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依靠经济分析来了解人类的理性。若我们想建立一个公平繁荣的社会，我们必须在别处寻找指引。
假想你是个新鲜出炉的MBA，幸运地有四个可供选择的工作。第一个给你提供高薪，但工作地点偏远，远离家人和朋友。第二个，薪水相对较低，但上升空间很大。第三个则给你提供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棒的工作环境，但是事业的发展机会相对则差一些。最后一个则是很有趣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工作时间很长。你会选择哪一个？更重要的是，你该选择哪一个？
按照经济理性的标准，作为一个理性地决策者，你会如何挑选工作？你会创建一个电子表格，将工作的相关变数包含在内（例如，薪水、同时、上升空间，工作地点等等）。接着，你会衡量各个变数之间的重要性（毕竟，不同的变数对于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然后，你会对各个工作的不同属性添加一个附加值（如，10分就很好，1分就很垃圾）。最后，基于这是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你所做的是对不同工作的一系列预测（你的同事可能并不像他们看起来这么好，公司可能在你有机会升职之前就玩完了，等等），你在衡量之前就该了解好不同工作属性的不同价值。现在，除了些乘乘加加的算术过程，已经万事具备了。那么，数学帮你找到这个问题了答案了么——我该选择怎样的工作？
模型的理性选择产生了数个可能性。它假想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我们所做决定而产生的不同方面的结果也被假设是“可测量”的（即，用一个共同的量化单位来测量——“实用性”的量化单位）。同时还假想我们是在获得事件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并且考虑到各个结果的可能性。
现在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人是按照上面这个模型来选择工作的（或者是购买房子，去哪旅游，上哪所大学，买哪种车，或者其他的所有事情）。从这个事实我们学到的是：人是一种做次好决定的非完美理性生物。
一个被称为"行为经济学"的完整学科（认为决定是具有经济结果的心理作用，除了这个误读之外一无是处）已经发展形成，并研究记录我们的决定并非完美理性的方方面面。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Daniel Kahneman（丹尼尔·卡尼曼 ），最近出版了名为《思考的快与慢》的专著（Thinking fase and Slow）。很好地回顾了他40年来关于“做次好决定”的研究。书中涵盖了一系列的其他学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卡斯桑斯坦（ Cass Sunstein）、丹·阿雷利（Dan Ariely），甚至是我，这些都已经抓住了公众的眼球。
这个学科中的发现又新又热门，但背后的基础观点已是老生常谈。大约一个世纪之前，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这样写道：若我们不能理解他称之为“动物精神”（一个心理学上的生动术语）的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经济学。自那时起，当谈及宏观经济学的修正建议时，人们就必然会提到“消费者的信心”和“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更加心理化了。自此，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了解到原来过往的经济模型都是严重不完整的。
现代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在两个方面是非完美理性的。一个是我们错误的数学计算：我们并不擅长思考不确定的事情然后在脑海中创建相关的电子表格；第二个更为重要：我们想要的往往是错误的。我们错误地估计了结果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和实用性。我们太过忽视决定所带来的结果（这样，吃和花得就会过多，而练习和保存得太少）。同时，我们也错误估计了做出一个决定会使我们满意多久。那样，我们就逐渐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会慢慢对好的事物审美疲劳，它们所带来的满意度也会随之减少（比我们想的要少）。
我们能够了解自身决策过程中的这些特点极为重要。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机构慢慢推进发展政策的实行，若不是强逼，市民就能做出更好的决定。但同样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研究已经让“什么才是理性的决定”这一规范化模型不成争议。
理性选择的模型当然很好，只不过人们却做不到。我想说，其实这个模型也不是那么好。事实上，所有的模型都是基于这样的猜想：人类及其所生存的世界是有误的。
它假设人们都是自私的。好吧，不管对或错。自私确实是驱动我们前进的部分动力，但我们同样关注其他幸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甚至是这个世界。我们同样关注做正确的事，甚至在没人注意到时也会考虑牺牲自我。
它假设具有一个价值的通用单位，世间所用事物均可用它来衡量比较。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的确，我们能用价值几何来衡量薪水、同事关系等等一切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但若这么做，我们相当于承认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通用的衡量体系来代表我们生活的幸福与否。决定当然并不好做，但却不能生搬硬套。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将决定进行不同的比较这么困难。
它假设我们能够将结果进行各种意义可能性的分析。可能有时候我们确实能这么做，但生活却并非可能性已经确定的轮盘赌博或反复抛硬币。世界绝对是充满不确定的地方。若我们总是将自己不确定的事物加以评估，这说明我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这个至关重要，而非少数的技术问题，因为若你不能将所期待的可能性结果数值化，你便并不能计算从中获益多少。
我们应该对总收入的不平等加以抗议，应对素质教育的不平等加以抱怨，应对金融机构的贪婪有所动作。而在经济理性的概念中，这些行为毫无一席之地，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超级理性的。既然经济学说话方式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政治机构的非官方“语言”，那么上述那些行为的无人问津，就会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明显。若我们想要建设一个机会更多、更公平的社会，则需要一个比我们曾从经济学中获得的，更加宽泛的理性概念！
译者 丁半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