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白，所以这本书叫《白说》。其实，不管我姓什么，这本书都该叫《白说》。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我们自己，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反而很无私，朋友为抢着买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情绪急躁，永远显得不耐烦。
那个面对熟人朋友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中的高层建筑数量世界第一，仿佛已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刚刚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中国人的生活半径很小，一亩三分地儿，乡里乡亲，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于是，让熟人朋友认可自己，是必须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闭的生活方式终于被慢慢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乡村走到陌生人中间，熟人的面孔变少了，约束也仿佛没了。
记得有一天在飞机上，两个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谈到刚才自己登机时的不文明行为，面无愧色地说：怕啥，又没人认识咱！
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又需要多长时间？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我们自己，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反而很无私，朋友为抢着买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情绪急躁，永远显得不耐烦。
那个面对熟人朋友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中的高层建筑数量世界第一，仿佛已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刚刚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中国人的生活半径很小，一亩三分地儿，乡里乡亲，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于是，让熟人朋友认可自己，是必须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闭的生活方式终于被慢慢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乡村走到陌生人中间，熟人的面孔变少了，约束也仿佛没了。
记得有一天在飞机上，两个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谈到刚才自己登机时的不文明行为，面无愧色地说：怕啥，又没人认识咱！
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又需要多长时间？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救他的人？
从当年的“小悦悦”事件到宝马车碾童事件，再到如今一起又一起摔倒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让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一塌糊涂。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会受谴责的是孩子的父母，第二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是不关注这些点的。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妹妹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对她勃然大怒，说：“姐姐你这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为了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很讲礼节，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有“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救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扛不住。在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他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我从来不愿听到人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谈论道德。那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话“贫贱夫妻百事哀”。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白岩松新作《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