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的照片已经说明了一切：那里的污染是灾难性的。这对当地居民而言是坏消息，对我来说也颇为尴尬。10年前，我写了一本名为《卧底经济学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的书。除了讨论许多其他事情，我在书中乐观地断言，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中国城市空气的颗粒物污染水平正在大幅降低。这种说法我当时是相信的——其依据是2002年《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得到普遍好评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每次中国报告有雾霾，我都有一种误导读者的不安感。我觉得有必要立即展开进一步研究，以弄清真相。
这里有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它对环境的污染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短期来看很明显，污染与财富相伴而来：工业化国家排放的一切都更多。
不过后来，发达国家开始限制污染排放，伦敦不再遭受大雾困扰。1990年至2011年之间，欧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80%以上。同一时期，美国大气铅含量下降了98%。
1990年代早期，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与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绘制了一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用来说明这种理论：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其排放量会先升后降，因为变富裕的公民会要求他们选出的政府以及他们购买产品的公司采取行动，让空气变得更清洁。有些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属实，但很难对这些证据加以诠释。一种乐观的看法是，无论经济增长与否，国家都会减少污染，因为它们可以使用其他地区开发的清洁技术。如果这是真的话，中国或许能够比我们预期的更快实现空气清洁。
更糟糕的可能是，较富裕国家并未真正减少污染，它们只是将污染转移到了国外——禁止在国内建设污染工厂，同时开心地从国外的污染工厂采购商品。按照这种观点，中国不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获清洁空气。
转嫁污染的问题有多严重呢？问题不小。2007年，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约瑟夫·阿尔德（Joseph Aldy）发表了一项研究，展示美国国内存在这种污染出口效应的明确证据。随着经济增长，较富裕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似乎在下降。然而，阿尔德的结论是，这种结果完全可以这样解释：富裕国家不再自己发电，而是从较贫穷国家买电。更近的一项研究——由彼得斯（Peters）、明克斯（Minx）、韦伯（Weber）及艾登豪夫（Edenhofer）2011年所做——估计，截至2008年，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净进口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排放约16亿吨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左右。显然，这种能源密集型制造活动很多都在中国进行，与此同时，中国还要生产供国内使用的钢铁、水泥以及燃煤发电。
由此看来，北京糟糕透顶的空气质量就不难理解了。中国还不富裕，因此，它很可能还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好的那一侧——污染程度尚未见顶。另外，中国是工业制成品主要出口国。
但是当我准备好修正自己的观点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并没有一份关于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状况的时间序列。我可以看到情况很糟糕，但看不到趋势是什么样的。
“颗粒物污染方面的挑战是，我们在不断更换想要测量和控制的对象。”阿尔德对我说。现在，研究人员会追踪PM2.5——一种被认为对人体健康极为有害的细颗粒物；但在1985年我的原始数据序列开始时，还没有人收集PM2.5的数据。
那么，中国的空气污染加重了吗？我打电话给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约斯泰因·尼加德（Jostein Nygard），后者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空气污染问题的研究。他的回答让我惊讶：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城市地区的空气质量已经有所改善。
自2000年开始进行较完善的记录以来，二氧化硫排放在下降，粗颗粒物排放也出现下降——这一点可以用中国安装脱硫设备以及将大型污染源迁离城市的努力来解释。“你可以看到，从1980年代、9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空气质量一直在改善。”尼加德说。他说，PM2.5数据非常糟糕——但现在不一定比10年前差，如今政府正在全力追踪并降低PM2.5。
于是，出乎意料的是，我不必全盘纠正自己的观点。但如果中国的空气污染状况真的在不断改善的话，我们为何还会看到如此多的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报道？当然，原因之一是，形势依然严峻。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自身似乎正在利用雾霾预警向地方当权者传达一种信息——保证清洁的空气是重点工作。但是也有什么样的事能成为新闻的问题：突发的雾霾有报道价值，而缓慢、稳步的空气质量提升没有新闻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