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本土创新做的还不够，没有达到美国在1820年代、1960年代大规模创新的水准。如果不发展创新，总有一天，中国会发现没有技术可转移，经济停滞不前了。
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来到中国，参加由《北大商业评论》主办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 期间，腾讯《微讲堂》节目请到费尔普斯教授作了访谈。
费尔普斯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发展了熊彼得的创新理论，熊彼得认为创新是科学家和航海家的专利，而费尔普斯教授提出了大众自下而上创新的概念。
当费尔普斯教授用他的理论框架审视中国的时候，得出了许多很有意思的结论。以下为费尔普斯教授的精彩观点。
核心观点：
（1）原以为中国100%从国外转移技术，经过调查，发现中国也有创新。估计过去数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2%来自创新，高于美国的1%。
（2）中国的本土创新做的还不够，没有达到美国在1820年代、1960年代大规模创新的水准。如果不发展创新，总有一天，中国会发现没有技术可转移，经济停滞不前了。
（3）国有企业无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要让民营企业更容易得到融资，可以极大地推动创新。
（4）熊彼得认为创新是科学家和航海家专利，不相信商业领域可以创新，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商业领域可以创新，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5）广泛的教育对创新有一定帮助，但不等于创新。创新需要冒险和忍受孤独，传统的家庭观念可能是个阻碍因素。
观点一：中国也有创新，甚至多于美国；中国还需要在本土创新上做的更好
我曾以为，中国只是100%从国外转移技术，但当我去到工厂，和商人交流，我意识到中国也有创新。
我们估计，过去数十年，中国年均7%-9%的生产力增长中，约7%或8%来自国外技术转移，以及从沿海地区向内地的技术流动。尽管如此，还是有2%左右来自创新。这个数字可能看上去很小，但美国只有1%。所以，中国的创新发展可能比美国还要快，但因为我们过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其他来源，忽视了创新。
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技术转移，但这不会永远存在，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创新。如果美国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一直保持在2%、3%，中国可以一直依赖技术转移，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生产力因为商业领域的创新而迅速增长。后来，欧洲开始转移美国的新技术，几乎转移了它需要的所有技术，但大概到1990年代，欧洲的生产力几乎停止增长。这一幕也可能发生在中国。如果不发展创新，中国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现没有技术可以转移了，那时经济就停滞不前了。
对于中国正在消失的“人口红利”，我们一直预计中国工人的薪酬会上涨，因为生产力提高了，财富增加了，薪酬自然会随之增长。中国正在竭尽所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本土创新上做的还不够，还没达到美国在1820年代、1960年代的大规模创新，因为中国本土的创新没有覆盖到企业界的每一个人，一直到草根阶层。一个国家如果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要促进生产力和工资的上升，必须要有本土的创新，要有很多中国人参与到大众创新的过程中来。
观点二：让民企更容易得到贷款，有助于中国的大众创新
公共部门缺乏洞察力、愿景和商业经验，无法了解应该投资什么样的项目，也没有足够的洞察力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国有企业选择的一些项目也无法最大限度推动生产力提高。
相比之下，私营企业拥有更大优势，因为很多CEO已经成功创建了公司，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谋略。私营企业面临的挑战是技术本身的复杂度，而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挑战则在于商业判断力和洞察力。
所以，中国可以大幅度调整银行融资安排，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资本，使大量资金能够基于纯粹的商业和利润基础来进行借贷，提供给民营企业，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当然，金融业也要有商业头脑和经验，要有能选出有成功潜能的企业的慧眼。
观点三：创新不是精英的专利，大众也能创新
19世纪初期英美生产力腾飞，人们很开心，专心地工作，非常满足。这并不是因为科技进步，当时并没有太多新的科学发现，取而代之的是商业领域的创新不断涌现。商人不断创造、开发出新的产品，这些成功是一种经济和商业上的创新，不是科学上的创新。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只有科学家和航海家才能创造新事物，商业部门唯一能做的就是运用，完全不相信商业领域也可以创新。我的观点恰恰相反，相信商业领域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观点四：创新不等于高素质教育，创新需要冒险
19世纪美国在商业领域的创新是一种文化，一些价值观激励了创新，人们对创新感兴趣，乐于创造新事物。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末，创新浪潮迅速消退，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又开始出现。
广泛的教育对创新很重要，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创新主要来自于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群。但很高的教育背景并不等同于优秀的创新条件，就算有极高的受教育程度，也并不一定有创新的火花。19世纪美国商人主要在农场、城镇的工厂和办公室工作，一样有很多创新。
创新必须有足够的洞察力。光有创新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就能做到创新。创新是极难的，既需要新产品的想法，也需要洞察或预见用户喜好，而这要靠经验而得，所以你无法期望一名刚毕业的清华大学学生可以一蹴而就，虽然会有例外。
家庭价值观可能会阻碍年轻人从事具有创新冒险和挑战的职业，这个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存在。同时，企业家很多时候不得不任人唯亲，这样也会影响创新。
中国人很重视知识的作用，很多中国学生学习很投入，但创新需要长时间的孤独思考，在孤独思考过程中找到一些原创的洞察力、非传统解决方案，中国人到底多大程度上愿意忍受这样长时间的孤独，脱离他的朋友圈和家庭圈？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多大程度上愿意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呢？这是需要花时间的。
所以，对于怎样才能推动创新，我有个比较疯狂的想法，就是中国人应看看价值观里有什么内容阻碍了创新。或许可以要求中国的母亲跟孩子说：“别去公营部门捧铁饭碗，要去私营部门冒险，去自己执生。”
注：埃德蒙•费尔普斯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2006年因“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繁荣》一书的作者。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集中研究了“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这样几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大繁荣》的英文全名，翻译过来应当是“大繁荣：草根创新如何创造就业、挑战与变局》（Mass Flourishing 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费尔普斯认为大众创新是上述几个问题的答案，这也是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核心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