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危机，时间总是决策者最大的敌人，所以决策者必须迅速制定必要的变革措施来避免进一步的衰退。
目前，全球正面临许多问题。先从我自己的国家—美国说起。从经济上看，美国正在经历停滞，年经济增长率始终在1%附近徘徊，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以降低失业率；美国的房地产业也处于低谷，食品价格上涨了4%左右。我知道中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了12%－13%，但对于基数较高的美国，4%已是很多。能源上，油价仍然超过每桶80美金。这些都掣肘着消费者，令消费需求无法被拉动。除此以外，美国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所以美国一方面需要一步一步减少赤字，另一方面还需要寻求合理有效的方法搞活经济，增加就业率，保证增长。目前许多美国企业遇到的一个问题在于税率政策、银行政策的不确定性。经过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市场中有许多流动资金，但人们对于借贷没有足够的信心。这是美国决策者必须在10月解决的问题。
欧洲面临更严重的情况。大多数欧洲国家不仅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也面临着债务危机。
如果欧洲的领导者们能够对我所说的经济危机具有“传染性”的特征有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合适的行动，这个危机是能够被避免的。但很遗憾，他们并不认为时间是个重要的问题，不认为领导力有问题，也不相信危机会进入私营领域，更不相信必须出台一些政策以解救危机。所以，这场始于2010年1月的危机从希腊一个国家的问题迅速演变成一个横跨欧洲的大恐慌。
目前欧洲必须要做的是以下两点：首先欧盟需要出台新的政府财政管理协定以取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被称为是增长和稳定计划，最初规定一个国家的赤字不能超过国民总收入的3%。然而，协议出台后，德国和法国首先超越此线，为其他小经济体国家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所以欧洲必须找到取代它的新协定。当然，设定一个新协定是一回事，真正执行又是另一回事。
其次，欧盟领导人前些日子宣布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方案，将用此基金介入并购买问题国家的国债，从而给欧洲央行减轻压力。这一方案必须获得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议会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但到了7月21日，热爱度假的欧洲官员们又都在放假，根本没有真正执行方案的时间表，时至今日这一方案尚未在所有国家通过。另外，欧洲央行的本职工作是保持价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但现在他们却不务正业地为了维护市场正常运转而购买债务。欧洲的决策者必须尽快通过稳定基金的方案，同时有效地控制财政赤字，这是唯一能够重塑信心的途径。
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决策者行动迟缓拖累了银行。经济危机的“传染性”把其他国家也拉下水，这种情况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出现过。此次欧债危机反映出的问题在于欧洲央行要监管欧元区各国，但是却显然缺乏有效的财政机制和紧密的财政合作，缺乏领导力和决断力。
我们再看看日本，它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近年来它的经济增长十分缓慢。日本在5年内换了6任首相，这说明它完全没有领导力。它亟须改善其政治的不稳定性。
中国应该对这样的世界环境引起注意。
第一，中国的经济仍旧非常依赖于出口，而欧洲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地，因此中国必须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更快地扩大内需。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需要寻找方法快速有效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大众有能力、有信心在国内消费；
第二，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衰退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要继续保持增长，中国不仅需要稳定，也需要和G20成员国合作。
10年前，当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情况相对简单。那时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所以他能够通过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使中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困境。然而现今，中国是美国之后，世界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员，它和世界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中国也面临通胀的问题，但它创造的可控通胀和增长率对世界任一经济体都很重要。中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领导力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每个国家都有陷入困境的独特原因，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但有一个相同点可以在国家危机中发现，那就是我所说的“传染性”—危机迅速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危机的破坏性以及其快速的传染性，时刻记住市场的反应是何等的迅速。
经验告诉我，面对经济危机，时间总是决策者最大的敌人，所以决策者必须迅速制定必要的变革措施来避免进一步的衰退。这些措施可能包括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税制改革等等。采取措施的时间越长，就越难阻止危机的大潮。接踵而至的问题和损失会给国家和人民以及债权人带来更多的痛苦。
经济危机时，政府能否勇敢地主导改革至关重要，因为由政府主导，出于对国家长期利益考虑的改革，要比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外部组织所支持的改革，更容易令大众接受。强有力的领导力对于严格和及时地进行改革必不可少，因为改革的艰难通常需要坚定不移的领导力才能克服。
当然，银行、债权人（包括机构和私人）等私营成分也非常重要，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到改革之中。许多时候，这些私营机构控制着大部分的债权，并且可以通过以合理的费率筹措资金从根本上帮助该国回到金融市场。根据我的经验，国有与私营两部分间的相互磋商往往能够带来最好的结果。
文/威廉·罗兹
曾任花旗集团高级副董事长
花旗银行董事长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