即使不是亲骨肉，养父母也同样恩重如山。因此，他感恩并竭力回报。
后来调动到8中，教中学的日子还不长，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开始推荐，教育系统只有两个名额，各校老师眼睛望得几乎出血。他闹着玩似地，顺口喊了一句：“我也想上大学！”有当无，没找校领导也没跑教育局，偏偏稀里糊涂成为其中的二分之一，莫名其妙就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同学们不是忙于“斗私批修”，就是忙于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他觉得没意思，只是看他自己的书。于是有同学说他孬，不关心国家大事。他却说同学上窜下跳，不务正业。一天兴致上来，顺口作了首打油诗：“赭山下面一群猴，上起课来翻跟头。要学当年孙大圣，大闹天宫主任愁。”同学起哄传开来，校革委会主任得知大发雷霆：这学生得了？！居然批评我们没好好上课，他还想造反让我发愁？立即组织大会批判，要他当众检查。还是政治教师说他年幼无知，把毛主席诗词“今日欢呼孙大圣”用得不是地方，才使他免于开除团籍处分。那时他胆小，放暑假不敢玩，出主意与几个闹事同学商量，主动到光华玻璃厂劳动改造。热得要死，累得要命，暑假结束厂方给个证明，说他们劳动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表现不错，开学回校才心安理得。
没想到这又是“歪打正着”，毕业时，老干部看他学习成绩不错，文革中又没参与“造反”，都想让他直接进革委会，但军代表要他到基层锻炼，他二话不说就去了四褐山区。后来老领导怪他：“你怎么忙着去报到了？我们正在给你想办法留市革委会。”王善德只是憨憨一笑：“我不能让你们为难。”
在四褐山区革委会当秘书时，离家很远，每天在公共汽车上的时间就有两三个小时。但他为人老实，工作认真，文字功夫也不错，当时机关干部中有点名气的大王小王，小王指的就是他，能干且愿意出力，吃得苦受得累，为公家不为小家。女儿才56天他照样出差，为赶材料几天几夜不睡觉，眼睛红肿得像桃子一样，他依然任劳任怨。
这样的干部入党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入党第二天，就让他主持党的会议，组织上真是放手培养他。文革结束后，有几个省领导了解他，知道他，要进一步培养他，建议他去北京上党校，同事都说是好机会，可以鲤鱼跳龙门了。他却不为所动，认为父母年事已高，尽孝为大，自己好好工作就行了，何必去镀金？
没去北京学习，机会却接踵而至：由于他大学学的是外语，工作表现也好，成立外事办后调了他来，先是当秘书，后当接待科长，为建几个友好城市，费劲心机。访日时不卑不亢，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提出“中日友好要从娃娃们抓起”上了日本电视和报纸。没想到外办第一次职称考试他傻眼了，考英语他不怕，那是大学专业，考第二外语日语，他一个字母也不认识。“我好歹还是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不能打退堂鼓啊”，他给自己鼓劲，半个月起早摸黑，捧着书死记硬背，考试居然第二个交卷，还得了84分。开始有人怀疑他作弊，后来知道他强记能力惊人，给他取个外号叫“王电脑”。
当芜湖要组建旅游局时，又调他去筹建并主持工作。领导都认为：“王善德是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既然搞旅游，首先要对当地的旅游资源及人文历史了解，于是参与编写了《中国长江风光赏析大辞典》。他是发起人之一，被定为编撰委员会副主任，可是后来发现他只是副职，不够县级干部资格，只能是委员，工作照样做，安徽、江西两省由他统稿，资料还特别丰富。
他多次呼吁长街改造，保留科学图书社、城隍庙等名胜古迹，而且搞了总体发展规划，请专家论证，可惜长街还是没保留住，使他郁闷了一段时间，只有在业务上加强学习了。考高级导游时，他每天晚上看书看到一两点钟，结果一举成功，不仅成为芜湖当时唯一考中的，在全国范围内，至今特才有500多个高级导游。
发现自己居然是个考才，他又犯傻了，自己去考了天津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这回可是白费力气，领导认为他已经有高级职称了，还是个副研究员，不同意他再读什么研究生。不同意就不去就是了，他继续工作，一干就是七年。
他这个人就是傻，与下面关系处理得不错，一点架子也没有，连司机也可以骂他笨，直到现在，他当年部下还经常找他。到纪念馆工作后多少人劝他要注意形象，起码把头发染一下，他不愿意，说：“一张老脸，头发染黑有什么用？我就要以本来面目示人，不染。”家里的房子只有77平方米，几十年如一日住着没挪窝，吃着别人的乔迁喜酒常犯糊涂：“他们又不比我工资高，哪来那么些钱买那么大的房子？”他收入也不低了，钱哪里去了，他说“要钱不要人，要人不要钱”，直白点就是说，钱是用来交结朋友的。他到别人家去，看见景况不如自己的，都不要别人掏烟泡茶。
有车的时候，妻子就在他上班的路途中，他可从来不捎带一下。外面吃饭的机会多，他也不带妻儿老小。但是有舞会等活动，他是非带妻子不可——便于成双入队呀，监督自己不出轨，也让同事们不自在，但他就是屡教不改。在生活上不谋私利，在工作中却固执己见认死理，不唯上，不唯书，牛脾气犯了，敢顶撞领导、敢斥责权贵，有时，“该出手时就出手”，为下属，有时忍气吞声，赤膊上阵据理力争……为这些不可能不影响仕途。但是，他控制不住，觉得人不能压抑自己天性，不能委屈自己的情绪，只是找个理由释放出来而已。但是，尽管与过去的领导产生过非常严重的矛盾，当对方因犯过错受到处分时，别人都认为他应该出口气了，他却说：“我不高兴，我为他惋惜，也为组织上疏于管理郁闷。如早点对他提醒挽救，他不可能走这么远……”因此同事们都说：王善德，厚道啊！
再一次调动性质全变了，让他主持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他依然是副职，王善德呆性不改，既不跑官也不讲价钱，总在想，得意不忘形，失意不气馁，是人生比较高的境界，只要做一些事情就对得起人了。
他可算是旅游专家了，却放弃自己的专长另起炉灶，开始有点恼火，认为失意了。后来一想，是黄金哪里都发光。没几天气消了：失意不失志，研究党史，真是学习的好机会哩。每天看书的时间多了，接触老领导时间多了，给自己补上一课吧。走近他们，少了光环，却多了一份亲切，就像长辈一般，他们丰富的阅历，正是自己人生的欠缺，吸收他们的能力，借鉴他们的言行，设想他们是怎么能工作怎么处理问题的，悟出经验来给自己充电！
他安心工作了，梳理现有记录，挖掘芜湖党史材料时，发现有家乡的不少革命先辈，王善德与过去的工作结合，想用现实的东西发挥党史作用，把芜湖的资源利用起来，于是编辑出版了《芜湖党史大事记》、《战斗在沿江地区》等史料。其间看到，作为中国共产党要纪念的38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革命领袖王稼祥，早年读书及革命活动都是在圣雅阁学堂（今芜湖十一中）开展的，但王稼祥纪念馆场地小，没有大门对外开放，根据大形势，需要对青少年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这是很好的载体。
老馆长带他去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家里，老人已经耄耊之年，却依然睿智贤达，很看重这新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提供了王稼祥很多新的资料，增加了王善德的深度了解，以后两代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引起他崇高的敬意。每年节日都去北京陪她看她。
王善德看见，原来王稼祥纪念馆不能反映其斗争的一生，便想扩大规模，建设成红色旅游胜地，征得了领导们的同意。2006年，中央投资了1930万改造建设资金，他和同志们费尽心机收集资料、布置展览。当年8月，在王稼祥诞生100周年的日子里正式开馆了，被纳入国家红色旅游100个经典景点之一、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还被评为4A级景区，不仅给芜湖乃至安徽人民提供了精神财富，也给国家开创了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而今，这里接待了数万全国各地来瞻仰的人，连给政治局讲课的专家也评价：“在全国人物纪念馆的布展中是比较超前的”。2007年王善德被评为全国红色十大旅游人物，全省党史先进工作者。
2006年，他正式接任王稼祥纪念馆馆长，他深入研究后决定，当好馆长，不仅要管理好纪念馆，更要研究人物，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情操，这样人物才有生命力，纪念馆才有后劲，当官一场，能留下历史资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主持王稼祥纪念馆工作后，他与老一辈革命家接触多了，认识许多开国元勋.将帅家属及子女，有的把他当晚辈，有的把他当哥们。有人说他攀上高枝了，他却只是笑笑，因为从来没想到要找谁给自己谋利益，也不需要谁给自己个人解决问题。反而多了些人来人往的接待，他也是一般饭菜，不成负担，在他看来，大家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的平常人，只有平等相待才便于沟通。到是为王稼祥纪念馆争取了一大笔建设资金，扩大知名度。有资金有人建议他来掌管与使用，王善德坚决不粘边，为了避嫌，也为了公正，有权不用权，只愿意当跑腿办事的，在他的心目中，清正廉洁的王稼祥是所有干部的榜样，自己更应该学习。纪念馆名声远扬，媒体要来采访他，他出语惊人：“采访我，要给纪念馆资金！”“我们给你宣传，你们不给资金还问我们要钱？”他傻笑道：“我就是我，自己份量自己清楚，你们宣传我，浪费精力不值得，宣传纪念馆免费开放可以，要钱免谈。我们要把纪念园建设好，更需要资金。”
但是，对历史负责，对先烈负责，他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虽然王稼祥夫人对他不错，又是老革命，但对一些早有定论的问题，他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比如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的说法王善德就认为不是那样的，因为王稼祥是策划了那次会议，提出建议，得到大家支持才开了遵义会议，毛主席才确立军事领导地位。王善德坚持党史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老革命们共同探讨问题，保留自己的观点，最终统一了意见。
因此，他坚定了信念，守馆不是目的，他的责任更应该发掘革命领袖的价值，因此写下了建国后的王稼祥文章，5000多字鲜为人知的事实，证明了一个坚持真理的革命者的高风亮节，为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正党风，让后人学习与敬仰。
今年清明，老同学都在马鞍山聚会，他要赶到北京去为领袖扫墓，却先与同学相聚。我们依然拿这个呆同学取笑，他也不恼，与所有人平等相处。他说他是独子，同学就是他的兄弟姐妹，没什么混得好与差的区别，当官只是一时，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只是，当大家说他是个清闲干部时，他说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为省纪委“党风廉政教育”资料片正撰写王稼祥资料片脚本；打算重走王稼祥长征路发掘新资料再现长征精神；加大文物征集力度扩大展示面积和内容；策划成立王稼祥思想研究会……这时我才明白，他守卫的不仅是一个英灵，更是守卫着一片圣洁的历史天空，这对今天干部的党性教育党风廉政建设，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具有多么大的作用啊。
明白了这点，我对老同学肃然起敬。
来源摘：李幼谦散文集：茶若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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