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树在中国南方有“嘉木”之称，所以，茶业最初也在中国的南方孕育、发生和发展。黄河流域是中国上古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广大的南方，至汉朝时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所以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有关南方特别是茶叶的史料很少，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六朝（史学界指中国南方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一历史阶段而言的）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据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或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说法，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制陶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
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起源，往往认为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中国南方有野生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中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起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至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
《僮约》有“脍鱼炰鳖，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着，很可能也已形成为中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
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白菟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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