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我，如何看待动不动就被媒体爆料出来的官员戴名表事件。我想也没想就回复了一句：一个人对奢侈品的依赖程度，与其精神上的空虚程度成正比。
随后，朋友又嘲讽道：“以后这些官员只能回到家之后再把名表拿出来戴上了。”哈哈，说得多妙啊。对大多数人、尤其是文化修养低下的土鳖官员而言，戴名表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可是，在家里戴，又能给谁看呢？
有一次，我一个军人出身的朋友在餐桌上充满激情地吹着其留任在军队里面的战友如何动用公款在何等豪华的酒店宴请他们这些故旧、上的菜都有多么高档有多么昂贵，对这种话题，我毫无兴趣，我已经不屑于发表任何评论了，便沉默着拿手机刷屏。
可偏偏有个找骂的人说，“清涛对这种事可能是另有看法的。”然后，前者就说我是羡慕嫉妒恨，并嘲笑我迂腐：“这么正常，你还有什么看不惯的？”
我就想起自己去年的一条微博：“当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已经被认为很正常的时候，大多数正常人的正常脑子已经出问题了。精英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看的是它合理还是不合理，而庸人在看待一件事情时，首先看的是它正常还是不正常。”
杰出的人总是试图改造社会，而平庸的人则想方设法来适应社会；固然，我非精英，也没有能力改造社会，但我最起码不会主动去适应，更加不会以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感到光荣了。
我知道，他们又要挖苦我“自命清高”或“假清高”了，是啊，我太不对了，看来我得改掉自己的“假清高”，向他们的“真浊低”学习才是，我应该附庸低俗、应该做个“伪小人”才能“吃得开一些”。
想到这里，我又忍不住冷笑了几声。看到他们还是没有理解我“傲慢”的原因所在，我便只好解释一下了：我所瞧不起的，并不只是糜烂和腐败本身，而是这些人精神上的空虚、是你们的这种荣辱观！
那些精神空虚的人，更加容易将奢华与“面子”挂钩，并将其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以此感到自豪并沾沾自喜地告诉别人希望获得羡慕的眼神。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对面子的在乎程度，往往与他的不成功程度成正比。
（如地产大佬严介和曾说过：“我们这些干大事的人，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面子。”）那些好面子的人，也是易于被嘲笑的人。柏杨说：“面子，是用傲慢来弥补自卑”，我认为这句话不准确，自卑，怎么可能被弥补呢？应该改成“面子，是用傲慢和虚荣来掩盖自卑”才更恰当一些吧？
一个人对物质享受的迷恋程度、对奢华糜烂生活的自豪感程度，与他精神上的空虚程度成正比。越是那些灵魂贫瘠的人，在他对生活的追求中、他的荣辱观中，物质类所占的比重越高。（注意，我说的是“比重”，而非绝对值。）
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些将“面子”寄托于巨额公款宴请上面的人—最值得鄙视的，不是奢华本身，而是那种暴露了智慧缺陷的“荣誉感”。
诚然，精神生活丰富、思想境界很高的人，偶尔也会搞一把“奢侈生活”，但是，他们的这类物质性消费，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只是“给自己看的”，而不是要给别人看；他们绝不会将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与“身份”挂钩，更加不会以此为荣了。
对以“表叔”杨达才局长为代表的前一类人而言，炫耀奢华，乃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成部分，因为，他们活得实在太贫乏太可怜了——他们没有真正的精神需求，离开了物质，他们便找不到存在感与认同感；而对后一类人而言，物质就是物质，肉欲就是肉欲，它不管档次有多高，也与精神无关，他们不必从物质消费中去寻找所谓的归属感、存在感与认同感了——因为他们的精神生活已经足够丰富。
对杨局长、周久根及郭美美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奢侈品来展示给别人看，他们会非常自卑、非常痛苦；但对于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人而言，没有奢侈品，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并不会减少他们生活中的乐趣，物质上的匮乏也不会让他们产生“我不如别人”的“屈辱感”——正如孔子评价他的爱徒颜回那句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此外，据说是苏格拉底到奢侈品店里逛了一回，感慨道：“我不需要的东西可真多啊。”
那么，何为精神生活？如何才能摆脱精神上的空虚？这个，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我也不能以简单的几句话说清我的看法；但大体上，我们可以这理解：精神生活，就是毫无功利性地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即使做这件事不能给你带来任何金钱、社会地位、名声方面的好处，你也仍然愿意投入极大的热情去做它。
精神生活包括但又不限于沉醉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之中，以及孜孜不倦地搞任何“无用的”学术。一个小孩子全神贯注地研究象棋或某个游戏中的一些诀窍，这就是精神生活。
在精神生活方面，最关键的是两点：好奇心，求知欲。好奇心与求知欲乃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光有好奇心而没有求知欲，那也好奇不出个啥来，充其量只是“伪好奇”而已；倘若没有好奇心，则根本就不可能有求知欲。
我们常常会发现有这样两种“不可思议”的情况：有的人智商很高，懂得也很多，总体知识水平相当高，可仍然追求庸俗、趣味低下，缺少正确的荣辱观，以错误感到光荣；还有的人，他们未必有多么聪明，既不渊也不薄，知识水平算不上出类拔萃，或者是很一般，可他们志趣高雅，精神上纯洁可爱。
这说明什么呢？一个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尽管与他的知识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比例关系。事实上，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是他求知的动机及其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强烈程度，而不是其知识水平。
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人求知的动机太过于功利化，则不管其知识水平有多高，也不能使他的精神境界得到同步的提升——不少官员学识渊博、富有诗书才情，还有相当多的官员精通于书法，在这个大家都以电脑打字而不手写的年代，官员群体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后拯救者”，可他们的精神境界却非但不与其学识水平成正比，反倒有可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就是由他们求知的“动机不纯”、求知目的与净化灵魂毫无瓜葛所造成的。
此外，一个人如果过去在文学艺术哲学领域内下了好多功夫，积累了很多知识，而他现在志趣改变了，不再追求这些无用的东西了，那么，即便是他的知识水平仍然很高，其精神生活的质量也照样可以是一团糟；
相反，如果一个人尽管资质平凡，在文化方面的基础差、底子薄，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特别强烈，他把那些非物质性的东西作为最重要的价值来追求，那么，即便是在努力了之后他的水平也不见得有多高，他的精神生活层次也算得上是比较高的。
故而，我们可以说：就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层次而言，毫无功利性的求知欲，远比知识水平重要得多。持续不断的求知欲（非功利性），可以持续不断地进化人的灵魂；而一个知识总量很大却不再有精神方面追求的人，则仍然可以是一个庸俗不堪的家伙。
这便是为什么我的某几个朋友，虽则学历和知识水平都不咋地，却还能成为我尊敬的对象甚或崇拜的偶像；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官员一方面水平相当高，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妙语连珠总是能够赢得我们的顶礼膜拜，而在为官道德方面，却竞相攀比谁更不要脸并以缺德感到光荣——“劣币驱逐良币”只是次要原因，没有深入贯彻“八荣八耻”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根源。
在私人社交方面，前些年，我总是对那些身怀绝技、学识渊博的人盲目崇拜，我也更愿意与这样的“高水平的人”交往。
不过，近几年，我越来越发现，有的人虽然见多识广、学富五车，但在离开学校之后他们就已经不怎么读书了，要读也是只读一些成功学或管理类书，或是商业杂志，或是快餐小说；在私人聚会中，他们从来不讨论无用的“形而上”，要么是讨论各自的收入或做什么更赚钱，要么是谈论谁开什么车、谁在哪里买了房、自己在哪种场合嫖过娼以及嫖娼心得是什么等等。。。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在困惑：Y究竟是这两年堕落了，还是他本性就如此，只是现在才找到了更适合他的环境呢？不论如何，我越来越想方设法逃避这些“高水平的人”的聚会邀请。
相反，倒是有很多像我一样知识水平很一般、甚至比我还稍微差一点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求知的动机也不功利，跟他们交流时，他们喜欢提出自己在精神生活领域中的困惑与我讨论；我越来越喜欢与这一类人交朋友了，尽管他们的知识水平未必有多高。与这一类人交流，可以让我避开各种低级趣味，而去追求更有趣的东西。
在过去的几年里，“毫无功利性的求知欲，远比知识水平本身重要得多”这一思维方式，已经逐渐地影响到了我的爱情观和择偶观。
前几年，我几乎只喜欢特别有思想的女孩子；而现在，我则认为，一个女孩子对思想的热爱程度、她的求知欲和上进心，远比她的思想水平如何更重要。
她的真正可爱之处，并不在于她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诗，也不在于她在琴棋书画方面的造诣有多高，而在于她对诗书的热情、在于她身上的诗情画意；
她身上最令我迷恋的地方，并不在于她的思想水平有多高、不在于她与我的默契达到了“不点自通”的程度、甚至也不在于她给了我什么启发以及给我带来了多少“创作灵感”，而在于，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求知欲的陶冶，不管所谓的“世道人心”如何，她的灵魂始终保持清澈——她的这种精神状态，给我造成了巨大的无形压力，我总是担心自己倘若一不小心堕落一点点，便被她看轻。
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才是真正可爱的。也唯有不食人间烟火，才能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个酱缸给污染掉。
有朋友问道：“精神享乐比物质享乐更高贵，求知欲比名利欲更高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可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里的两个“更高贵”，未必就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它“不言自明”，乃是因为，通常，“孰更高贵”这个问题的话语权掌握在求知欲比较强、把精神追求放在第一位的人手里；那些名利欲更强、更看重物质追求的人，往往理论水平比较差，他们无法在理论上证明并让别人也认为他们的追求更高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