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要说的这些故事，一些人看了可能就像，轻轻打个喷嚏，然后继续吃甜蜜的下午茶。这就是种族、政治话题的微妙之处。对某些人而言事关生死，而在另一些角落，只是一个喷嚏。这是人类在冗长历史、庞大社会架构中自己塑造出的枷锁？因人类自身的弱点而生，深刻，却是幻影？
这个学期的小组项目，被分到跟一个非常nerdy的学霸一组。在第一份小组报告的准备过程中我们讨论哪一种方案最有可能被教授认可、可能得高分，我耸耸肩开玩笑说：“我不在乎分数！所以我两种方案都ok。”学霸说：“我一定要拿A！我要申PHD。你们这门课都会得A的——因为我会得A。（这门课规定团队每个人得分相同）”这段对话最终一笑置之了。后来，一个人的时候，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在乎成绩？我为什么开始对许多事情漠不关心？我想了想，是这么回事：一个几乎每天都在经历existential crisis、每天都在问自己“我是谁”的人，如何会去关心作业上面那个红色的数字？
前段时间读到一篇文章趣谈名人们20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20岁的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经历着一段对自我种族身份认同的危机，每天抽烟、酗酒、逃课，只是为了把“我是谁”这个问题挤出脑袋。哦，这不就是我吗？
一个典型的初来美国的中国人的故事。不太典型的可能是，我在美国南部，非大城市。我读的是公共政策专业，项目里80%是政治敏感的美国人。
上个星期好几节微经课上没看到我的韩国朋友，后来我问他干嘛逃课。他说，我在经历一段personal crisis。我没再问 ，也不用问，我完全明白。这个韩国人性格独特：沉默、木讷，看似与对周遭一切都抽离，万分悲观。当我问他从这个项目毕业以后要干什么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不知道，靠着父母活呗，做个垃圾。”
直到我们有一次对话我才隐约窥见他性格的成因。他说，他性格之所以如此，大概是从十七岁那年一个人来到美国读高中开始的。当时我想，哦，我懂了。后来有一次我跟他说起，有时我觉得懊恼，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努力一点去向美国人讲述中国文化。他抬头看了看我，说：他也曾这么希望，但早就放弃了 – 美国人不在乎，有些人甚至不知道韩国在哪里。
看过一些文章说美国不存在种族歧视。他们的根据是，大学入学、工作岗位就业都有法规明令禁止以性别、种族作为考虑。这种说法就像只看几个漂亮的官方数据而不去考察地方实际。有一次我跟一个华裔美国人一起吃火锅，约了大概3、4个人。她说：“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另外请一些人吧。这种‘亚裔女孩+白人男子’的宾客组合让我感到不舒服。” 连在家吃饭也要看种族构成。美国人潜意识地以种族、宗教信仰去标签他人，就像中国人以收入贴标签一样 –每个人都清楚，只是不点破。对少数族群而言，就像心里埋着压抑的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同样埋在社会关系里。
前段时间一件轰动全校的大事 – 杜克宣布允许每周五从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杜克教堂的钟楼传播穆斯林的adhan宗教祷告。消息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基督徒们认为在基督教堂打响穆斯林音乐极端不合适，著名的基督福音派领袖Franklin Graham在Facebook上呼吁财主们因此取消对杜克的捐赠。学校甚至受到了许多电话恐吓。两天后，杜克撤销决定。此话一出，百倍轩然大波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一所自由派当道的典型美国私校里，人们开始质疑宗教、种族的自由受到威胁。
就在那个周五，美丽的午后阳光下，几百名信仰不同的学生，站在教堂前的草坪上，聆听穆斯林祷告，声援作为校园少数的穆斯林群体。我的同学在草坪上拉奏大提琴的照片上了报纸，他动人演唱“Stay With Me”，以示音乐作为人性关怀，超越了政治和宗教界限。此事恰逢法国Charlie Hebdo事件、恐怖分子射杀12名报社成员后的一周，全球范围内仇视、恐惧穆斯林的情绪正甚。在宗教冲突的紧张氛围笼罩之下。于是，一所美国南部学校，成了全球媒体的报道对象 – 美国你能想到名字的各大报，英国卫报，甚至传到了卡塔尔和巴勒斯坦。
后来，穆斯林学生团体拉来几个教授做嘉宾，组织了一场座谈会。嘉宾们大多分享了个人故事，十分动人。主持的穆斯林声音颤抖，提问的非穆斯林自由派情绪激动，大声质疑为什么杜克从一所十年前为巴勒斯坦在校园内公开游行的热血机构、变成今天这个向财团和恐怖分子低头的样子。穆斯林的处境，让我想起，在美国的半年以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感觉。在美帝作为minority是什么感觉。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处境比穆斯林要糟糕吧？恨穆斯林的多，支持穆斯林的同样多。至少人们熟知这个话题，人们在乎，人们讨论。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处境得到过任何非中国人的关注吗？杜克这次穆斯林公众事件，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人在美国同样这么苦逼，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发声？为什么我们总是沉默？
会上一个嘉宾、一位人类学教授，研究危地马拉屠杀已有三十多年。危地马拉长达36年的内战中，美国政府支持军队独裁政权，后者导致数十万人丧生。然而，她在危地马拉考察时，当地人热情地以食物款待她、接纳她。危地马拉人对她说：“你是你，你不代表你的政府。” You are not your government.
这可不是我在这里的感受。我想起几件小事。
一次，我和一个中国女孩、一个美国人一起吃饭。饭后，中国女孩把芝士蛋糕打包带走。除了盛放芝士蛋糕的透明塑料盒，她向服务员多要了一个纸袋提在手上。美国人说：“你有了塑料盒，为什么还要纸袋？你知道多少树木因为你这种行为死去吗？”旁人打哈哈：“只是一个纸袋啦。”他说：“就是要让她们知道她们的政府都在做些什么！”后来我和中国女孩一路走回家，她脸色难看。
我的学霸同学在一门课上给本科生当助教，给学生们批改作业。聊天时谈起来，他问我，他班上有一个越南女生，由于不像其他美国同学一样、在西方政治的浸染下长大，她写出来的memo，无法反映许多政策议题的复杂、深刻性。我的同学对她感到同情。他问我：“究竟应该把她与其他同学同等对待，还是说因为她是国际学生、成长背景不一样、而就在打分时对她放低要求？他说，她已经很努力了，应该给她个好分数吧。当时我觉得糟透了。我心想，我的教授、助教们，大概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才给我一个和美国同学一样的成绩。可是，我不希望我得来的分数是因为“我努力了”。我希望我得来的分数，是因为“我写得好”。我不想要同情 – 我想要尊敬。
宗教、种族、地域上的少数群体，讨厌同情、容忍这样的字眼。这就像那场座谈会上，一位穆斯林嘉宾所言：我们谈论宗教多样性问题时，措辞不应该用“tolerance”，而应该用“pluralism”。Tolerance，意为容忍、承受 – 比如，一个成年人可以承受摄入多少毒药而不至于死亡？但是，他说：“我不是你（基督徒）的毒药。”
上周末是杜克一年一度的Me Too Monologues演出。演出约一个月前开放给全校学生匿名投稿，递交关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的个人真实故事，经过学生编导，最后由学生演员在舞台上呈现。自己心底最私密的孤独、恐惧与希冀，原本不被听见的内心独白，曝光在舞台：有多少剧本的真正主角在台下的黑暗一角狠狠地流泪？又有多少其他年轻人听了，心想：其实我也是。Me Too。
我去了现场。音乐厅爆满了，没能进去。
但我尤其记得，前阵子的宣传海报上，一个黑人女孩含泪的脸庞下一句独白：Why I am black before I am me?
突然觉得，我并不孤独。同性恋、跨性别、黑人、西班牙裔、亚裔、残障，各有各的挣扎与孤独。在这个美丽而孤独的星球上，人类共有的挣扎。假如一直留在国内，在自己国家、主流阶级、家庭溺爱的糖水之中，我永远也不会懂得一些人的苦难。如今跳进这个大浪中，也是美丽的。作为这个国家的minority，我应该先从自身脱敏做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