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礼在东汉的京城洛阳是作为迎气礼之一，即立春迎气而存在的。迎春礼的产生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民俗基础，具体地讲，与以下四个方面有关：
1.迎春礼的产生与两汉时期天人相应和阴阳五行观念的盛行有关。这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而在两汉时期十分兴盛。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它的特点之一就是突出地强调了天人相应的观念，例如在<春秋繁露>中就设有<人副天数>一章。这种观念在汉代其他著述中也有反映，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淮南子·精神训>说：“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强调了人与天的对应关系。
天人相应的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与政治统治相联系。<管子·牧民》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管子·四时>说：
“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越绝书》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日天道。”《越绝书》又说：
“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慎，举事有殃。”
“天下之君，发号施令必顺于四时……圣王施令必审于四时，此至禁也。”可见人治顺应天时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传统。
天人相应的观念与政治统治之间的联系在汉代已经具体地体现于现实政治之中。西汉时宰臣多次奏请顺《月令》举政。
《汉书·魏相丙吉传>载，魏相为丞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日：‘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孰，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天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朝廷大臣议论皇帝的服制亦赞同这个原则，认为：“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在西汉时，阴阳、四时与五帝相配的观念也已经渗入政治生活之中。魏相奏日：“臣闻《易>日：‘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吴，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并建议说：“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这里已明确强调四时的重要性，提出选四人主四时，但是没有提到四时迎气和迎春。
东汉时期，对于时令特别重视。“后汉制，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而四时迎气正是在这种天人相应观念的基础上，由重视时令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后汉书·明帝纪>记述了在迎气礼产生的那年明帝所采用的其他重视时令的施政措施：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祀明堂，登灵台，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日：“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礼备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其班时；令敕群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令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吴天，以绥兆人。”并且明确记载“是岁始迎气于五郊。”可见迎气是作为顺行时令的一个政治措施施行的。
2.迎春礼的产生是与两汉社会对于<礼记·月令>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在东汉时期，社会上对于<礼记>，尤其是对于<礼记·月令>非常重视。《月令>甚至起到了行为规范的作用。安帝曾在诏令中以<月令>为标准，批评地方政府对于养老之事奉行不力，说：“又<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在另一个诏书中，又把《月令>中的描述作为施行养幼赈贫的楷模，说：“<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巴德（Bodde）说，那时的情形是：“凡是<礼记·月令>中讲过的，都应在现实政治中去做。”徐复观也指出：“两汉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受到十二纪纪首一月令的影响；这里特别提到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在汉代，“阴阳五行之说，假月令而大行”。东汉对于<月令>的重视是与阴阳五行说的盛行分不开的。
（后汉书·祭祀志>对<月令>和其他礼书在迎气礼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讲得相当明确：“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礼谶>和<月令>对迎气礼起到了蓝本的作用，这是导致迎春礼产生和实施的直接原因。甚至后来产生的迎气乐，也是出于效法<月令>的原因。<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五年（80）冬“始行<月令>迎气乐。”徐复观先生指出，两汉思想家深受<月令>的影响，特别是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即认为阴阳与天，实际是阴阳二气，有密切的关联。他还强调：“<月令>的影响，由东汉所继承；至明、章两帝的时代更为扩大。”当时的社会把《月令>视为行为规范，由于《月令》中有五郊迎气，那么朝廷遵其礼制而加以效法，也是势在必然的事情，同时也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民众的理解，能够使这项新产生的礼仪得以顺利施行。
3.迎春礼产生的礼仪基础是西汉时期的郊祀礼。《后汉书·祭祀志》载，“迎时气”是“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
这里所称的“元始故事”，即元始五年（5）王莽建议应该遵照周礼，五帝在不同的方位进行祭祀。并且“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他的奏折得到了皇帝的赞同。在此之后，长安庙宇的数目大增。元始之制与以前的礼制不同，马端临《文献通考>论及郊祀时说：“光武兆南郊于洛阳之阳，兆北郊于洛阳之阴，其礼仪度数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礼堕废殆尽。”这说明东汉产生的迎气礼是依据元始时期的郊祀礼，即五帝在不同的方位祭祀的郊祀，而不是先秦时期的祀天帝或西汉初年的五帝合祀。因此可说西汉元始时期的郊祀礼是东汉迎气礼仪的前身。
4.迎春的礼俗还吸收了民间习俗的成分，即先秦时期的“傩”和“出土牛”的习俗”。“傩”，或称“大傩”。谯周《论语>注说：“傩，却之也。”大傩的主要目的在于驱逐瘟疫。《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但是大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驱寒。蔡邕《月令章句>说：“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阴，恐为所抑，故命有司大傩，所以扶阳抑阴也。”卢植《礼记>注也说，大傩“所以逐衰而迎新”。寒为阴，而暖为阳，驱阴逐旧实际上就是驱寒，是一种向冬天告别的仪式。范根纳普（vanGennep）指出，这种告别冬天和迎接夏天的仪式在世界上许多民族中都相当流行。“出土牛”的目的也是为了驱寒，即告别大寒。《后汉书·礼仪志》载：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驱寒驱冬是与迎暖迎春紧密相连的，那么驱寒的出土牛习俗被吸收进迎春礼俗之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了。这在后面还要专门论述。
因此可以说，迎春礼俗是在两汉时期天人相应观念的盛行和儒家礼学，尤其是<月令>深受重视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它以西汉时期的官方礼仪为蓝本，同时吸收了民间“大傩”和“出土牛”的习俗，从而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新礼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