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剑桥中国史”是一套很厚的老外看中国的史学巨著，不过它更以夹生的、自说自话式的学术翻译腔闻名遐迩。本文为风格戏仿。）
尽管官方提供了自信十足的版本，这个国家的人民在2017年似乎陷入普遍的焦虑中。在具体论述之前，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全球视野。作为追赶型国家，中国人在焦虑上也有赶超英美的趋势。如果说2016是英美焦虑年，2017年则是中国人主导了全球焦虑化的进程。
年初一场长达两周的雾霾天气“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尤其引发了北京市民的焦虑和恐慌。中国其实有两种人，一种是北京人，一种是外地围观群众。北京人似乎更焦虑，他们几乎主导了这个国家关于焦虑的主要议题。无论是雾霾，还是年尾的幼儿园、低端人口、天际线三大争议事件，都说明用常规治理经验治理北京人是不行的。不以GDP见长的北京人在这方面体现了杰出的焦虑能力，也成为解决这个国家整体焦虑的先行者。
当日雾霾压城，北京人表现出巨大的自我反省精神和从我做起的决心。他们主动限行了私家车，关闭了烧烤店，停止了一切冬季施工。他们甚至自黑到声称自己为城市贡献了超过四成的雾霾污染。然而当下一个冬季来临，北京似乎突然之间彻底摆脱了雾霾的威胁，北京人却陷入某种道德困境。因为他们知道帝都的蓝天是周边省份停止烧煤换来的，虽然跟私家车和烤串没有多大关系，但这并不能让他们心安理得，因为河北人民正在挨冻。
雾霾的解决说明两件事。第一件事，在这个国家，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只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二件事，解决方案至少在今天，是一个牺牲谁的问题。北京人以其杰出的焦虑能力，赢得了这场博弈的胜利，同时北京人也知趣地闭上了嘴巴。
北京人主导的第二个焦虑，和学区房有关。北京的高房价直追纽约伦敦，仍无法阻挡人们高杠杆高负债购入一套或多套商品房的癫狂。这其中，学区房堪称中产阶级中国梦的高度投射和杰出代表。2017年春天，有人喊出“我北大清华毕业，却买不起北大清华旁边的一套学区房”，虽然大众也认可北大毕业卖猪肉甚至当无业游民，其逻辑之荒谬不值一驳，但仍瞬间引爆集体焦虑，王侯将相终须有种，兔子死了狐狸也会悲伤。
虽然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喜欢称执政党为我兔你兔，但这里的兔子依然是指一种奋斗不息的食草动物，代表了随时可能失去得来颇为不易的财富与地位的人群，他们终于敢于自称中产阶级，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压迫下发出最后的吼声。焦虑在蔓延，以至于有人声称2000万人只是假装生活在北京。这个论断在年底似乎得到了部分证明，2000万可能有点夸张，但的确有数万人被剥夺了假装的权利，他们的火速离开，似乎重演了历史上华人在世界很多国家的遭遇。
焦虑也体现在这个国家不同年龄段之间的无情倾扎和嘲讽。中年一代本应是社会栋梁，却突然在一夜之间陷入中年危机。从保温杯——我们打猎时盛热咖啡的钢制双层保温容器，被一个过气摇滚乐鼓手拿来泡枸杞，到油腻——被一个自恋的著名作家用来形容营养过剩、不注意个人卫生、戴各种奇怪木材打磨串珠的中年大叔。这个国家早前大受女青年欢迎的成熟男士，突然被集体打入但丁式的地底世界，甚至没有自我辩解和反驳的机会。他们接受了，学会以此自嘲，讪笑着迎接年轻一代的异样目光。
保温杯与油腻，与其说是中年人的失败，不如说是更年轻一代的焦虑。他们知道，这个国家最好的发展年代已经过去了，机会和财富被中年人牢牢占据；自己可能要终生还房贷，未来还要赡养史无前例数量巨大的老年人，出头之日遥遥无期。他们愤懑，自怜自伤，试图从尽情嘲讽上一代人中获得某种心理平衡。他们也自称“中危”，把中年危机的年龄无限提前，这不完全是自嘲，更不是实情，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和无奈，来嘲弄命运的挑战。人们明白，命运并非对每一代人都公平，而这一代人已经深深望到了不公平的命运尽头。
似乎不焦虑的只有在广场上跳舞的一代，他们毫无顾忌地挥洒在记忆中都已远去的青春，跟年轻人争抢篮球场，在立交桥下进行中国式相亲，并且在任何政治问题和利益问题上勇于发声。他们相约去看一部表现40年前芭蕾舞女演员的电影，灯光熄灭后手悄悄拉在一起。他们自称青春无悔，人生经历中却有着深深的缺失和遗憾，以至于连焦虑都显得太小儿科。
这个国家的人民还陷入巨大的道德焦虑中。翟欣欣骗婚并逼迫丈夫近乎净身出户，令到程序员创业家苏享茂跳楼自杀，引发人们对婚姻、对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巨大焦虑。但是跟江歌案相比，这种“让神仙跳起来”（仙人跳）的把戏就显得轻佻多了。江歌在日本被杀，幸存当事人刘鑫拒绝分担江歌母亲的巨大伤痛，被公众认为是无可饶恕的冷血和忘恩负义，甚至获得远远超过对凶手的关注。这个事件所引发的狂热关注，实际上表达了中国人对人心和道德的深深失望和焦虑。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后续情况公众也陆续了解，这里并无更多可议。然而大众何以持续陷入道德焦虑，仍然值得研究。
一般来说，当经济不景气，社会趋向保守，人们对道德的要求反而会上升，愈加不能容忍失德失范的行为发生。道德是一种内在的激情，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其他人的不满意，源于内心对自己的不满意，而内心对自己的不满意又往往来自现实处境的压力。因此，道德焦虑和道德讨伐更多是一种曲折的表达，表明外部现状无力改变，只能通过道德情感来宣泄。如果经济长期无法好转，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道德讨伐事件在中国发生。道德上对别人的高标准严要求，可能让这个国家整体上陷入虚伪，并成为价值评判的主要依据，就像明王朝中后期发生的那种情况。
最后，焦虑也发生在部分地方政府身上。这里只简单讲两句。年末北京发生的幼儿园、低端人口、天际线三大争议事件，地方政府的努力却得不到民众的理解，说明这个国家在沟通机制上可能出了问题。用中国成语来说，施政追求“一打雷就刮风”，舆论则需要“把春风变成雨水”，打雷式的信息发布，寄希望于“一锤子把锣敲响”，起不到真正的舆论作用。
舆论其实是一种复杂的生态，需要新闻媒体从容居间，持续提供新闻事实，持续提供公众能够理解并且乐于接受的解释，而不是政府部门把所有信息和解释死死攥在手里，实在捱不过了才一把梭哈出去。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媒体生态在2017年继续塌陷。据一项统计，目前在册的新闻调查记者仅剩175人，比5年前减少近一倍，这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因此，年度焦虑奖可以考虑授予新闻媒体，很多时候人们几乎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