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和卖的时代。市场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这在以前未曾有过。有没有钱买不来的东西？大多数人都会说有。
看看友谊能否买卖。假如你希望朋友再多一些，你会花钱买几个吗？不大可能。稍加思索你就会发现此举无济于事。雇来的朋友与真正的朋友不一样。有些事情你可以花钱请人做，换上朋友这是份内的事，如你不在城里时帮你收邮件，遇有急事帮你照看孩子，或治疗期间倾听你诉说痛苦，对你深表同情地提点建议。
直到前不久，你甚至还可以雇几个漂亮的朋友每人每月0.99美元，以此在网上提高你的Facebook页面的人气。（未经许可使用的照片多为模特儿的，事情一出来，假朋友网站即被关闭。）虽然这些帮忙行为花钱就可以得到，但实际上朋友你是买不来的。而购买友谊的那笔钱竟然使友谊变得毫无意义，或变了味，成为别的东西。
这个例子显而易见，在与我们有关的更有挑战性的问题上分明在说：是不是有些东西钱可以买但不应该买呢？不妨把一件可以购买但这种买卖在道德上存在争议的东西纳入考虑范围，如人的肾脏。有的人站在维护器官移植市场的立场上，有的则认为这类市场有违道德原则。假如买肾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钱使该物变得毫无意义。（假定这是一次完美的配型，）肾脏功能的发挥并不看在钱的“面子”上。所以要确定该不该卖肾，我们还得进行一番道德上的叩问，仔细对比有关器官交易的正反论点，看看哪一种更有说服力。
初看，两者之间似乎泾渭分明：一类是钱买不来的（如朋友），另一类是钱可以买但有争议（如肾脏）。但细看之下，这种差别分得没那么清清楚楚，我们可以窥见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在显而易见的例子方面，金钱交易玷污了购买的商品；在有争议的案例方面，虽然商品售后还在，但由于争议多多，因此被贬低、早败坏、受轻视。看到了这种关联，我们就得问问市场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关乎我们希望以何种方式在一起生活。我们不可能对商品的意义和用途以及对商品起决定作用的价值不加思索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婚礼祝词与礼物
我们不妨探究一下介于友谊与肾脏之间的例子，借以了解人们对于买和卖一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有哪些。假如友谊不能买，那么友谊的象征或者说表达亲密或情义的东西能不能买？
不妨以与友谊关联密切的婚礼祝词这项社会活动为思考案例。传统式，婚礼上都由伴郎也是新郎最亲密的朋友致祝词，表达温暖、诙谐、和衷心的美好祝愿。不过，构思一篇精妙的婚礼祝词可不那么简单，所以有的伴郎干脆上网购买这类祝词。
ThePerfectToast.com就是专门为人代写婚礼祝词的一家主要网站。你回答一组问题，付给对方149美元，3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拿到一份专业水平写就的定制的祝词。其他如InstantWeddingToasts.com网站出售标准的预先写好的祝词，定价19.95美元，附带可退款的保证。
假如你结婚的时候，伴郎的祝词暖人心房，感动得你热泪盈眶。事后当你得知他是从网上买来由专人撰写的付费祝词时，你会介意吗？祝词是否因此不再像当初显得那么重要？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会的。
虽然买来的祝词从收到预期效果方面来讲也许派上了“用场”，但这种效果或许取决于其中的欺骗因素。因此，一份婚礼祝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购买的商品，但祝词的买与卖却改变了祝词本身的特性，降低了它的价值。
再来看看表达友谊的另一种方式——送礼。和婚礼祝词不同，礼物难免有物质的一面。有的礼物在钱这方面不那么显眼，而有的则相对明显。最近几十几年礼品有货币化的趋势，这再一次说明社会生活日趋商品化。
按照市场的逻辑，绝大多数情况下，相比送礼直接给现金来得更好。如果你设想人们一般都清楚自己的最爱，其实送礼就是送的开心，让朋友或所爱的人满意，那么压制钱的作用就难了。即使你品位高雅，你的朋友也不见得看上你相中的领带或项链。所以若你真想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礼物带来的好处，那就不要买东西，把本来要花的钱送出去好了。你的朋友或所爱的人既可以拿这笔钱买你要买的东西，更为可能的是，买他们更为感兴趣的东西。
经济学家乔尔·沃德佛格(Joel Waldfogel)对节日送礼一味讲究实用的泛滥现象的论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在《吝啬鬼经济学（Scroogenomics）：节日不该送礼的理由》(2009)中写道:
底线是当别人为我们买东西时，比如衣服、音乐什么的，他们十有八九跟我们选的不一样……与他们的消费能给我们带来的满意度相比，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对价值的毁灭。
依据标准市场推论，沃德佛格认为大多数情况下，送现金更好，若是送节日礼品，那么在全国造成的结果是20%的“价值毁灭。
如果送礼是一种集体性的浪费和无效活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乐此不疲呢？若依据典型的经济假设，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格里高利·曼昆在其广为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饶有兴致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首先把送礼说成是一种“奇怪的习俗”，继而又承认给男/女朋友送现金而不是生日礼物则一般来说极不妥当。为什么？曼昆的解释是送礼是“发出信号”的一种方式，这是经济学家用来指利用市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术语。所以，以一家产品优秀的公司为例，公司花高价做广告目的不仅在于直接向客户做宣传，同时也是在向他们“发出信号”：本公司对自己的产品质量信心十足，完全可以花大价钱搞一场广告宣传活动。曼昆提出，送礼起到的发信号作用类似于广告的作用。男的在考虑送什么礼物给女朋友时，他“有女孩想知道的小秘密，比如他真的爱她吗？选一份好的礼物送给女孩是他示爱的一个信号”。既然选礼物费时又费力，那么送一件合适的礼物是他向对方“传递心中之爱意的一种方式。”
市场的归属问题就是我们希望以何种方式在一起生活的问题
用这种思考方式来看待恋人和礼物实在是笨得出奇。以“信号”示爱不同于直接的表白。说到发信号会使人误解为爱是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一个隐秘的信息。如果是这样，现金同样可以奏效，因为付出得越多信号越强，爱也（姑且是）越深。但爱不仅仅是或者说不主要是传递隐秘信息的问题。爱表现为与另一个人的相处和对对方的反应。赠送，尤其是带有关注的赠送，有时是一种爱的表达。因为要表达意思，一件好的礼品不仅要在满足接受方的消费爱好意义上取悦于对方，还要在与对方接触和交往中体现某种亲密感。送礼不总是对有效利用最大化的非理性背离，原因就在礼物不仅仅是图它的用途。有的礼物表达了与我们的身份有关的关系，表达了对我们的身份存疑、对身份重新解释的关系。这是因为友谊不止于相互之间的有用价值，友谊还表现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品质的培养和自知之明的提高。把朋友之间的赠送不问形式种类一概货币化，使得功利主义标准在友谊的关系里无处不在，这便使友谊堕落、败坏。
即使以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送礼的经济学家也不会不注意到以现金做礼物是个例外，而非规律，尤其是在地位同等的人、夫妻、和其他非同一般的人之间。这是效用失缺的根源，也是沃德佛格极力反对的。那么，在沃德佛格看来，是什么促使人们坚守一种价值集体毁灭的习惯？其实就在于现金被视为带有污点的“庸俗礼物”。沃氏没有就人们视现金礼物为庸俗是对错与否的问题质问，而是把这个污点——除了有降低实用性的悲哀特点外——当作缺乏标准意义的残酷的社会学事实。
从经济思维的角度来看，礼品券是正确方向上迈出的一步，这是一个创造900亿美元价值的行业，如今礼品券成了人们节日送礼最受欢迎的香饽饽，尽管直接掏钱会更好。
买来的荣誉
尽管钱买不来友谊，但可以买来象征友谊和表达友谊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把婚礼祝词和礼物换成商品也不会把它们全部毁掉，消弱它们倒是确实的。之所以消弱它们这与钱买不来朋友这一原因有关。友谊与保持友谊的社会行为是由某些准则、态度和品德构成的。将这些行为商品化无异于将同情之心、慷慨无私、关怀体贴等准则挪走，以市场价值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行为就是对表达友谊之举的败坏。
荣誉之物也易于这样遭受败坏。
诺贝尔奖买不来，即使每年拍卖一个，那买来的奖与真实的又怎能一样。市场交易破坏了赋予奖品价值的美好要素。
那么其他形式的荣誉和认可呢？不妨考虑一下名牌大学买卖录取名额的事例。大学不会为录取而举行拍卖会，至少不会有那么高的透明度。但是，假如大部分名额是根据优点来分配，也有一些可以拿来悄悄出售。又假如决定招生的因素有许多，如分数，SAT考试成绩，课外活动，种族、民族以及地理上的划分，擅长运动项目，继承状况（为校友后代）等。如此一来，不管是哪种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哪些就难以确定了。在诸如此类的条件下，大学可以把某些名额卖给有钱的捐赠人，但不会破坏公众眼里被名校录取的那份荣耀。
高等教育评论家说，上述内容几乎反映了目前高校里实际存在的情况。评论家把继承优先一项描绘成为富人采取的一种首肯行为，指出大学还出现了向不太优秀的申请人放宽录取标准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虽然不是校友，但很有钱很可能给学校做一大笔捐赠。支持这一做法的人认为私立学校非常依赖于校友和富人的捐款，这类贡献使学校有能力给不太富裕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资助。
诺贝尔奖买不来。市场交易破坏了赋予奖品价值的美好要素。
所以，与诺贝尔奖不同，大学招生一项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只要这项交易进行得小心翼翼。对卖名额的主张可以从两方面提出反对意见。一是有关公正的方面，二是有关腐败的方面。提倡公正的观点认为大学录取富家弟子换来一笔可观的捐款，这对生于富裕家庭的优势这一点缺乏良好判断力的申请人来说有失公正，认为大学教育就是机遇和有权享用的源泉，担心给予富家子弟优势就等于让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永远走下去。
腐败观着重于制度的完整性，指出高等教育不仅仅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还是某些理想的化身——追求真理，学术科研精益求精，促进人文教育与学习，培养公民素质等。虽然所有大学为追求目标都需要钱，但让筹资的需求占主导地位会使大学冒着风险歪曲自己的目标，败坏大学之所以存在的准则。腐败观强调完整性——一个组织对自身理想要素的忠贞不渝——是根据对“出卖”发出类似的指责提出来的。
反对市场的两种观点
上述两种观点始终贯穿于有关钱该买什么和不该买什么的辩论。公正观质问的是市场选择反应的不公正现象；腐败观质疑的是市场关系下人们的态度和准则可能遭到损害或破坏的问题。
为市场的道德界限花一点时间来澄清两种观点是值得的。公正观针对的是人们在不平等或及其穷困的状态下买卖东西时可能出现的不公道。根据这一观点，市场交易行为不像市场推崇者所说的总是那么自觉自愿。一个农民也许会同意拿自己的肾脏或眼角膜换钱来养活挨饿的家人，但他的同意或许并非出自自愿。实际上，他也许是为生活所迫——不公的胁迫而为。
腐败观与此不同。它的指向是市场估价和交易对某些商品和行为造成的贬低效果。根据这一观点，某些美德和社会文明一旦被买卖就会被削弱或遭败坏。该观点不以公平交易条件为前提，公平与否都适用。
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德观作源泉。公正观依靠的是承诺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公正背景条件下实现的承诺思想。如果有的人穷得一塌糊涂或缺乏公平交易的能力，市场选择就不会是自由选择。所以，要知道市场选择是不是自由选择，我们就得问问社会背景条件下是哪些不公平因素破坏了富有意义的承诺。公正观的论点固然重要，但我的重点在腐败观的论点上。承诺不是它要汲取的思想要素，它的思想内涵是此处涉及的文明之举的道德价值，即在市场估价和交易中遭贬低了的事物。
因此，要确定大学招生该不该成为买卖，我们还得就大学追求的美德与社会文明进行一番辩论，问一问这种买卖是否会对它们构成损害。要确定是否建起一个幼儿收养市场，我们就得问问支配家长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准则是什么，买卖儿童是否会破坏这些准则。腐败观的核心论点是市场不仅仅是机构组织，市场还体现了某些价值。有时市场价值将值得关注的非市场准则排挤掉。
排挤非市场准则
那么这种排挤是如何表现的呢？市场价值如何败坏、破坏或挪走非市场准则？按照标准经济思维的假设，好事商品化——拿去出售——不会改变它的特点。市场交易提高经济效益而不会使好事发生变化。所以经济学家一般都赞同使用物质刺激手段实现希望应有的行为，如资助学生使他们考出好成绩。
市场交易换来的是双赢，没有人因此而受损。
但这种假设值得怀疑。由于市场触及到传统上由非市场准则支配的生活各个领域，认为市场不会影响或玷污被买卖的好事，这种思想愈来愈靠不住。常识总结的已为规模不断壮大的研究所证实：物质刺激与其他市场机制尽管可以挤掉非市场准则，但也会产生不良后果。有时拿钱去买某种行为，你得到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还有，劝一个社区的居民接受核废料场的事情也值得考虑。多年来，瑞士一直想找一块可以放置放射性废料的地方。尽管瑞士对核能源依赖性很强，愿意让核废料在当地安家落户的社区却没有几家。被可能定点的地方选在了小山村沃尔芬希森（Wolfenschiessen）（人口2,100）。
1993年就该问题举行公投之后不久，经济学家对村民们做了一番调查，询问他们如果瑞士议会决定在当地建一座核废料存储库，他们是否愿意通过投票来接受。虽然该设施被人们普遍视为给本社区增添的一个累赘，但几乎超过半数的人（51%）表示他们愿意接受。显然他们的公民责任感远大于对风险的担心。接下来经济学家又提了一个带有甜头的问题：假如议会提议在你们社区建这座核废料库并每年给每人提供补偿，你们同意吗？
拿钱购买某一个行为，你得到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结果，支持率下降到了25%。即使补偿加码也无济于事。当经济学家提出可以提高补偿费时，得到的结果没有变。就算补偿金提高到了每人每年8,700美元，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月平均收入，村民们态度依然十分坚定。
那么村里的事到底怎么样了？标准经济分析提出的看法是，提出以钱来换取人们同意接受一项负担，会使他们更加愿意而不是更加不愿意这样做。但领导这项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布鲁诺·S·佛雷(bruno S.Frey)与菲利克斯·奥柏霍泽---吉（Felix Oberholzer—Gee）指出，价格作用有时因道德顾虑而失败。
对多数村民来讲，愿意接受核废料库反映了公共精神，即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依赖核能源和核废料须有地方安置的共识。假如他们所在的社区被认为是核废料最安全的贮存地，那么他们愿意挑起这付担子。在这种公民愿意承担义务的背景下，提出金钱承诺对村民们来说犹如试图从他们手中购买选票。事实上，拒绝补偿提议的人有83%说明自己不可以被贿赂才予以回绝的。
核废料选址一事说明把钱引入非市场环境的做法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排挤道德与公民承担义务的精神。为什么要对市场排挤非市场准则的趋势抱有忧虑呢？有两方面原因：经济方面和道德方面。
从经济角度讲，公民品德、热心公益等社会准则可以用来做大交易。
但道德与公民准则也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单单依靠金钱来劝使村民接受建立核废料设施不仅代价高且腐蚀、败坏。这是从劝说与承诺之旁绕道而走——那种对废料设施造成的风险和对更大的社区（应该指国家--译者注）需要这种设施的深思熟虑形成的承诺。
出售血液
也许阐释市场排挤非市场准则最有名的当属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s）有关献血的经典研究。在《礼物关系》（1970）一书里，蒂特马斯比较了英美两国的采血机制。英国所有输血用血液由分文不取的志愿者提供。在美国，一部分是献血，一部分是商业血库买血，主要是买穷人的血。蒂特马斯的观点倾向于英国采血机制，不赞成把人血当作商品拿到市场做交易。
蒂特马斯拿出大量数据，显示英国的采血机制仅从经济的和实用的方面来看，也比美国的好。他认为，美国的采血机制虽然有预期的市场效益，但会出现如长期闹血荒，血液遭浪费，成本较高，被污染的风险较大等现象。
他的结论是，“血液与献血者之间的关系被商品化导致利他主义难以表现，也使社会意识受到腐蚀。”
美国当年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尼斯·阿罗援引市场信仰的两条重要原则以回应蒂特马斯的《礼物关系》。这是有关人类本性和生活道德的两个假设，经济学家经常为之伸张却很少为之辩护。第一条是某个活动的商业化并不改变这个活动。第二条是道德行为是一件需要节约使用的商品，即我们不应该过分依赖于利他主义、慷慨无私、休戚与共或公民义务，因为这些道德情操稀有不多，不是用之不竭的源泉。
不难看出，这种道德观，如果没错的话，是如何为市场提供更多的根据把触角伸向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传统上为非市场价值所支配的领域。假如利他主义、慷慨无私、公民品德就像矿物燃料那样拿出多少是固定的，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加以保护。用得越多，剩下的越少。根据这一假设，对市场的依赖多于对道德的依赖不失为一种保护稀有资源的途径。
但对于并不谙熟经济学的人来讲，这种关于高尚风格的思维方式不仅是奇怪的甚至是牵强附会的，忽视了我们热爱和行善的能力不因使用而枯竭却会随实践而壮大的可能性。想想一对恩爱夫妻吧。如果他们一心想储存自己的爱，很少有求于对方，他们的一生会过的好吗？如果他们对爱有更多的祈求，他们的爱岂不是非但不会减弱而是愈加深厚吗？如果他们精打细算，为的是把爱保留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因此相互谨小慎微，难道他们会过得更好？
关于社会的休戚与共与公民品德还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把公民品德存起来，告诉大家只有在国家需要了，号召他们为共同的利益而奉献时，再去购物消费？或者说，公民品德和公共精神不用就废？许多道德家都持第二种观点。亚里斯多德教育人们品德是我们在实践中培养的东西：“我们做正义之事而讲正义，做事适度而变得稳健，做英勇之事而勇气可嘉。”
视品德为商品忽视了我们热爱和行善的能力随实践而壮大的可能性。
2003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应邀在该校纪念教堂为大家做早祷告。他选的题目是“对道德问题的思索经济学有何贡献”。他说，经济学的“道德意义还不如它的实用意义更受人欣赏”。经济学家极其看重对个人的尊重，包括对需要、爱好、选择以及对他们自作的判断的尊重。接着他提出了一个作为共同利益的标准的功利主义原因来概括人们的主观倾向性：根据独立的道德理论，除了这些倾向性以外，“作为大量经济分析基础的是，好事即众多个人评价自身幸福的总和而非可以被评价的东西”。
面对学生——那些提倡抵制血汗工厂产品的学生——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对此进一步作了说明：“只要工人们是自愿应聘，只要工作是最佳选择所以才选择了它，就有对此关注的道德约束力。”
针对那些批评市场依赖自私与贪婪的人，他做出以下答复结束祷告：
我们身上都有浓厚的利他主义精神。经济学家，比如我，把利他主义看作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需要加以保存。如果设计一套机制以便个体的自私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又为我们的家人、朋友，为市场都难以解决的世上许多问题，节省利他主义，这样岂不是更好。
须注意的是，萨默斯版的品德即商品观比阿罗版的甚至更彻底。社会与经济生活中利他主义的盲目消费使得其他公共用途本可以拥有的那部分资源被消耗殆尽；甚至减少了我们留给家人和朋友的那部分资源。
这种经济主义品德观对市场信仰很给力，推动市场把触角伸向不属于市场的地方。但这个比喻说法有误导性。利他主义、慷慨无私、休戚与共、公民精神等和商品不同，可以用完耗尽。它们更像是肌肉，越炼越强。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里，它们却会疲软无力。这恰恰是此种社会的一个弊病。要使我们的公共生活面貌一新，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地锻炼这些品德。
译者 jones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