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7岁的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与同事在刚果的一个小村子里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病毒，他们用村子旁的一条河的名字来命名它——埃博拉。皮奥特现在是伦敦卫生暨热带医学院院长，他对《金融时报》讲出了自己的担心：“疫情正在失控。”西非生活着许多印度人，假如其中一人感染了病毒，然后将病毒携带回一家不卫生的印度公立医院，“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
皮奥特虽然担心埃博拉疫情，但他认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可能会很快研制出来：“这应该是最后一种我们只能用隔离和检疫手段对付的流行病。”
他解释说，最初为了抗击艾滋病而创建的全球卫生网络能够迅速启动，而且埃博拉是一种比艾滋病简单的病毒。埃博拉之所以从未对全世界造成这么大困扰，是因为以前疫情爆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少超过300人，而且只发生在贫困的非洲国家。
“现在药物试验已经开始。我们有望在数月内找到有效治疗方案。”
富士胶卷大显身手
在埃博拉肆虐之际，谁也不会想到，日本富士胶片（Fuji film）这样的公司能帮上什么忙吧？
对，没错，就是那个一直疯狂追赶柯达的富士胶片，而柯达公司已经在两年前申请破产了。
2000年，现年75岁的古森重隆担任了富士胶片的CEO，并开始大力推行激进而痛苦的改革。截止到2013年，模拟类胶片业务市场的规模已缩水到顶峰时期的二十分之一。2008年，富士胶片通过一宗规模为16亿美元的交易，收购了亏损中的中型制药商富山化学(Toyama Chemical)。如今，富士胶片的医疗保健业务（其中包括制药、化妆品及医疗设备业务）带来的营收占其2.4万亿日元总营收的16%，是仅次于复印机和办公用品业务的第二大部门。
古森投资制药产业是富士胶片转型计划的一部分——事实证明，这个转型有多重要。
如今，富士胶片推出的一种抗流感药物被证明或许能抗击埃博拉病毒。这种名为Avigan的药品有助于阻止受感染细胞中病毒基因的复制。10月，一名法国护士在接受Avigan治疗后，从埃博拉病毒感染中康复。从11月开始，法国政府和几内亚政府将就该药物治疗埃博拉的效果开展临床试验。目前，富士胶片拥有的该药品库存能够为2万人提供治疗。
2014年3月，日本政府已批准将该药品用于治疗流感。就在8月，该药可能能够治疗埃博拉的消息传出之后，富士胶卷的股价上升了16%。古森重隆拍胸脯保证说：“只要人们需要，我们已做好快速大批量生产的准备。”
医药公司联手抗敌
就在2014年10月，美国生物科技公司ZMapp宣布，已将所有库存的用于抗击埃博拉病毒新药的试品全部送往西非，他们的新药试品已经告罄。
这充分证明了医药企业如今重担在身。疫情严重的利比里亚政府直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请求发放药物，用以治疗感染埃博拉的医生。迄今只有3人获得了ZMapp的药物，其中两人是美国人—医生和医疗救援人员；而另一位则是75岁的西班牙牧师。
不是不想给药，而是医药公司和世界卫生组织有他们的顾虑。美国疾控中心此前曾多次强调，关于新药的影响和是否会产生后遗症仍无从得知，需要很长时间的临床实验才能观察清楚。但埃博拉的蔓延却是急症，尽管多数医药公司都在加快速度研发疫苗和药物，但是医药的研发周期仍旧很长，无法逾越——不是所有公司都像富士胶卷那样幸运的。
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投资了大约2亿美元在开发埃博拉的疫苗，他们将从明年1月份开始埃博拉疫苗临床试验，如果卫生部门认为该疫苗安全且很有希望在更大范围推广，那么到2015年5月份，他们生产的疫苗数量或可达到25万份。
对于埃博拉病毒，目前还没有一种经过批准的相应疫苗。强生公司与丹麦生物科技公司Bavarian Nordic在这一领域采取了合作。强生公司的疫苗在猴子身上试验时是安全的，具有防护作用——通常，这是疫苗可在人体发挥作用的一个强烈信号。英国的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则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则在开发出另一种埃博拉疫苗，近期开始在该研究院位于马里兰的基地进行初步人体试验。
各个发达国家的卫生系统和医药系统都在作出反应。瑞士医药管理局已经在10月28日同意正在实验中的埃博拉疫苗可进行人体试验。这项试验疫苗将召集120名志愿者展开人体临床实验，预计12月有初步结果。连世卫组织助理秘书长基尼也签字成为志愿者之一，亲自参与测试。
我们应该怎样抵御埃博拉
中国这次的反应速度远快于其他国家。2014年初，一些西非国家刚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政府就分别于4月、8月和9月累计向西非国家提供了2.34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其中包括防护救治物资、粮食、现汇，还派出近200名的专家和医疗人员。在9月时，中国就有约有9个课题、10个国家级研究单位在从事埃博拉病毒研究，包括检测方法、诊断试剂开发、疫苗和药物等。
埃博拉病毒引发的恐慌远比艾滋病要大：它在一周内就会令患者死亡，而艾滋病可能需要十年。其突发性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国际社会在最初的震惊之后，纷纷伸出援手——全球的任何人都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是联通的。10月29日，英国灾难应急委员会（DEC）已经将埃博拉疫情已从紧急医疗事件升级为人道主义灾难——这是该组织50年来首次为单一流行疾病发出紧急呼吁。因为埃博拉病毒不仅威胁到人类生命，还摧残了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安定。
从传统上讲，对抗流行疾病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世界银行一般会在重大自然灾害（比如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协助重建工作。这一次，世行一直在为危机的紧急应对工作提供资助。在这次疫情里，世行的目光已经超越了“本行”，它已富有前瞻性地介入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2012年7月接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的金墉(Jim Yong Kim)的专业背景此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是一名美国籍韩裔的传染病专家。原本人们一直在质疑，他是否有资格出任一家传统上为桥梁和水坝提供融资的开发银行负责人。但随着埃博拉抗击战力度升级，金墉的经验发生了作用，他积极地将世行定位成这场战争的主要资助者。早在美国或英国作出任何承诺之前，2014年8月，金墉就已承诺从一个人道主义危机专项基金中拨款2亿美元。9月份时，他将承诺拨款额倍增至4亿美元。他还在大声呼吁医疗工作志愿者前往西非，那里至少还有5000名医生的缺口——包括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医生们都已经响应了这一号召。
即使不是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而是作为一个开发银行行长，金墉也认为世行有充分理由介入埃博拉。除目前爆发的疫情外，经济危机的风险也在酝酿——世行经济学家估算，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到2015年底，埃博拉对西非造成的损失可能相当于32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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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share+观点：也许埃博拉病毒目前对世界作出的最大结构性改变，是让各种组织更为顺畅地跨越了彼此的行业属性，联合在了一起。这一点从世行角色的改变上看，特别明显和富于象征意义。金墉的角色是复合型的，他在呼吁成立一个国际卫生工作者特别小组，以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的同事，还希望在世行内成立一支大流行病应对基金，以便在未来爆发疫情时能更快地调配资金。未来的很多危机都会是复合型的：它们既威胁人的生命，也会拖垮经济。这种跨界合作和奉献精神正是应对国际性危机的最佳对策——说到底，消灭这种现代版“鼠疫”还是要靠人道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