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昆明是三小时飞机，从昆明到玉溪是一小时车程，从玉溪到戛洒镇又是三小时，再开半小时车，就到褚橙基地了。
11月17日的哀牢山没有哀愁，正是收获季节，午后硬朗的阳光打在漫山遍野的橙子上，就像小孩子在拍打皮球，欢实得紧。
傍晚，王石来了，带着56个朋友，这是他第五次拜访褚时健。初时，他一个人来，此后，都是带企业家来。这一次的访客有所不同，除了企业家，还有法官、律师、艺术家……分别来自王石经常活动的几个组织：欧美同学会、亚布力论坛、光华管理学院同学会、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褚时健在后来的欢迎晚宴上说：“我是大老粗，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
褚时健专程从玉溪的家中来到基地见老朋友。
从表面上看，褚时健、王石两人反差极大：褚说云南话，王说普通话，中间偶尔还掺几个英语单词；褚穿一双胶底布鞋，裤腿上还残留着泥巴，一看就是一个经常下地的人，王可是时尚杂志封面人物；褚一生事业基本上在云南，且主要集中在玉溪，王满世界跑，登珠峰，念哈佛；年龄也不同，褚八十八，王六十四，前者长了后者一辈。即便如此，褚时健外孙女婿李亚鑫对我说，褚、王的关系其实真可谓“惺惺相惜”。
褚时健的老伴儿马静芬八十三了，高，瘦，身体和精神头都相当好，她是褚橙的“新闻发言人”（王石调侃语）。老太太爽快，爱开玩笑，会客室里，她坐王石对面，两个人热烈地聊着养生的话题。老太太十年前查出患了晚期直肠癌，如今病灶居然完全消失了，她把奇迹归功于学佛、信中医、吃酵素。酵素是按自己琢磨的配方做的，王石建议她申请个商标，以后还可以生产、销售，也在商业上“和褚老PK一下”。
“褚橙本来就是我两个人的，我们有个公司就叫‘褚马氏’。”马静芬反应快。
她从小就主张男女平等，她说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是谁都离不了谁，“没有我也没有他”。这一点让王石非常欣赏，他当即邀请随行作家周桦为老太太写一本传，书名就叫《马姑娘》，马静芬、周桦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见面当天，周桦写的《褚时健传》还没正式面市，但中信出版社赶印了几十本，专程带到庄园来赠送给这批访客。
“马大姐，你那酵素是怎么做的？”王石问。
“保密。”马静芬答。
王石哈哈大笑，褚时健抱着胳臂在一边静静地听，他笑得很淡。他本就不是个爱说话的人，年岁大了，这几年走路时都需要把一只手搭在助理的肩膀上，就更寡言了。
虽然不是刻意为之，寡言还是在客观上增加了褚时健的神秘色彩，他说得越少，人们越愿意听他说。正如我的同事总结的那样，“有人声嘶力竭也没人要听，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而“寻褚，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朝圣的仪式。
我跟五六个访客聊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答案其实不问可知：到底因为什么，使13年前的褚时健决定高龄种橙，一头扎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创客队伍，而且至今全力以赴？
“他的故事流传广泛，为什么还要大老远专门跑一趟？”我问访客。
“百闻不如一见。当然，也为了表达敬意。”德国都芳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喻恒的回答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诉衷情
满屋子人齐刷刷站了起来，鼓掌。褚时健、马静芬走了进来，坐下，5岁的重孙坐在马静芬腿上，动个不停。
大家都在等褚时健回答那个“为了什么”的问题，于是，褚时健说：
我从小就养成个习惯，总想找点事做，不做事心发慌，无聊的时候，生闷气。这些年，坎坷非常多，我这个人生，总体来说不顺啊。但不管咋个说，不管顺逆，我总有一个老习惯——想把事做好。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呢，很复杂，很丰富，也给了人锻炼的舞台，这就恰恰符合我这个老习惯了。
当年中纪委书记到云南来，跟我们这里的头头讲，这个老人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你们要关照下，不管咋个整，莫叫他过不下去。玉溪市几届书记、市长都问我和老伴儿，你们想整哪样事，要我们帮忙的，就说。说真话，以前还是穷怕了，老了以后得有吃饭钱呐，事情我们当然想干点。
很多朋友，我以前对他们很诚心，他们也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所以我后来坐牢，到监狱里看我的人，非常多。这些人都悄悄留下三五万、七八万、十来万。监狱把图书馆给我管，我那个书架上，这样就码了一百多万块钱。这个体现了一种朋友之间的真诚，所以监狱里那些管理人也不管。加上我以前的积蓄，我们就有两百多万。但要做企业，还得跟朋友再借。我的朋友都很诚恳。我说，我不敢保证我做成功，做不成功赔不起你们喽。那些朋友，一家拿上两三百万、四五百万问题不大，说你七十多八十了，搞这个事情，我们一家拿几百万，输了就算了，你不需要赔，不需要把这事压到心上。
为啥到这里来种橙子呢？这块地方，下边有个糖厂，我在那里当过厂长，我老伴儿在那里当过糖厂的统计、纸厂的化验员，我们一家在这个地方人熟事熟，我们选择这个我们熟悉的地方来做。
种橙子这事，原来想没那么复杂，搞着搞着面临的问题不少，这个时候就要靠意志了。朋友说，丢掉算了，你吃多少，我们出了，他们不理解我。但对我们两个老人来说，不管有哪样困难，我们别的出路没有，只能硬着头皮解决问题。
搞到第九、第十年的时候，我的品牌社会承认了，利润也越来越高。到这个时候，我就有两个想法了：一是我们对当地农民有感情，希望他们更多人生活富裕起来；二是要为我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事业打个基础。我说，你们不要懒，不要讲享受，我一生没有哪天讲过享受。
中国的三农问题，真是不容易解决啊，关键是要提高土地产出率。这附近有一部分农民，五六年前就开始跟我们种橙子，我把技术拿出来义务为他们服务。以前的冰糖橙，10块钱4斤，到今天，高价到三四十块一公斤了。稍有规模的种植户，一年剩余也有两三百万了，三百多平米的小洋房也多起来了，已经不是一般的小康了，在农村也赶得上中国的中产阶级了。想到这些，我心里头还是高兴。只有少数人好，社会问题就复杂，多数人好起来，大家才得安宁。我们出了很多力，没有白苦，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是有点意义。
“褚老讲得忒实在，不那么高大上啊，你回去咋写？”坐我旁边，来自北京的P2P创业者私下问我。
确实不高大上。
同样的问题，我问过马静芬，她的回答也不高大上。“我们不会说，你们文化高，帮他总结一下。”马静芬对我说。
检视褚时健以上自述，可以提炼出“为了生活”、“为了社会”、“为了子孙”等几层意思，马静芬还告诉我，也“为了证明自己”，“他是能干事的，不管在哪里都能干好，不是碰运气”。但如果给诸多“为了”排序，排在首位的，其实还是“为了做事”。
对褚时健而言，“做”就是宗教，老老实实地做，往精里做。
王石说，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褚时健种橙第二年（2003），王石就来看过褚，褚当时的激情把王石给惊着了，但他没想到褚时健真能成功。当年万科订购了10吨褚橙，但那时褚橙“不好吃”。他第二次来看褚时健已是11年后，其时已是举国都说“励志橙”的时候，褚时健真做成了。
忆少年
褚时健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太多死亡。
1943年，42岁的父亲褚开运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当时，褚时健15岁，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时佐不满周岁，母亲带着他们苦熬日子。作为家中长子，褚时健不得不像一个家长一样担负起家中的经济重担。他接过了原本是母亲负责的酒坊，烤酒、卖酒。父母本就是沉默的人，褚时健幼时就不敢调皮，此后就更沉默了。
1949年，褚时健和跟他要好的堂兄褚时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他在这里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也在这里目睹了堂兄和不少战友的牺牲，他自己也险些被炸弹炸飞。
1950年，弟弟褚时候因公牺牲，47岁的母亲因病去世，褚时健不到23岁，尚未成家。母亲死后，他把弟弟褚时佐、妹妹褚时英带在身边，“我走哪里就带他们到哪里”。
褚时健在自述中说，早在战友和堂兄牺牲的1949年，他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对人生负责任。想得太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快活到望九之年了，他说，活比死重要得多，活着，就得认真做事。
行走在刀锋上的战士性格像刀一样硬。凭着这份硬气，褚时健在学生时代扛过了一个月内每天只吃一餐饭的日子，扛过了反右（褚1958年被划为最后一批右派）和文革岁月，最后成了亚洲烟王。
也因为这份硬气，他不太懂得通常意义上的温柔体贴。马静芬说，她和褚时健原来吵架，多半都是因为褚不顾家。褚时健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到了晚年，终于意识到了，但他说自己不后悔，“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还会像当年那样做。
周桦在《褚时健传》里讲了一个他当年在红塔集团不体贴员工的例子。那一年，他带着一干人马远赴欧洲采购了2300万美元的设备。出国很长时间，临回国前，下属问：“厂长，我们不出去玩玩吗？”“你们想去玩吗？”“当然啊。”“你们也不早说。”他放下属在巴黎疯玩了三天，但他自己对风景没有兴趣，倒是对巴黎的名画和雕像兴趣浓烈，因为作者那一份精雕细琢的功夫。
回到工匠精神，认真只是一方面，所谓大匠，还得必须知道什么叫做“好”。在周桦看来，“褚老是从小就见过什么是好东西的人”，他认为这是褚时健工匠精神的重要来源。
1910年，总投资1.65亿法郎的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中国西南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被法国人看中，当年就负责其中一段铁路的安保工作，法国人还给他发津贴。褚发珍把家搬到了车站附近，他儿子（褚时健的父亲）后来的生意就是在铁路上跑运输。
滇越铁路采用的是米轨，火车装的是米其林牌橡胶轮胎，它们都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顶尖的工业水平。这简直是《百年孤独》中的魔幻桥段，外来文明对一个土著少年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几十年后的2015年，褚时健向周桦回忆起幼年生活时还频繁地提及米其林火车、米轨、法国人，以及乘客从车厢扔出来的精致的饼干盒子。“小时候看见火车，就觉得长大了应该过那样的生活，”褚时健说，“法国人带着七八个人就把一个大车站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现在想起来还是佩服的。”
周桦感叹，“所谓见识，无非就是见过好东西，然后能判断什么是好东西，进而能做出好东西。”周桦所谓的“好东西”其实还包括一流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褚时健在昆明念高中的时候正值西南联大迁居昆明，彼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为了改善生活，经常到昆明的高中兼课，褚时健是见过闻一多的。
渔家傲
有人问马静芬，如果褚时健当年不出事，还会不会自己创业？
“肯定不会。真是那样的话，做什么也由不了他，还是得由政府安排。他75岁以前都是政府安排的，让到哪里就到哪里，叫干什么，会干就干，（要是）不会，学会了再干。”马静芬很坦率。
周桦采访褚时健一年半，褚时健给她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他是特别善于妥协的人。“我们一直在强调他跟这个体制在不断碰撞，其实他一直试图做一个听话的人，他一直是跟着这个体制走的。他经常跟我说，无论是被打成右派还是去糖厂，甚至于后来去玉溪烟厂，他们让我去，我没有办法啊，我不想去，也只能去。他做了农业以后，马老师的一句话对我很有感触，她说，‘我们只有做农业呀，做其它东西都太高调了，做农业，扑在土地上，就没有人说什么了’。都说他为企业家赢得了尊严，其实这么多年，他最缺乏的就是‘尊严’。”
这个结论对王石来说很意外，事实上，正是王石从褚时健身上看到了企业家的尊严。“褚厂长以耄耋之躯创造了个人品牌‘褚橙’，焦虑的中国企业家阶层从他晚年的奋起中看到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企业家尊严的源头：工匠精神、独立人格、不断创新，为社会贡献价值。”
王石当然也承认褚时健身上有妥协的一面，但他认为，妥协可能是一种屈辱，也可能是一种包容的智慧，与强调阶级斗争相比，妥协甚至是一种进步。在他看来，妥协和尊严不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在社会上做事，当然需要妥协，关键是怎么妥协、向谁妥协。王石2004年加入阿拉善SEE，2007年当选第二任会长，当时他就说，自己1983年到深圳创业，字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个词，但阿拉善让他学会了妥协。他的原则是，不和政府妥协，和民营企业家妥协。“马云前不久说不行贿是企业家的底线，这个话我20年来一直在说。”
王石更愿意对历史抱持同情的理解。“文革以前，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干部、技术员，都不是我选择的。褚老所处的时代，岂止是商人，大家都是被决定、被安排的，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但是，老两口到哀牢山是自己选择的，不是组织分配的，这十多年，他自己说了算，实现了真正的经济独立，这是不是尊严？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把东西做好，有没有作为工商阶层最起码的尊严在里面？”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醉翁之意，何必在酒？正是有感于褚时健所体现出来的企业家尊严，王石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黄铁鹰教授的课题组做了褚橙案例研究，黄铁鹰因此写了一本《褚橙你也学不会》。去年拜访褚时健时，王石还决定再为褚做几件事，其中包括：出一本严肃的传记、拍一部纪录片、建一座博物馆。如今，周著《褚传》已经出版，纪录片和博物馆还在筹拍、筹建。
沱沱工社创始人董敏做了7年有机农业，非常辛苦，她是流着眼泪看完黄铁鹰写的褚橙案例的。黄铁鹰让她站在褚时健同行的角度写一篇文章交给他，她很认真地写了。“只有把事儿做成了才最有尊严，这也是中国企业家取得尊严的唯一出路。”董敏说。
这句话暗合褚时健对自己的评价：“我不希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是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尼采说，一个伟大的人格，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我们或许可以说，褚时健通过“做事”克服了这个时代，并为中国企业家阶层赢得了尊严。
来客争相表达对褚时健夫妇的敬意，喻恒和歌手陈琳的表达方式别出心裁。喻恒用一把有300年历史的小提琴演奏了一曲《牧歌》，陈琳则献上了二胡独奏《赛马》。前者悠扬，后者痛快，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两个青年农民正听得沉醉。
凤将雏
2007年底，褚时健外孙女任书逸在加拿大接到外婆马静芬从云南打来的电话，外婆让她和李亚鑫回来帮他们。彼时，任书逸、李亚鑫刚刚毕业，本希望拿到绿卡再回来。
“等你们那时候再回来，我们累都累死了。”马静芬说。
任书逸、李亚鑫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但随时关注家里的情况。他们知道，这几年外公外婆种的橙子不好卖，大多数都是被外公当年的故交订购的，有时候橙子卖不掉，只能整车整车倒掉，当时利润也不高，也就三四十万。这不是长久之计，况且两个老人都七八十岁了，也急需晚辈照料。
他们回来了。李亚鑫学的是国际贸易，任书逸学的是市场营销，褚时健就让他们组建褚橙的销售队伍。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李亚鑫、任书逸的努力，褚橙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热销，并成为一种象征物。
我看到一张当年李亚鑫跟着褚时健到果园视察的照片，那时的他相当清瘦，留中分发型，一看就知道是个刚毕业的学生。褚时健跟果农说种植的事儿，李亚鑫在一边认认真真地记在本子上。李亚鑫家庭条件不错，早就离开老家到外面求学去了，他哪干过农活啊——不当学徒怎么行？
如今的李亚鑫沉稳、干练，发型也变了，寸头。事实上，除了直接负责销售，他早已全面协助褚时健的工作。公司的员工也由他招聘，其中大都是85、90后。在这些年轻人眼里，褚时健是个慈祥的老人，从来没向他们发过火。销售公司的副总马海涛、经理邓宇跟我讲起褚时健的故事，从来都是“爷爷”如何如何，他们不把他叫“褚总”、“褚老板”，甚至不叫“褚老”。他们在公司工作，感觉像在家里一样，马静芬有时候还跟他们打几圈麻将，而任书逸跟他们本来就是朋友。
我和李亚鑫聊天的时候见到了任书逸，她一头长发，穿一身运动服，自然、内敛，完全看不出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现在负责公司财务。
褚时健明确表示，因为中国尚未形成职业经理人文化，他这次创业就是要做成家族企业。在李亚鑫、任书逸回国六七年后，褚时健的儿子褚一斌、孙女褚楚也回国加入了父、祖的事业。他们原本都是做金融的，现在褚一斌负责一块种植基地，平时住在昆明，褚楚负责公司的行政管理，就住李亚鑫夫妇家，她从小就跟任书逸要好。
褚橙这几年一直供不应求，价格节节攀升。2014年，2400亩果园挂果，产销量9000吨，销售额刚刚过亿，纯利润居然高达7071万元。如何增加供给成了当务之急。
褚时健这几年一直在扩大种植面积。到2015年底，褚橙庄园老基地已经扩大到将近7000亩，只是其中3000多亩果树明后年才能挂果；在丽江市永胜县，褚时健把1500亩甘蔗林改造成了橙园；在同处新平县的磨皮和漠沙两镇，褚时健分别拿下了3000亩、6000亩山地，磨皮的地用来种褚柑，每年二三月上市，恰好和褚橙上市时间打一个配合；在元江县，褚时健正在改造3000亩土地，准备种褚橙和褚柑。按褚时健规划，2020年前，褚橙的年产量将达到6万吨。
“褚橙最大的隐忧是什么？”我问李亚鑫。
“过剩。”李亚鑫说，为了应对几年后可能出现的过剩局面，他正在大力拓展销售渠道。目前，褚橙和本来生活网、天猫、京东等众多平台都有合作，还成立了自己的电商公司，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订阅褚橙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但事实上，褚橙在线下的销售量远远超过线上。目前主要的线下市场在云南、四川、重庆，北上广深也已初步进入，下一步是全面铺开。即便真出现供求关系扭转的局面，褚时健也准备了预案——办果汁厂。
多年生活、工作在外公身边，李亚鑫说，外公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一生做事认真；二，对得起别人。“褚橙是褚老的心血之作，是他的精神支柱。我要把他的精神传到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也给很多正在创业的人看看褚老的精神是怎么延续下去的。”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千里之后，又当如何？
与外界所知的有所不同，事实上，除了王石等少数知名企业家来访，褚时健这几年来越来越不见生客了。工作之外，他很享受带重孙子的生活。
2015年初，李亚鑫、任书逸的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一个不到两岁，褚时健就给他们一人送了一本书。在给大重孙的书上，褚时健写道：
“墩墩，长大成为一个男子汉。要心胸宽大，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公公祖祖：褚时健。”
在给小重孙的书上，褚时健写道：
“潼潼，祖祖喜欢你。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褚时健。”
一句顶一万句。
文_本刊记者 萧三匝 编辑_何伊凡 摄影_史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