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的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式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句中的“常伯熊”，是陆羽同时代人。他曾对《茶经》进行润色，娴熟于茶艺，是“茶道”的倡导者。他所倡导的“茶道”内容，就是指陆羽《茶经》倡导的“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等“饮茶之道”。这是“茶道”最早的出现和茶道的基本内涵。
刘贞亮是晚唐时期颇有名气的茶学家，他在总结前人饮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饮茶十德”之说，进一步丰富了“茶道”的内涵。其“十德”为：“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树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等，将饮茶行为提升到使人恭敬、有礼、仁爱、志雅及可行大道的档次。
在唐代对茶道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著名诗人皎然和尚，的好朋友，对饮茶很有造诣和深切体会，曾创作茶诗20多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有“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的诗句。皎然在他的茶诗中提出“三饮”说，提出了饮茶“涤昏寐”、“清我神”、“破烦恼”的观点，丰富了茶道的内涵，指出了饮茶修道的创意，较之刘贞亮的“茶可行道”说，更进一步强调了“道”的内涵。卢全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提出的饮茶“七碗”说，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皎然的“三饮”说。卢仝诗中的“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与皎然的“涤昏寐”相吻合；“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是指喝了三碗茶就能充分领悟老子的五千言的《道德经》，洞察幽深，进入了皎然说的“得道”的境界。至于“七碗吃不得”，是说吃了这碗茶就会羽化成仙，进入了比得道还要高尚的境界。
及至斐汶的《茶述》问世，对茶道精神概括为：“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又突出了茶的清、淡品性和涤烦、致和的功用。综上可见，在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经过陆羽《茶经》、刘贞亮“饮茶十德”、斐汶《茶述》、皎然“三饮”、卢仝“七碗”等反复张扬，逐渐将饮茶从物质方式的需求提升到精神文化的追求，形成了粗具规模的“煎茶炙茶之法”的“煎茶道”，使得饮茶成为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成仙的精神家园。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鼎盛于唐代中晚期，经五代和北宋诸代至南宋而亡，历时约500年，曾流传至日本和朝鲜半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种煎茶的饮茶法萌芽于西晋，也是巴蜀人最先发明的。陆羽在《茶经》中肯定了这种饮茶方法，故而又称陆羽式煎茶法。煎茶是从煮茶法演化而来的，这是出现末茶之后的一种煮饮方法。唐代的茶叶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四类，而以饼茶为主，粗茶、散茶都要直接碾、罗成茶末，有的制成团饼茶。团饼茶在煎煮前要碾、罗成茶末。煎茶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末茶煮饮法。它与煮茶法的区别在于煎茶用的茶叶是茶末，而煮茶用散茶、末茶均可；再之，煎茶法是水烧开后投入茶叶，而煮茶法是将茶叶与冷水一起煮。煎茶不加作料，顶多加点盐调味，而煮茶多加作料。此时，煮茶法仍然存在，但由于煎茶法的勃兴，煮茶日渐衰落。
煎茶道之所以盛行，还因为陆羽的《茶经》得到皇帝的赏识，召他进宫为皇帝烹煎茶汤，受到赐封。这对饮茶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茶圣陆羽的《茶经》不仅总结了历代制茶和饮茶的经验，而且还对茶的起源、种类、特征、制法、烹蒸、茶具、水的品第、饮茶风俗、名茶产地等作了全面论述，创造了全新的制茶方法，推动了煎茶道的发展。不仅当年的长安城出现了一些茶馆，花少量的钱就可以坐在桌旁饮一壶茶，而且普及到民间。《茶经》里写道：“茶随时代之不同而使用日广，世俗浸润，国朝盛行，两都、荆州、渝州诸地，已成每家之饮料。”饮茶成习，促进了茶叶生产和名茶的诞生，同时也使得茶叶贸易十分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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