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茶的历史，虽不见茶席之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茶席的不曾存在。晋代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止为茶舛据，吹嘘对鼎立。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锡。”左思的两个女儿纨素和惠芳，吹火煮茶的生动可爱画面，跃然诗中。左思描写的是居家日常煮茶，这说明晋代的茶席，已经初具形式。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约事春茶。”真正意义上的茶席出现，应该在陆羽的《茶经》问世前后，陆羽《茶经》的影响以及对茶席的规范，把唐人从茶的药用、羮饮时代，带入了品茶清饮的新境界。
十章《茶经》，七千余言中，陆羽详尽提出了茶汤的审美，如：“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在茶具方面，提出了“青瓷益茶”的理念。规范了茶席的形制，如“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座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因地制宜，灵活提出了茶席可繁可简的条件，如：“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等等。但在正式茶席上，一件也不允许省略，如：“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
茶席、茶会里的挂画，最早起源于《茶经 十之图》的要求：“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唐代的悬挂内容，主要是《茶经》的文字，或者是一些关于茶的知识，演变至宋代，挂画改以诗、词、字、画的卷轴为主。
到了宋元，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提出了茶盏的审美：“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宋代斗茶，以白为贵，故选择对比性强的的黑色，来衬托茶的白色。壁厚的茶盏，保温性能好，故可使茶的香气保持久长等等，这些经验和观点，对于今天茶席器具的选择，仍具有重要意义。
唐宋的饮茶环境和茶席的背景，已经开始注重竹林、松下、名山、清涧等宜茶的幽境，但宋代杜耒的《寒食》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却使一钩新月和梅花的疏影横斜，以剪影的清美蕴藉，首次映入了茶席的视野。
明代朱元璋废了团茶，唐代的煎茶和宋代的点茶，被简洁的瀹泡法取代。明末沈德符《野获编补遗》中说：“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与之相应，茶席的构架和器具，便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明人以更加开放自由的心态，崇尚清韵，追求意境，使得基本的泡茶方式与品饮茶具，逐渐趋于完善和成熟。明代茶人很有见地地提出了“茶壶以小为贵”，“茶杯适意者为佳”，茶瓯“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的优雅实用理念。人们并于庭院、竹荫、蕉石前，插花、煮水、烹茶、焚香，这都充分体现了明人饮茶，更加注重空间的审美与趣味。在陈洪绶的《品茶图》中，煮茶器、泡茶器、品茶器具，已经明确地分开，茶的瀹泡法历历在目，静美规范的传统插花，已成为茶席不可或缺的点缀，甚是清雅风致。瓶中插花，盆中养蒲，虽是寻常的清供，却实关幽人的性情，若非得了趣味，何能生致！
罗廪的《茶解》中：“山堂夜坐，汲泉烹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潋滟，此时幽趣，未易与俗人言者。”这段耳目一新地描述，在茶席中第一次、让我们恍然听到了山堂的松涛与风声，感受到了明月松间照的静寂，看到了茶汤里的潋滟光影。
明代茶寮的出现，使幽人雅士有了自己品茗的专属空间。文震亨和屠隆在著述中，皆提到了自己的茶寮：“构一斗室，相傍山斋（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书声琴韵，茶烟隐隐起于山林竹外，尽现了明人的高流隐逸，以及品茶方式的至精至美。
梳理这段饮茶和茶席的发展历史，让我们看到，茶席从唐的华丽奔放，到宋元的沉静内敛，再到明代，茶席已经发展到精致隽永、精益求精的阶段，清幽脱俗的文人茶席，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茶席规范，茶具审美，茶席背景选择，茶席挂画，茶席插花，茶席焚香，茶席地借景与光影地接入，为我们茶席地构思与设计，提供了至关重要地启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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