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乘船驶往深圳（它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地区之一），一块巨大的宣传板就会引入眼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2010年，中国的电视，智能手机，钢管及其它你能用来砸自己脚的产品产量超过美国。中国目前在制造业的产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它的工厂生产的如此之多，如此之便宜，使得相对它的贸易伙伴，中国能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将要谢幕。
成本在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始于工厂聚集的沿海城市（如图）。土地价格上升，环境和安全规则以及税费都推动了成本上升。然而，影响最大的要数劳动力成本了。
3月5日，投行渣打银行发布一项对珠江三角州地区超过200家香港制造商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这些地区的工资已经上涨了10%。位于深圳的苹果合约制造商———台湾富士康，在上月将工资上调16-25%。
“中国已将不在像过去那样便宜了”，Dale Weathington哀叹称，他所在的Kolcraft在中国南方利用合约制造商生产婴儿车。他埋怨道，劳动力成本在过去的四年每年上升20%。中国的沿海省份已经失去了吸引内地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这些农民工通常在春节时回家。在过去的几年，Weathington的工人有95%的都会回来上班，但今年只有85%回来了。
Kolcraft的经历算的上是典型了。当美国在上海的商会最近向会员们询问他们最大的挑战时，91%的人都会说是“成本的攀升”。腐败和盗版则远远落后。从2002年到2009年，蓝领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包括福利）以美元计算，在广东每年上升12%，在上海是14%。咨询师Roland Berger认为，相关数据在菲律宾和墨西哥分别是8%和1%。
Joerg Wuttke是欧盟商会一位经验丰富的实业家，他预测到2020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将翻2倍甚至3倍。咨询师AlixPartners提出了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推断：如果中国的币值和运输成本每年上升5%，工资每年上涨30%，那么，到2015年，在中国制造商品并把商品运到北美和在北美制造这些商品的成本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可能比较缓慢，但趋势是明显的。
如果中国不再便宜，那么谁将会替代它呢？工厂会搬迁到劳动力更便宜的穷国吗？那是传统观点，但不正确。
中国的优势
PPC是家为电视制造连接器的公司，来自PPC的Brian Noll说他的公司认真考虑过搬到越南去。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低，但是越南缺乏镀镍，热处理以及特殊冲压制品等服务提供商。最终，PPC决定不离开中国，反而将它在上海附近的工厂使用更多的自动化设备，以及其替代工人（但并不全部替代）。
通用副总裁John Rice称，其它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普遍比中国低30%。但这些国家的问题重重，几乎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优势，特别是这些国家缺乏有效的供应链。GE在越南开了一家生产风力涡轮机的新工厂，但Rice先生坚称，是工人的才能而不是便宜劳动力吸引他们到哪里。工厂附件有家政府造船厂，这样GE就能雇佣一些世界级的电焊工。除了在商品业务，“能力总是胜过成本”，他说道。
香港企业家Sunil Gidumal，生产供哈罗兹，玛莎百货以及其它零售商包装饼干的铁盒。工资成本占据他的总成本的三分之一，他在广东的工厂在过去四年间，工资已经翻番。他说，斯里兰卡的劳动力要便宜35-40%，但他发现这些工人劳动效率较低。所以，他在中国经营一家较小的工厂以满足美国和中国本地市场，只有销往欧洲的罐头才在斯里兰卡生产，尽管运输成本要比从中国低。
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Louis Kuijs观察到，类似T桖和低价培训师这些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离开中国。一些公司采取了“中国+1”战略——在另外一个国家只开设一家工厂以进行市场测试和提供备援。
尽管成本在飙升，但中国沿海地区还是具备持有的优势。首先，这里接近繁荣的国际市场。这是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新的富有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需求很大。
其次，中国的工资可能上升很快，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上升。有关劳动生产率的详细数据是有争议的，但趋势却是确定不移的。中国工人之所以工资要求高，那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多。
第三，中国很大。它的劳动供应源足够大也有充分的弹性，这使得他们应付诸如圣诞节的灯或者玩具这些季节性的产业，咨询机构AlixPartners的Ivo Naumann说道。纽约时报称，当需求突然而至时，生产IPhones的工厂能够一夜间在它们的职工宿舍唤醒8000名工人，并将他们投入的生产线上。不需要等到明天，半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壮举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
第四，中国的供应链即成熟也灵活。长江商学院的郑玉生教授认为，衡量制造业竞争力的正确方法不是仅仅比较劳动力成本，还要比较整个供应链。对于一件给定的产品，即便在其它地方生产的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该产品的部件不可靠或者无法获得使得在其它地方生产可能不划算。
制造业咨询公司美国太平洋资源国际的Dwight Nordstrom认为，中国电子制造商的供应链非常棒，至少在10-20年的时间里“地位没人能够撼动”。低技术行业也具备这样的优势。出口鞋子商Topline在中国沿海城市有几十家的合同工厂，来自Topline的Paul Stocker称，想找到能够替代中国的地方并不容易。
现在有个流行的预测，那就是中国内地的工厂将要超过沿海城市的。有关FDI的官方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一些内陆省份——例如重庆——现在吸引的外资和上海一样多。今年很少农民工从内地再回到沿海城市，那是因为在他们家乡附近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但是，制造商将工厂以往内地并不简单的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劳动力并不是便宜很多。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报告称，内地工厂拥有硕士学位工程师的薪水比深圳低了甚至不到10%。Kolcraft考虑转战湖北，却发现总成本比沿海地区仅仅低了5-10%。
Topline调查是否可以搬迁至内地，但发现内地的额外成本巨大。用于出口的基础设施简陋又缓慢（河道运输需要多加一周时间），物流没有得到充分发展，Topline的整个供应链都在沿海地区。它决定还是暂时不动。
内地税收
搬往内地会带来各种预期不到的成本。比如，在深圳这些富裕地方的新劳动法使得关闭这些地方的工厂将非常昂贵。相对于从上海到纽约，将商品从中国内地运往沿海城市成本更高。如果工作地点由繁荣的沿海城市换到偏僻地区，管理者和其它技术高的员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增幅。重庆有3000万人口，但这不是上海。最近的反腐运动太剧烈，无论是合法的商人还是恶棍都被吓着了。
那些投资中国内地的公司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服务当地的消费者。随着内地越来越发达，这里的市场越来越吸引人。但要说起生产ipads和职能手机，世界工厂仍旧位于中国沿海省份。
当然，早晚有一天，其他地方会修建更好的公路，港口和供应链。最终，他们会向沿海城市的基础制造业提出挑战。所以，如果中国想要繁荣，他的制造商必须往价值链的上端走，而不是仅仅将在其它地方设计好的复杂产品组装起来，他们需要自己去做更多的设计工作。按照德国的经验，中国的制造商需要去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为完善这些产品提供服务。
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对华为在深圳最大的公司校园的参观就非常有启发意义。华为的创始人以前视是位军官，多年来他在政府的朋友给予他诸多帮助。虽然华为有政府背景，但他现在更像是一家西方的功科技公司。华为的管理者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它的领导层这些年一直在向来自IBM和其它美国咨询公司的本土顾问学习。华为高度专业化，它的创新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2008年，它的国际专利申请也多于其它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它发布了世界上最薄最快的智能手机。这至少表明中国的私人公司开始认真对待知识产权。在专利方面，华为正深陷苦战，不仅与跨国公司也与中信。作为多方面的竞争对手，中兴也希望从低成本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向迷人的新消费品生产商转变。
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华为。但是它吸引着无数的年轻人去建立华为这样的公司。每年都有一波波在外国学习和工作的海龟归来。其中很多是在MIT和斯坦福学习的世界顶尖的工程师。很多人直接见识到硅谷是如何如何运作。实际上，硅谷的老手们在中国建立很多极具创新能力的公司，例如百度。
中国变化的节奏如此令人吃惊，以至于让人很难跟上步伐。有关血汗工厂的陈词滥调正如中山服一样已经过时。下一个阶段是非常有趣的：中国必须去提高创新能力，否则前进将会减速。
译者 camelxiangz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