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3日，在纽约市第五大道的一家苹果专卖店外，一位抗议者举着iPhone，上面写着"No Entry（禁止入内）"的字样。苹果公司决定公开抵制来自FBI的压力，用“后门”技术保护用户Syed Rizwan的资料，而这位用户也是圣贝纳迪诺枪击案的嫌疑人。为此，许多抗议者也大力支持苹果公司的这一决定。
苹果作为八大巨头之首（推特，经纬网，美国在线，谷歌，苹果，雅虎，脸谱网，微软），以守护美国人的个人隐私为己任——苹果坚信用户都是无辜的，就算有罪，也是迷途的羔羊，受人蒙蔽而变得激进。苹果作为全球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它所持有的道德立场将会受到坚持自由主义原则人士的大力支持与赞赏，并且会由衷地感谢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个公司——可以强大到足以对抗政府。但是现实主义者表示质疑：苹果公司的抗议不可能隐藏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或者任何一个任性妄为的举动，就如同在一个大家族里，你必须像其他家族成员一样，被迫遵守家规。
因怀疑犯罪嫌疑人的手机里藏有相关犯罪证据，所以FBI要求苹果提供解锁密码，这一要求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嫌疑人使用iPhone5C指导策划了这场枪击事件，导致14人遇难。一个带有密保的手机，经过10项错误指令的尝试之后将会自我摧毁，苹果的这项功能阻挠了联邦警探的调查。苹果申明，所有苹果产品旨在创建安全的技术保障，这项技术安全到连发明者也无法访问其内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理念很有可能被视作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通信公司将信息移交给调查机关这一习惯由来已久。但是讽刺的是，在英国十年，我不是以我现在的身份——一名知识产权律师——来了解通信技术的，而是以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来了解的。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世界各地都开始立法，明令禁止非法拦截通话内容，同时，国家安全执行机构又为拦截认证设立框架。
在2000年代早期，控方揭露的信息都令人大开眼界。所揭露的证据范围涉及国内外的窃听装置，这些窃听装置通过带有方位角、坐标、基站三角图的电子表格来操作。尤其是在伦敦，伦敦的闭路电视摄像头占全球的五分之一，所以，调查当局有足够的资源去听，去观察，去追踪被告被拍到的每一个举动，这样可以破坏被告的大量潜在预防。但是，此类科技的进步惹恼了当时的伦敦人，律师们为委托人无罪开释也必须更加努力。我们经常开玩笑地说，如果罪犯能够通过隐形墨水来识别，那么他们的努力将会更加有成果。
在美国，通信援助，对执法法案来说，已经成为法令的基石，这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政府机构文化，电信运营商被迫提供后门准入服务，允许免费访问和自由窃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司法部可以强迫苹果公司制定软件破解手机密码的有效法律是1789年的行为诉讼法，其起草及应用范围极为广泛。然而，苹果为何要选择保护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中的手机隐私，这一点，令人非常好奇。
很难想象苹果到现在还没有现成的软件或者还无法编写软件绕开密码函数或者清除障碍。尽管在这件事上，FBI扮演着崇高神圣的角色，但是如果苹果公司在中国，俄罗斯或者中东地区运营的话，很有可能这些国家会担心遭受到美国政府同样的胁迫，美国政府会以各种动机来要求获得用户手机的访问信息。当然，有这样一个老套却很在理的说法：如果“后门”为FBI创建，那么黑客也很容易侵入。但这个观点在这场战争中并不是那么举足轻重。
虽然苹果公司希望提升自己在其他电信行业中的地位，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其盾牌，然而，这场战争注定失败。有很多孤独症患者对社会媒体持有激进的态度，也有很多恋童癖患者拍了许多孩子的照片，只为了支持苹果能够长久抵抗来自执法、司法和政治三大部门的联合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