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节日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节日与节气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要探讨在立春日举行的迎春礼的产生时代，首先要明确立春作为节气产生的时代。二十四节气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完备，各个节气的物候现象也已明确，这在<周书·周月>和<淮南子·天文训>中都有记载。在二十四节气中形成最早的八个节气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称为“分、至、启、闭”，即四立和二分、二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左传>僖公五年载：
“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孑L颖达疏：“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用此八节之日，必登观台，书其所见云物气色。若有云物变异，则是岁之妖祥既见，其事后必有验，书之者，为豫备故也。”立春不仅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形成的八个节气之一，而且是八节之首，在春秋时期就被看作一个特殊的日子，已经具有节日的雏型。
但是在立春日举行的迎春礼产生于何时？目前还缺乏一个明确的答案。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是认为迎春礼产生于周代。这种观点的形成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现存最早的关于迎春礼仪的文字记载都涉及到周代。它们是：<吕氏春秋·孟春纪>，<逸周书·月令解>，<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现于不同文献中的关于迎春礼仪的记载却是相同或相近的。其中<逸周书·月令解>
是依<礼记·月令>而补的，二者可作为一种看待。对于其他几种记载的相互关系，前辈学者已做过考辨。王梦鸥认为：“<月令>篇兼记‘月’和‘令’。‘月’是天文，‘令’是政事。先秦有一派学者认为王者必须承‘天’以治‘人’，故设计这一套依‘天文’而施行‘政事’的纲领，其实仍是一种‘王制’。”并且认为，《月令>的构想，早见于<管子·幼官图>，而详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月令>似转辑《十二月纪>而成。高明先生则认为《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首章，当是据《周书>而作的。《淮南子·时则训>又当是据<吕氏春秋>而作的，而《礼记>里的《月令>又当是据《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时则训》而作的。徐复观先生认为，《吕氏春秋>是对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大综合。<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纪首，正是吸收了（夏小正>及《周书>的（周月>、<时训>，加以整理而成的。《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景帝末年，但它吸收了<吕氏春秋》的许多资料，并全录十二月纪纪首以为《时则训>，而有所变更，甚至可说没有《十二纪首>，便没有（时则训>，没有《吕氏春秋>，便没有《淮南子>。<月令>全抄《十二纪首>，其不同者，正如孑L颖达所说，“不过三五字别”。而这些有差别之处，其义多以<十二纪>为长。<月令》在两汉的影响，即是《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的影响。尽管学者们对这些文字的源流判别意见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它们是同出一源，因此我们只须摘录其中的一种即可。下面这段文字出自<礼记·月令>：
“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日：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
很明显，《礼记·月令>中的这段文字与<礼记·王制》中的记述属于同一类性质。它们不属于历史记载，而是一种设想和描述，是对于理想社会的等级制度的描绘。早在汉代，郑玄就已经列出数证，指出<礼记·月令>“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徐复观认为，这是作者以自己的理想，来加以重新安排、改造，而赋予他们以所要求的新意义。所述的一些制度不是“事实的存在”，而只是“理想的存在”。当然，这种对于理想社会政治体系和礼仪制度的构想也不是纯粹的空想，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这种构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但并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事实，不等同于历史。因此仅仅凭借这些资料不能证明迎春礼仪产生于周代。
笔者认为立春作为节气形成于周代，但是迎春礼的产生和正式举行却是在东汉。其根据如下：
1.我国记载历史的传统源远流长，但是在《吕氏春秋>、（逸周书》、《礼记》和<淮南子>等著述出现之前和之后出现的诸多历史著作中，例如《春秋》、《国语》、西汉武帝时期完成的《史记>以及东汉时期完成的<汉书>都没有任何关于迎春礼仪的记载。这样一个由中央政府组织，天子、诸侯和公卿都要参加的重要礼仪没有被历史学家作为史实记述，决不会是出于历史学家的疏忽，而应该解释为直至西汉末年迎春礼仪还没有真正施行。西汉时顺应时气和重视农时的观念都已经很明确，立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节俗。<汉书·谷永传>载：“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矜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担敕，劝农桑，勿夺农时。”此时立春已作为慰问和劝农的日子，但是与迎春礼仪并没有关系。在东汉初年，皇帝在立春赏赐大臣。
<古今注>载：“建武八年（32），立春敕束帛，公十五匹，卿十匹。”据<后汉书·祭祀志>所载，皇帝在立春El赏赐大臣，是在立春迎气之后。但是<古今注>的记载并没有提及迎春，这很可能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施行迎春礼仪的缘故。
2.关于迎春礼仪的事实的记述出现于东汉人的著述之中，以及记述东汉历史的历史著作之中，例如东汉成书的王充的<论衡>、蔡邕的<月令章句>和高诱为<吕氏春秋>作的注，以及记述东汉历史的<后汉书>。这些资料清楚地表明，迎春礼仪在东汉时期确实存在。对于迎春礼仪产生的年代，<后汉书·祭祀志>记述十分明确：“迎时气”自永平年间开始举行。“迎时气”即迎气，是东汉时期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和立秋前十八日在京城洛阳举行的迎接新的季节到来的仪式。<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二年（59），“是岁，始迎气于五郊。”<后汉书·董钧传>载：“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这些记述应是不容置疑的史实，可见五郊祭祀是于永平年间创制和实行的。
记载迎春礼仪的古代文献头绪纷繁，而且涉及的年代相差甚远，这对判别迎春礼俗的产生造成一定的困难。在此，我们应该首先区别这些文献的性质，即政论性的构想还是历史性的记载。尽管前者对迎春礼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判别迎春礼的产生年代还是应该以后者为主要依据。因此我认为迎春礼的产生是在东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