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港股的确迎来了一个内地科技股上市高峰期。蚂蚁金服、小米、美团、映客、拼多多等都选择赴港上市，港交所首次迎来同一天8家公司同时敲钟上市的盛况。而背后则是香港对“同股不同权”认同的改革激发了很多科技公司选择赴港上市的风潮。
但香港为何要进行“同股不同权”的变革呢？香港今天的求变，或许与香港与科技互联网绝缘了20年息息相关，它需要一些新的经济型公司来为香港带来一些改变。
但在不久前，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的一句话就印证了这种求变的焦虑：“港交所为什么要改革，阿里巴巴去美国上市了，我们再不改，小米也要去美国了。”
有人说，香港就像手扶电梯，现在走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平。
但到了2018年的香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些变化，至少，铜锣湾大街小巷的店铺已经贴上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码，而在去年，香港苹果日报还曾经刊登文章称支付宝是“伪先进”，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宝。
香港互联网的机遇、泡沫与错失
而从互联网创业氛围来说，香港的创业氛围一直广受诟病。我们知道，国内这些互联网公司纷纷赴港上市，但香港本土却是互联网创业的荒漠，也缺乏自己的互联网巨头。
香港市场本身就小，但互联网讲究规模经济，这直接导致互联网创业的土壤与氛围的缺失，香港年轻人对失败的承受度也很低，之所以如此在于年轻人被香港的高房价绑架。
香港已连续第8年被美国咨询公司Demographia评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香港的高房价挫伤了香港年轻人创业的积极性。
其实香港的互联网产业本身有着很好的发展机遇。早在90年代，当谷歌还是小公司，Facebook，推特还没影，国内老牌门户163，新浪还在艰苦创业之时，当时的香港政府就提出了数码港鼓励互联网产业，意图将其发展成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中心。
到98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出现了内容门户（搜狐+网易+新浪）+BBS论坛社区+IM（腾讯）+游戏（联众）的互联网格局，初步形成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雏形，但香港有着吸引全世界和国内人才的配套设施与比当时内地更优越的宽带环境，与非常完善的资金渠道。
与此同时，发源于美国的“.com热潮”也在席卷香港。大量热钱进入香港，投向互联网领域，李泽楷当时还购入了腾讯20%的股份。1999至2000年的香港出现大量互联网相关企业，部分更成功上市。
2000年互联网泡沫前，香港互联网工程师非常吃香，有几年经验的甚至可以开到近10万的月薪。1999年5月，由李泽楷创立的盈科数码登录港股市场，市值一度突破2000亿港币。这在当时无疑也是天价市值。
李嘉诚旗下的TOM网曾经做过SP、门户网站、体育、娱乐、游戏、IM等业务，年收入最高的时候有几十亿量级。这在当时互联网行业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营收收入了。
但由于部分上市企业由于市盈率被炒得过高，盈利能力未达预期，随着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香港市场的科网股全线崩盘。盈科数码的市值从5800亿港元跌到200多亿港元。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不再有信心，无论是私有化退市还是科技业务转型，互联网创业者遭遇冷落。
李泽楷所持有的腾讯股票也在第二年就卖了，现在有网友替李嘉诚心痛，白白错过4000亿，如果不是那么短视的话，凭着腾讯这个平台，香港和李泽楷将会在国内互联网拥有最高的话语权，而李泽楷则可以稳居华人首富。
后来到了2013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拟赴港交所上市。然而，阿里巴巴为保证合作人控制权在上市后不被稀释而采用了双重股权制度成，这成为其在港股上市的阻碍，因为香港过去一度坚持同股同权。因此同年10月，阿里放弃在香港上市，并于次年赴美上市。阿里后来的市值涨速香港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错失阿里无疑是港股一大遗憾。
发展到今天，香港从PC端到移动端几乎就没有有影响力的互联网产品，而在香港也几乎没有叫得出名字互联网与IT新型技术类公司与产品，整个香港市场已经被Google、Facebook、微软、雅虎、苹果们集体攻陷。
香港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软件是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本土研发的产品有openrice、高登、各大银行网站、新闻网站等。由于市场的畸形，香港的Apps生产都在外包化，如Green Tomato、Cherrypicks、MTel、InnoPage、AppTask等等APP外包公司每年做出的APP大多没多少特色与创新，也无人问津。
香港曾经也有一些不错的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如Stepcase、TalkBox、 Primitus等。而香港的高登论坛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团购、O2O等概念，只是香港本地市场太小，IT业经历了2000年泡沫洗礼，资本市场活跃的香港却对这些公司无人问津，香港互联网创业公司的融资成功率也变得相当低。
这本质上也是源于香港传统经济的强大对互联网相对有一种排斥作用，香港的商业基础早早就发展的非常成熟了，贸易物流业、金融工商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是整个香港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
整个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导向也是以这些行业发展的社会精英为标杆，资本会将钱撒向房地产金融等香港的主流行业。
从行业的角度来讲，香港资本更青睐基础设施、地产、金融、水务、物流、零售消费等传统概念，这类公司过去是香港上市的主流。而不是新兴互联网产业、IT行业或者颠覆式创新的技术领域，因此难有互联网产出的土壤。
吴晓波曾经说过：“一个喜欢大资本的城市，和一个必须以破坏、创新为主的互联网公司，有一种天然的冲突。”当一个社会的商业金融与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时候，往往会压制创新创业的活力，并且抬高创业的成本。
内地互联网公司上市潮迎合香港求变、认知纠偏的心理
可以说，香港错了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一个是PC互联网，第二个是移动互联网。在整整二十年的互联网发展历史上，香港一直置身事外做一个旁观者。
近几年新经济兴起后，香港港交所也在寻求变革，吸引互联网公司。因为与美股科技股市值权重占比超过6成相比，香港上市的高科技公司占比极低，这背后与过去港交所对同股同权规则的坚持有关。
目前，美股市值最大的5巨头以及市场最热都是科技类新经济企业，而在香港，巨富们依然在将钱撒向房地产、物流、金融、电力、码头、电信等具备传统收租特性的产业。
而互联网产业对于香港来说，之前错失了20年，香港自然不愿意在下一个20年再错失下一波新经济浪潮这样的代价是无法接受的，因此香港在迫切求变。今年初，香港政府新增500亿预算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地公司赴港上市可以说恰恰赶上了一波政策红利。一是香港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同股不同权的改革对于内地一些互联网行业、新经济公司，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港股在热情拥抱科技企业。
德勤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香港市场IPO数量达到全球首位，有超过100家的公司完成IPO发行，相较 2017年上半年的68家公司，同比增加了49%。
在不少投资人眼里看来，因为文化接近，香港投资者对于内地的消费市场会更了解，而不是像美国，跟美国投资者讲这些生意模式的时候，美国人很难理解，但事实情况或许是，美国投资者看多了中国互联网的故事，如今的这些故事已经不再有吸引力。
当然更现实的原因是，港交所认可“同股不同权”后，使得该交易所的上市制度更为开放与国际化，提升了港交所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未来将吸引更多内地以及国际的互联网及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一来可以增强港股市场资金流，二来有助于提升港股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
内地赴港上市潮，难救香港本土互联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香港而言，由于长期以来科技类互联网类公司占比极低，香港市场本身非常缺互联网企业与巨头，过去一度又错失了诸多原本不看好但后来成长非常快的巨头。
科技类互联网类公司现在是稀缺物种，物以稀为贵，这些企业的加入对于港股而言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新故事，过去失去的东西香港现在也迫切的想补返回来。
因此，这么多公司为何要去香港上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内地互联网公司也想利用香港市场对互联网公司的认知差异与需求心理来收获较高的估值。
这本质上是源于香港对互联网公司欠缺更为深度的认知，加之腾讯在港股市场又是互联网巨无霸与压舱石的地位，香港多次错过互联网变革浪潮，基于对过去的认知偏差纠正，这或许导致香港对内地互联网企业的看法更为包容而非美国市场过于苛刻，因此中国内地互联网企业进入香港往往被盲目看高。
因此早前有业内人士认为，“阅文集团只是腾讯旗下的一个非核心业务，在内地很难独立成为一家有价值的上市公司，但港股股民就认可它，源于投资人对于其价值的不理解”。
与其说香港或者内地投资者对于国内新经济公司的业务模式的理解、熟悉程度要大于欧美投资者，不如说在今天的环境下，香港投资者或许更好忽悠。
其实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如今的内地赴港上市潮，或许也是利用了港人本土互联网巨头缺失对互联网新兴类经济型公司的渴望心理，加之香港对内地互联网的认知偏差，或许在不少内地互联网巨头眼中，香港投资市场可能具备更好忽悠的特性，在香港上市因此能够收获更高的估值与资本看好。
另一方面，香港也需要学习内地互联网公司的创新性与先进性。尤其现在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而内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品与创新是香港所没有的。
这一环节的落后与认识不足，可能会导致未来对物联网的发展再度滞后，而传统制造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换代的软硬融合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香港需要跟上节奏。
过去曾被规划为"香港硅谷"的数码港也曾经辉煌过，今天的香港数码港如今依然在运作，并且加大了对创业者的扶持，比如说，香港居民如果打算成立一家互联网公司或者有互联网创意idea，就可以通过相关渠道有机会得到数码港的资助或者培育。
但香港本土严重缺科创企业的表率与案例来激活年轻人对于投入技术、互联网行业的渴望，因此通过同股不同权的政策修订来引入大量中国互联网公司赴港，这而港交所的兴旺除了会带来投资机会和融资机会，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香港对内地互联网公司的了解与认识。
而在最近几年，香港学生到大陆互联网企业实习或者学习才惊讶发现原来大陆的互联网行业这么发达，而如果越来越多内地互联网公司赴港上市，内地互联网公司的创富神话也反过来能够激发香港年轻人对于投身科技互联网行业的渴望。
对于香港而言，发展互联网本身还有其先天劣势，香港本土有800万人，对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800万人足够生存，但在互联网行业，800万用户不能做到足够的影响力与规模，因为缺乏一个庞大的市场作为依附，互联网产业也很难有规模效应。
因此如果能转换思维，对于内地互联网公司赴港上市潮，能够让香港人感知到内地用户需求、消费与娱乐流行趋势的变化，从而也能启发年轻人基于香港本土的特性做出类似的产品创新，或者直接寻求背上将内地市场作为依附，做定位于内地消费者产品或商业模式创新，或许局面会全然不一样。
比如移动支付及消费大数据公司“钱方·好近”QFPay创始人兼CEO李英豪就是香港青年北上创业的典型。如果你去香港发现微信、支付宝在越来越多的商铺中逐步普及开来，你需要感谢的人就是他。
但如果从香港已经根深蒂固的传统产业的坚固性与思维价值观层面上的固有认知来看，要短时间改变香港对互联网的看法很难，10年前的互联网泡沫，长期以来令香港社会对互联网经济不再抱有期待与期望。
在过去许多年，互联网在香港也是比较冷门低薪行业。加之现今香港中产阶层壮大导致社会形成稳固的锤纺型结构，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导致香港对新生事物接受速度变慢。他们对香港现有的商业模式、社会规则很认同，对互联网创业与创新的认识不深。
原本香港传统金融、物流、地产等行业其优势效应越强对创业创新的阻力就越大，导致资本家与利益集团按照惯性与这些行业进行资金捆绑，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互联网从侧翼颠覆式发展的空间。这样一来，技术创新潜力也被“困”于传统优势行业中。
尽管内地赴港上市的科技互联网企业很多，但如果说要改变香港本土的科技、互联网创业环境却不太乐观，它能给香港带来兴旺的投资机会，但若要带动香港的科技互联网产业发生改变，或者说挽救香港本土互联网，短时间依然不太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