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她母亲喜欢老舍的小说，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9岁的她听着，倚在门框上笑。而她自己后来也喜欢上了老舍的小说，看了许多。
——原来张爱玲也喜欢老舍呢。多不相干的两个人，连文学研究都很少把他们凑到一起，即便有，也是对立的关系，一个雅，一个俗，一个高冷，一个亲民。而事实上，张爱玲竟是读了很多老舍小说的，受过他一些影响也说不定。
后来看近代史，也发现了有趣的故事：1922年，清宫里刚装上电话，17岁的皇帝溥仪对这新鲜玩意很着迷，又不知该给谁打，穷极无聊之下，顺着电话簿一位一位拨，就拨到了也刚刚装上电话的胡适那里。胡适接了电话，溥仪也不知道说啥，就说“你有空到宫里来，让我瞅瞅”。胡适倒认真，认为是溥仪对他的召见，一番准备后进了宫。俩人谈了二十分钟，溥仪叫胡适“先生”，胡适叫溥仪“皇上”。回来后，胡适形容溥仪是“有个性”的少年，还给他写了诗“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这事有点奇怪，分别代表着“旧封建”和“新民主”的两个人，居然还有那么点小交情。
又读书，发现原来胡适和张爱玲也有故事：胡适的父亲到四十岁仍是个郁郁不得志的秀才，还是多亏了张爱玲爷爷张佩纶的一封推荐函，才得以走上光明仕途，使全家人的命运随之转折。而张爱玲则小小年纪就读了《胡适文存》，还“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胡适的书。后来张爱玲出版了《秧歌》，就把此书寄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并附信“我读过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列传》的考证，印象非常深。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胡适把这封信贴在了日记里，并称，这本书他前后看了两遍，“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算是最好的了”。随后胡适又给张爱玲回了长信，表达了满满的喜悦和佩服。后来张爱玲去美国，10月到，11月就去拜访了也在美国的胡适，先是友人陪着同去，在胡适回访后，她便独自去拜访，在胡适的书房，听他讲过去的故事。可惜几年后，胡适回了台湾，两人便再未相见。张爱玲曾写过她与胡适的最后一别：“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后来有学者说，可以感到他们之间，隐隐约约的有一些什么火苗在摇曳。只是那火苗终是熄掉了。
但故事还没完哦。回到老舍这里。1962年，一位作家去拜访老舍，问他最近在写些什么，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原来，老舍正在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润色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这本署名溥仪的书，背后其实凝结着老舍的不少心血。有细心人曾指出，不知为何，溥仪的自传里有股子京味儿，其实那是我们的老舍在说话。
如果继续往外拉扯的话，其实老舍还给胡适写过信，内容谦逊又恳切，称“我读过先生的著作，在教育部国语讲习会听过先生的讲演，可是先生不认识我。”“我刚写成一部小说，想求先生给看一看。”可惜当时胡适正忙于在英国开会、做研究，根本无暇回复。而据老舍的好友梁实秋回忆：“胡适先生对老舍的作品评价不高，他以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
再说下去可能就没个完了。
世界真像个大糯米团，人和人以各种方式粘连在一起，而我们常常只看到表面的一层，不知在那之后，还有条条通幽的曲径，打开之后，别有洞天。你以为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其实一竿子就打着了。而正是藏在背后这些不为人熟知的一层层联系，才拼合起了一个人真实完整的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