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最初是因具有药用价值进入人类生活的，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健身或保健的饮料。《茶经》说茶“为饮最宜”，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是可以防治一些疾病，但有一前提，即必须是“精行俭德之人”，并有一个限量，即“聊四五啜”，还要采摘适时，精工制造，不含杂草，其疗效则因茶的产地而异；二是可以“荡昏寐”（见《六之饮》），并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生活中的“饮料”，这在我国古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中也可以常常看到。茶传至国外以后，开始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茶道，更是把饮茶用作促进精神文明的典型。
《茶经》对茶的防治疾病的效能所提出的前提，即饮茶的必须是“精行俭德之人”，也就是指过去所谓的“君子”，这就意味着，不是“精行俭德”的人，饮茶就不能获得应有的效益。这样的提法，从现在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陆羽之所以这样提，应和《茶经》的写作思想密切相关。陆羽虽出身贫苦，却以一个僧徒的身分长期在寺院中生活，长大以后，又不间断地学习儒家的著作，并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时时往来，因此，把他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思想反映到他的作品上来，这是很自然的。由此而联系到陆羽在《六之饮》中把人民群众之间根据流行的煮茶方法所煮成的茶，视为“沟渠间弃水”，这可以说，《茶经》作者是以封建士大夫阶级的饮茶习惯来论述茶的饮用价值的。
茶的健身和药用价值，古今中外，论述颇多，近来更有所发展。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茶可防治疾病的记载，有的甚至说茶可治百病，为“万病之药”（见唐陈藏器《本草抬遗》），有的说饮茶可以长寿（见宋钱易《南部新书》），而《茶经》提了六种功用，即可治“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和“百节不舒”。至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的《茶谱》中，除了“止渴”、“明目”，“除烦”与《茶经》所提的类似外，又加上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腻”等六种，这样，仅《茶经》和《茶谱》两书就一共列出了12种效能。此外，在其它古籍中，还提出“轻身”或“令人瘦”、“去人脂”（见《神农本草经》、《本草拾遗》及宋赵希鹄《调燮类编》），“醒酒”或“解酒食毒”（见《广雅》及《本草纲目》），除“瘘疮”（见《本草纲目》），治“伤暑”（见宋陈承《别说》），“能涌无忘”即增强记忆力（见南朝梁任防《述异记》）等等效能。
茶的这些防治疾病的效能，古人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我国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在他的名著《本草纲目》中还论述了茶的药理，他说：
“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闽（通恺，欢乐的意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
《本草纲目》又引述了前人和李时珍本人的见解，在“主治”项下，综合茶的效能共有七条：
“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引自《神衣食经》）“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引苏恭语）“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引陈藏器语）“清头目，治中风昏愦，多睡不醒。”（引王好山语）“治伤暑，合醋治泄痢，甚效。”（引陈承语）“炒煎饮，治热毒赤白痢；同芎劳、葱白煎饮，止头痛。”（引吴瑞语）“煎浓，吐风热痰涎。”（李时珍语）此外，在“发明”项下，还引用苏轼的话，说：“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胃不知，且苦能坚齿消蠹。”
《本草纲目》论饮茶的利害，比前人有较大进步，主要表现在：（1）用中医的辨证论治的原理说明了药理；（2）引用了前人的论点，利害并述；（3）加上了“煎浓”、“炒煎”和“温饮”、“热饮”等煎饮方法。《本草纲目》还提出“嗜茶成癖者，时时咀啜不止”，也会导致疾病。当然，过量地，特别是晚间或睡眠以前饮茶，对睡眠是有妨害的。空腹饮浓茶，以及饮过浓的茶，更使人有不舒服的感觉。但这是饮茶时间、数量的掌握问题，也是由于人的年龄、体质不同，对此能否适应的问题，而不是茶的药物作用问题。
茶不是一种万应灵药，主要是一种健身或保健的饮料。饮料用以解渴，这是一般饮料的主要作用；现代的饮料又讲究营养价值，这是饮料作用的一个发展。茶已是世界性的饮料，它除具有特殊的解渴作用和一定的营养价值以外，还有许多药用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生理、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学科的相互探讨研究，多所创新，人们对茶的药理功能的认识，也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茶叶化学成分的组成，经过分离和鉴定的有机化合物已达450种以上，无机矿物营养元素已有15种以上。在这些成分中，绝大部分具有促进身体健康或防治疾病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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