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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一世为人,我追求完美和卓越

Managershare:“一个有大志向大胸怀的人,必定有大情感。如果觉得他没情感,只是他没有表达。”褚时健传纪作者先燕云说,“出事之后,他重整自己,回顾自己的经历,发现人生中最珍贵的还是爱人和孩子,只有他们对他不离不弃。”

地下党时期,他是代号“黑猫”的学生兵、神枪手,仅以青年团员的身份就当上了连队指导员;“反右”时期,他由国家干部变为“右派”分子,下放大山改造,却无师自通地令亏损的农场、糖厂等扭亏为盈;摘帽之后,他成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在他主政的17年里,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一度成为全国工业企业税利第一名,被视为民族工业的旗帜;而他本人,却在巅峰之时因为经济问题入狱,女儿更在狱中自杀身亡;但73岁时,带着一串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的诊断记录保外就医的他却又开启了一项新事业:种出了可能是中国最知名的橙子。

由先燕云、张赋宇所著的《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记录了这名改革风云人物86年生命中的跌宕起伏。作为传主唯一授权的传记,褚时健认为这部作品对他的人生与实践有着比较到位的理解与总结,“写我不要编故事,不要讲大道理,求真求实最好。我不是什么天才,也不唱高调,一世为人,我追求完美和卓越,遵循实事求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我的人生还真的有些可以总结的东西。”在序言中,褚时健写道。

近日,《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作者先燕云、张赋宇在京接受了媒体访问。

变与不变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2400亩荒山,开始当一个种橙子的果农。这一年他74岁,《监外执行审批表》上罗列的病情有:糖尿病、陈旧性心肌梗死、原发性高血压二级,每天需要打两针胰岛素,吃一捧各色药丸。那时候王石去哀牢山看他,只看到一个穿着破烂圆领衫的老头正跟一个修水泵的讨价还价,你开80、我还60地扯皮——很难想象这个这个被乡亲们称作褚大爹的老头,20年前随随便便批个条子就是几十万的收入。

更难想象的是,他真的持续种了12年冰糖橙,果园从2000亩扩张到一万亩,年产量从1000吨发展到10000吨。褚时健将自己培育的冰糖橙名之“云冠”,摆明了要种出云南地区最好橙子的决心;然而市场却给了他的产品一个更响亮的名号:褚橙,仿佛每一颗果肉之鲜甜,皆源于内核里的励志传奇。

王石曾以一篇《哀牢山上冰糖橙》抒怀,很多企业家因此知道这位原红塔集团掌门人的近况,纷纷来探望,包括后来开始种猕猴桃的柳传志,当然更包括隆重写成专栏配以合影的田朴珺。

在后来对相熟记者的采访中,褚时健称与田的合影是不能不给王石面子。而在褚时健的干女儿先燕云看来,这也是这些年来,这个老人身上的变化之一:“在当玉溪烟厂厂长或红塔董事长的时候,他并不是每天笑眯眯的,而是非常干练、非常忙,一天1/3的时间下烟田,1/3的时间工作,还有一点时间就看看书。那个时候记者要见他都要办公室安排,排着队等。他也并不像现在这么随和、慈祥,可以让每个人跟他合影,把他围在中间照相。”

更大的变化,是红塔时期,身为国企领导,褚时健不让亲属参加厂里的商业活动;而现在的褚橙庄园,顾名思义是他的家族企业,董事长是老伴马静芬,褚家的第三代也成为公司主力军,褚时健并不讳言,老来种橙,是为了给子孙留下立身之本。

当然,这位“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仍有所不为,有投资公司希望将褚橙运作上市,他拒绝了,因为不能“亏股民”,尽管现在赚的钱基本投入到再发展,但他觉得,“这个钱我花得踏实。”

他认为自己不管给国家干还是为自己干,都有一个不变的追求:沾着手的事就要干好。“我这个人的性情就是不服输,用句时髦的话说:看重自我价值的证明。我希望对我的家乡、对我的民族、对我的国家做点好事,我们这一代人,逃不掉的有一种大的责任感。”

“不做滇南烟草王”

1996年,作家汪曾祺曾赠“烟王”褚时健一幅《紫藤图》。当时汪曾祺乔迁虎坊桥新居不久,因中国作协送了一张大书桌,终于有条件画大尺幅的画了。先燕云记得,这是她见过的汪老最大的一幅画,画上题诗两句:“倘若你我闲闲坐,不做滇南烟草王。

汪曾祺在第二年5月去世,虽然1月时他特地又去了云南参加第二届红塔山笔会,但并没有“你我闲闲坐”的机会。“不做滇南烟草王”倒似乎一语成谶,褚时健当时已被隔离审查,并于1999年被判无期徒刑。多年之后先燕云问起《紫藤图》下落,褚时健说,抄家之后不知所踪。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时,玉烟厂只是云南一家默默无闻的小烟厂。而褚时健通过国际最新设备技术引进、扶助烟农以提升烟叶质量,以及革命性的内部管理的“三驾马车”,迅速使玉烟厂扭亏为盈,更成为中国最大的烟草集团。在1990年代初,玉烟厂旗下红塔山、阿诗玛、红梅持续垄断了国产卷烟前三强。1995年,“红塔山”的品牌价值达320亿元,成为中国最具价值品牌,几乎是排在第二位的“长虹”(87.71亿元)的4倍。而玉烟厂也顺势在这一时期改名红塔集团。

褚时健担任红塔掌门人的17年里,企业共实现税利991亿元,1996年更是超过大庆油田,成为全国工业企业税利第一位。那一时期的红塔集团被视为国民工业的一面旗帜,而褚时健则收获了全国优秀企业家、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荣誉。

但在1999年,这位企业家却以失去终身自由为代价,推动了企业家年薪制的建立和变革。因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被减为17年有期徒刑。相比褚时健在红塔17年的60多万的总收入,他的继任者,年薪与奖金即已过百万。

他的入狱同时引发了国企领导“59岁现象”的讨论。褚时健贪污,乃是考虑到新总裁将接任,自己将交出签字权,于是决定为“将来想想”,和下属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褚时健分到170多万。在交代案情时,褚时健表示自己当时的想法是:“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通常认为,褚时健的落马,是因为一封自河南省三门峡发往中纪委的检举信,揭露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相关人士对褚时健的行贿而牵连。中纪委在调查中发现,除了褚时健本人的贪污,也有其女儿、妻子及亲属的接受贿赂。1995年12月,褚时健女儿褚映群在看守所自杀,据当时新华社报道,褚映群“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褚时健解释:“当时倒烟获利,全国上上下下都有,都合法。她跟广东的一家烟草公司合作经营批发阶段,分了几千万。”

而在《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中,先燕云还透露了一个背景:1994年,原贵州省委书记夫人阎建宏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被判处死刑。阎建宏的儿子儿媳逃往国外,儿媳离婚嫁了薛蛮子固然是后话,但阎建宏案中,还涉及五万件红塔山香烟,这批烟经倒卖后获利上千万。“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批示,要重点查处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在传记中,当时同在河口的先燕云解释了事情经过。先燕云介绍,最初的出游目的地是新平,但因为新平县委得知情况,打电话来说要为褚时健接风,“他考虑到,我被中纪委调查,你还给我接风,会给你们带来麻烦的,所以才临时调整了去处。”

先燕云回忆,这次旅行一行7人,到河口后,先燕云因身体不适留在宾馆输液,褚时健与几名同伴计划先去越南看边贸街,再带她回蒙自打吊针。但他们办理过境手续时被发现,边检站领导一边陪褚时健聊天,一边通知了省委领导和中纪委、公安部,并等待上级指示。“这和逃离国境没有关系,从地点的选定到中途的变故,整个事件有太多的偶然,不可能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出逃。再说褚时健等人都是用自己真实的身份证办理的短时过境手续,有这样愚蠢的逃犯吗?这只是一个奇迹,让调查人员在跟踪了很长时间后,终于有了拘捕他的机会。”先燕云坚持。 

褚时健的情感世界

河口事件使褚时健被隔离审查,两年之后,先燕云才再次见到褚时健,在他的庭审现场上。近一个月后,在云南省第二监狱图书室,她见到了当了图书管理员的褚时健,她叫了一声“爸爸”,褚时健当时感动落泪。

“我也是高傲的人。”先燕云说,“原来他想认我做干女儿,他女儿也促成,但我当时不愿意。直到他落难之后,才确认了。”

1991年,参加完红塔山笔会后,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给作协成员、《云南日报》记者先燕云留了个任务:写一篇13000字的褚时健的报告文学。

对一个企业家,先燕云设置的采访主题却是“褚时健的情感世界”。第一天先采马静芬和褚映群,马静芬说:“到目前为止,连我都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褚映群说:“我老爸从来不软弱,坚强到这个程度,谈什么情感?”

第二天采褚时健,聊的是人生、童年、成长经历、内心世界。相对家人的疑惑,褚时健对这样的主题却毫不为异。先燕云听他讲1960年代在农场劳改时曾遇洪水,褚时健在水中打捞原木精疲力竭,被卷进漩涡,但因为脑中浮现妻女模样,一下感到责任:“我最过意不去的事情,就是把她们丢在这儿,我死了不要紧,她们今后日子怎么过?一想到这个,我突然有力量了……如果没有这一秒的灵光一现,我肯定出不来了。”

先燕云听得感慨,问褚时健为何从不向人诉说内心:“是你没什么可诉说的,还是你内心太强大,强大到不愿意诉说?他说,我内心强大。” 

先燕云将这个细节写进稿子里。马静芬第一次知道,这个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表达感情、从没有一句关怀的话,以至常常令她哭泣的丈夫,心底竟然有这样的幽微。而审完稿的褚时健一手拿着稿子,一手拿着眼镜从里屋出来,问先燕云:“你多大了?你怎么能理解我?从今天起,我们就算忘年交了。”

“一个有大志向大胸怀的人,必定有大情感。如果觉得他没情感,只是他没有表达,他的情感应该还要深沉执着,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对他的情感、苦难、责任进行解读,这份理解让他奇怪:竟然有一个陌生人可以这么懂我。”先燕云对澎湃新闻表示。

褚映群自杀后,在她心目中“从来不软弱”的老爸,却自责到哭了无数次,乃至多年后记者采访时,褚时健说到此节仍会流泪。1994年,在与先燕云闲聊时,褚映群就提到:“其实老爸也该退了……光环大了,人会变成神的,太阳烤多了,人也会被烤糊的。”当着褚时健的面她也多次劝父亲退休。而出事之后褚时健一直觉得,是自己没有及时退下才害了女儿。 

正因经历了人生的起落,家庭对现在的褚时健愈发重要。2007年,马静芬直肠癌手术后,褚时健每天为老伴安排一日三餐,“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耐心”。种植褚橙原本是为了解决养老问题,但现在,却成为凝结褚家三代人的共同事业。在他的褚橙王国里,外孙女一家负责销售与财务,大孙女则负责公司管理,儿子负责开发镇沅县4000万亩的新增果园,而老伴马静芬除了对庄园的全权负责外,还兼顾最新开发的3000亩沃柑的管理。

至于褚时健自己,这名一直以来习惯于核心位置的领导者,目前虽然还掌控最核心的5000亩褚橙,但他已经打算从旁观察孩子们能做到什么程度。“这辈子只能在山里种橙子里。还剩几年时间,把这轮扩展搞成功,让后代子孙的生活有条出路。” 

【专访】 《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作者先燕云 

澎湃新闻:作为一本传记,本书的第三部分(1995年以来)却出现了“我”,并不完全是传主的口述,而依靠“我”的亲历、观察与理解来展开。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处理?

先燕云:对褚时健个人来说,这段经历是他人生的败笔、跌落的谷底,他对这一部分不是很愿意回忆。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原因,我在文章里也作了一定说明,比如用律师的辩护词,提到那时候的政策是有很多界限不清的地方,褚时健那样的人是摸石头过河的一代人,很多路是靠他们蹚出来的,政策法规都是滞后的,那一代的企业家后来出现集体陨落的情况,是与这样的时代环境相关的。但面向读者,写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强调这方面的理由,犯法就是犯法。而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传主的感受。对褚时健来说,他心底有永远的痛,他的女儿为了这些事情失去了生命,这在他自己是一个很深的伤疤,一直在疼,更不可能剥开让别人来看。他和他妻子接受女儿的死都有一个过程,那现在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应该用什么谨慎的态度,写的时候也要考虑他的感受。       

澎湃新闻:在私下的场合,他提过女儿的事吗? 

先燕云:不谈的。律师马军告诉我,他知道女儿去世后委托马军去河南办理后事,当时他控制不住就哭了,说“是我拖累了姑娘”。接到骨灰的时候,当场又哭了。但我去监狱看他,都没有谈到过女儿。只是有一次,他看我穿少了,打开了他女儿的衣柜说如果不忌讳可以找一件穿,那时候他女儿去世一年了,但家具啊衣服啊都保存得好好的。我当时没有挑,不是忌讳,是怕他睹物伤人。 

澎湃新闻:那他谈过自己的这段经历吗? 

先燕云:也不大谈,毕竟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他说过,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判这么重,因为不是故意要犯罪,而是当时出于心理不平衡,而不平衡里又有很多原因。但既然这么判了,经过了很震惊很沉痛的过程,他也就接受了。说实话,他这一生经历的波波坎坎太多了,生离死别也很多,所以导致他现在更愿意躲开现实,在深山里种橙子。他是甘愿淡出视线,隐居山林的。当然,种橙子也有另一个角度:他总觉得自己给国企干都能干这么好,给自己干会干得更好,这里也有他的一种气性在。

澎湃新闻:除了这段经历,在采访过程中,还有他不愿回顾的人生阶段吗? 

先燕云:基本没有。我们也跟他说,一个传记不应该缺一块,还是应该都写进去,他也坦然接受了。所有的成功辉煌、波澜失落,他都能接受。而且他反而不愿意说别人做得不如他。很多人都说褚时健走了,红塔垮了,虽然事实如此,但他也不愿意说这个事。 

澎湃新闻:你与他交往20多年,觉得他是一个有命运感的人,还是一个相信人定胜天的人?

先燕云:在他那样的环境中,不可能没有命运感。他是一个大时代造就的人,个人命运是在时代的交错、碰撞中而铸就的,很多东西上肯定有命运感,哪里能够人定胜天。只是他在任何环境下,都有自我要求,他要做事、要做好、要负责,这是他的做人态度。 

澎湃新闻:读完这本书,感到褚时健的人生好像渐渐由社会转向家庭。

先燕云:是啊,我1991年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他对妻子和儿女的感情,他不习惯表达,但他一直对家庭用情很深,不是没有责任心、没有感情,只是此前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分配给家人。出事之后,他重整自己,回顾自己的经历,发现人生中最珍贵的还是爱人和孩子,只有他们对他不离不弃。然后他也终于从位置上下来了,劫后余生大家在一起了,就愈发珍惜现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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