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能够改变我们和死亡的关系，给只有寂静的地方带来一点声息。——亚伦·森夏恩（Aaron Sunshine），永恒之我（Eterni.me）用户
在她去世前数月，我的祖母做了一个决定。
鲍比（Bobby），她的朋友这样叫她（她们那一代人爱用昵称），是一个农民的妻子。她不仅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从中找到了理由去发挥她天生的储藏才能。自从英格兰从打到只余下废铜烂铁的战争中恢复起来，“物尽其用”就是她长久以来信守的准则。
她留着旧信封和麦片盒子的硬纸板，用来做笔记、列单子。她收着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散了口的毯子和积了灰的衬衫，以备她缝缝补补的时候需要材料。她还是个一丝不苟的年代记录者。她保存着家庭成员的相簿。她把我已故祖父随商队去世界各地时写给她的航空情书都放在一个盒子里。她家中充满了记忆的遗骸。
不过在她去世前的几个月里，重心从储藏转到了分享。每次我去祖母家都会带回一车的东西：成箱的、没开过的橙汁，磨损的羊毛球，散发着湿气的旧书，空的玻璃罐。总之就是所有她在面对死亡时需要重新安置的东西。记忆也开始搬走。她把褪了色的照片送给子女、孙辈、朋友，那些生动详细地描述了各种经历的信件也一样。
四月九日，她过世前的那个下午，她给亡夫的一个朋友寄了一封信。她在信封里放了我的祖父和他的朋友童年时一起玩耍的照片。“你非拿着这些照片不可。”她在给他的信里写道。这是要求，也是恳求。或许这样这些东西就不会被丢掉或忘记，在她几小时后从她最喜爱的扶手椅上滑下之后。
在死后能被记住的期望是原始而普遍的。在他1916年的诗作《诺言》（Troths）中，诗人卡尔·桑迪伯格（Carl Sandburg）捕捉到了这一共同感受：
黄沙在大黄蜂翼上，
灰色的光在女子询问的眼神中，
红色的废墟在变换着的夕阳余晖里：
我将你带走，记忆高高堆起。
在我的收藏之上，死亡之爪也将折断。
这首诗是一首对于记忆潜能满怀希望的赞歌。只有还未受到岁月摧残的年轻诗人才会拥有这样的浪漫想法：记忆显得如此持久，似乎可以带给它的拥有者不朽。
不过，尽管桑迪伯格的记忆没能够从死亡手中拯救他，它们却在他死去后留存了下来。自从在山洞岩壁上刮划出第一幅画，人类就开始力图使记忆免于最终湮灭。口述历史，日记，回忆录，照片，影响，诗歌：一切人们用以和时间的清洗作斗争的工具。今天我们将记忆存进互联网神秘的服务器里，在遥远的南方北方，那些保管库藏在经冷却的空气里嗡嗡作响。
Facebook时间线记录着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Instagram账户储藏着我们的喜好，Gmail收件箱记载着我们之间的对话，而Youtube频道则散播着我们如何活动、说话、唱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全面地收集、管理着我们的记忆，在任何情况下抓住某种不朽。
这就够了吗？我们保存下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但如果我们遗漏了某些决定性的东西会怎么样呢？如果对我们的言语或照片而言必要的语境丢失了怎么办？如果我们能留存下一切，那该多好，不仅仅是只言片语或生活片段，而是整个的思想：所有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情爱，心碎，成功，失败，说过的谎言，学到的道理。
如果你能像电脑硬盘那样保存你的思想，你会那样做吗？这个问题很快就将摆到我们面前。一些工程师们正致力于研发可以制造我们思维、记忆整体拷贝的技术。拷贝可以在我们被火葬或土葬后继续存在。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这项技术一定会对我们如何生活、如何爱人、如何死去产生深远而且可能令人不安的影响。
副本
我把祖母写给我的信放在桌边的一个文件夹里。她写得频繁，信也都很长。我还在厨房的墙上放了一张她的照片。那些旧书，现在已经干燥，依然堆在那里没有读过。这些是我记住她和她的记忆的方式：以实物的形式。不过我是否能更好地留住她呢？
旧金山居民亚伦·森夏恩的祖母不久前也去世了。“她留下的东西少得令我讶异，”30岁的他对我说。“只有几件东西。我有一件她的旧衬衫，我在屋子周围的时候常穿。她留下了些钱，但钱是没有自己面目的。它们并不比其他的美元带有更多她的个性。”祖母的死亡启发了促使森夏恩注册了“永恒之我”。这项网络服务致力于保证在人们死后，他们的记忆仍能被保存在网上。
它是这样运作的：当你还活着时，你授权这项服务查看你的Facebook、Twitter、邮箱账号，你上传的照片，你的定位历史，甚至Google眼镜记录下来的你的所见。数据被收集起来，经过筛选、分析，然后转换生成你的人工智能化身。这个化身试图模拟你的样貌、性格。你在活着时与它互动，它还能对你了解更多，时间越久，它越能准确地反映你。
“这项服务是想创造交互式的遗产，创造避免自己在未来被彻底遗忘的方法。”永恒之我的创始人之一，马吕斯·乌萨赫（Marius Ursache）说道。“你的曾曾孙辈可以使用它来了解关于你的信息，而不是通过搜索引擎或者大事年表。这些信息可以是家庭活动的照片，可以是你对某些话题的看法，也可以是你写了却从未发表过的歌曲。”
对于森夏恩来说，他也许能够和祖母留下的、能反映她性格的化身交流，这一理念令他欣慰。“我昨晚梦到了她，”他说，“当前这是我能和她说话的唯一方法。但是，如果有一个她的模拟形象呢？那样的话，她好像就不会离开我的生活那么遥远了。”
尽管乌萨赫对永恒之我服务雄心勃勃（“它可以成为人类的虚拟博物馆”），这项科技目前还处在婴儿时期。为了使模拟尽可能的准确，他预计使用者将需要与他们的化身进行数十年的互动。他已经收到了许多临终病人的留言，他们想知道这项服务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他们是否能赶在去世之前用这种方法记录自己。
“我很难给他们一个答案，因为也许要花费数年才能使科技达到可以使用、具有真正价值的程度，”他如是说。但森夏恩对此持乐观态度。“对于有人能够反向地创造出令人满意的人格模拟，我深信不疑。”他说道。“它能够改变我们和死亡的关系，给只有寂静的地方带来一点声息。它能够制造对逝者更真实的记忆，取代我们如今仅有的那些模糊的故事。”
我想科技是可以做到这些的。但如果提供服务的公司有一天倒闭了怎么办？服务器关闭的瞬间，住在其中的人们又会再一次死去。
当我的祖母老去，她的一些记忆仍旧鲜活，每个细节都清晰到位。有些记忆则变得令人困惑：在每次复述中，情节不知怎么弄串了。永恒之我和其它类似的服务可以弥补人类记忆的不可靠。他们提供了在时间流逝后依旧能够确定生活细节的方式。但任何模拟只能近似一个人。
而且，如任何Facebook用户所知，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下的生活是有选择性的。人们或许修改了细节，或许改变了重点，或许为了适应当下情况而抹去了整段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常常给了自己一个不可靠的账户。
全面回忆
如果有可能全面记录脑中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地选取我们愿意用数码形式记录下来的东西，那会怎样呢？这项工作并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也不是过于野心勃勃的科学家们的孜孜以求。
理论上说，要实现这一过程，需要三大关键突破。科学家必须先发现如何在人去世后保存他们的大脑，并且不造成破坏。然后被保存的大脑中的内容要能够被分析、捕捉。最后，人脑中被捕获到的信息要能够在一个模拟人脑中被重新创造出来。
首先，我们要制造出人工大脑，人类记忆备份要能在其中“运行”。这一领域的研究涉猎面很广。麻省理工为新生科学“神经连接组学”开设了一门课程，这项研究的目标是画出完整的人类大脑神经连接图。美国大脑计划致力于通过上百万的神经元记录下脑活动，而欧洲大脑计划则试图根据脑活动建立综合模型。
在2008年一篇名为《全脑仿真：路标》的论文中，来自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安德斯·桑迪伯格（Anders Sandberg）将这些项目描述为通往能够完全仿制人类大脑的“进身之阶”。
“大脑仿真的关键在于重建原先大脑的功能：‘运行’时，它能像原来的大脑那样思考、反应”，他说道。进展缓慢但稳定。“现在我们能够提取小的脑组织样本，并对它们进行3D绘制。这样的‘地图’非常精细，分辨率很高，每一个‘街区’只有几个神经元那么大。
我们可以在超级电脑上进行对老鼠大脑那样尺寸的模拟——但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的连接点。随着科学手段的进步，我期待看到被扫描的组织可以自动转换成可以运行的模型。虽然已经有了这一技术所需要的不同部分，但目前还没有发现从大脑到仿真的传输途径。”
不过，一大波对于这一领域的投资好像正在靠近。Google就对大脑仿真技术投下重金。2012年12月，该公司任命雷·科兹威尔（Ray Kurzweil）为Google大脑计划工程学主管。这一计划致力于模拟人类大脑的方方面面。
科兹威尔是一个引发话题的人物，也是这一科学家群体的名义领袖：他们相信，在有生之年，有可能制造出人类大脑数字备份。几个月后，Google公司雇佣了英国计算机科学家杰夫·辛顿（Geoff Hinton），他是神经网络系统领域的世界顶尖专家之一，特别是在关于人类思考记忆的环路方面。
在这条路上，Google并不孤单。2011年，俄罗斯企业家德米特·伊兹科夫（Dmitry Itskov）创立了“始于2045”，这一名字源于科兹威尔的预测：2045年，我们将能够对我们的思想进行云备份。迄今为止，尽管大部分这项工作的成果都尚未公开，在这方面的投入的努力已很明显。
神经系统科学家、“始于2045”的科学主管兰德尔·孔尼（Randal Koene）坚信，制造出人脑可以工作的复制品是可以实现的。“神经假体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运行大脑的功能是可能的。”他说道。这并非夸大其词。
南加州大学神经工程学中心教授泰德·博格（Ted Berger）已成功制造出了可以运行的大脑海马体假体。2011年，海马体假体在活老鼠身上得到了成功概念验证。2012年，该假体被成功试验于非人灵长类动物。博格和他的团队准备今年在人类身上试验该假体，以证明我们已经能够重建大脑的某些部分。
信息转储
仿造人类大脑是一件事，创造人类记忆的数码记录则是另一种挑战。桑迪伯格对于这个过分简化的过程的可行性并不看好。“根据电脑里的文件可以建立一个可供搜索的索引，记忆的储存方式却不这么井井有条。”他说，“记忆包含关联网络，而这些网络在我们记起的时候才会被激活。大脑仿真需要复制所有这些东西。”
诚然，人类从大脑的多个部分重新获取信息的方法是受到我们现有信念和偏见影响的，而所有这些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用电脑为了方便获取而记录数据的相同方法来储存记忆的努力，与这一结论南辕北辙。如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怀疑论者对我说的，这样的努力建立在“错误且过时的、‘占有’式的记忆观”之上。
如何在不损坏大脑的情况下提取人们的记忆也令人大伤脑筋。“我对我们能够完成非破坏性扫描这个观点存疑，”桑迪伯格说，“所有能够达到所需高清晰度的扫描神经组织的方法都是有攻击性的。我估计要达到效果，不把大脑弄开来都很难。”不过，这位教授相信，只要能够“运行”模拟的完整大脑，上传可搜索的、数码化的特定个人的记忆是可行的。
“我认为这很可能可以在现实中实现，并且能在本世纪内实现。”他说，“但我们也许需要把所有东西模拟到分子层面，这样的话计算需求就会过于庞大。问题可能在于大脑用的是量子态（这一概念为一些物理学家所相信，但很少被神经系统科学家接受）之类很难扫描的数据，或者软件无法有意识或智力（这一概念为一些哲学家所相信，但很少被计算机科学家接受），如此种种。我不认为这些难题都会产生，但我是否正确还未见分晓。”
如果人类记忆可以保存，那么，这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呢？
有人认为那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一些好处甚至可能使仅仅为了子孙后代而延长生命相形见绌。比如，伦敦未来学派主席戴维·伍德（David Wood）认为，人类记忆的数码备份是可以被研究的，这也许能给理解人类如何思考、记忆带来突破。
另外，如神经系统科学家安德鲁·A·弗拉基米罗夫（Andrew A Vladimirov）所说，如果在当事人还在世时，他的思想就能被以数码形式储存下来，那就有可能对这些数据进行精神分析。“你可以在你的整个人生历程上运行特别制作的算法，这会帮助你优化行为策略。”他说道。
不过，技术之外，还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道德伦理问题需要考虑。许多这类问题才刚刚开始显现。“早期，主要的伦理问题仅仅在于：仿制失败的话，我们可能制造出在电脑中受罪的实体。”桑迪伯格说道。“还将会有选择志愿者的问题，特别是在扫描可能有毁灭性后果的情况下。”
招聘愿意用这样一种方式捐出他们思想的人是有难度的，比这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一个仿制的思想将享受哪些权利。“仿制人很可能应该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权利，但保证这些将需要立法方面的改变。”桑迪伯格说。“也许他们会需要新型的权利。比如，仿制人被实时运行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可以参与社会活动。”
在第三方企业和政府前所未有地深入掌握个人信息的2015年，确定个人隐私的边界已经成为了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仿制的思想，隐私和数据所有权问题则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仿真是弱势的，他们的隐私和完整可能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桑迪伯格说。他加了一句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小说中的话：“我们需要保卫他们的权利。”比如，他建议道，法律制定者需要考虑是否应该使传讯记忆成为可能。
物权法
“特定记忆的所有权是让问题变复杂的根源所在。”孔尼说。“回忆录里，你可以选择想写下哪些回忆。但如果你没有决定哪些记忆可以被别人看到的权利，问题就变得十分棘手了。”能够怀有秘密是否也是一项人权？
这些很大程度上未被深究的问题，也开始触及更多关于何而为人的基本论题。仿真大脑也可以被看作人类吗？如果这样，人性是否存在在记忆里，或是在模拟大脑所运行的硬件上？如果是后者，那问题就变成了谁拥有这个硬件：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如果上传了的思想需要通过特定的软件来运行（假定是Google大脑之类），软件许可证的所有权问题又将引起争议。
知道一个人的大脑可以在完整的情况下被记录，这件事本身也可以也可能造成人在生活中表现得不同。“我想这就和知道你的行为将被相机记录下来产生的效果一样，”桑迪伯格说，“对有些人来说，知道这个会让他们倾向于去遵照社会规范，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则会让他们叛逆。如果人们相信大脑仿真可以复制出自己，那就相当于可以期待额外的、身后的人生。”
即使以数据行事记录人类思想的内容和精神历程成为可能，它还是会无可否认地带来复杂深远的影响。但在此之上，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否是所有人都真正想要的？人类渴望保存他们的记忆（或者，忘记一些）因为它们提醒着我们自己是谁。
如果我们的记忆遗失了，我们就不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曾做过什么，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但同时，为了创造符合自己某一时刻身份的生命叙述，我们修改、变更着我们的记忆。把所有的东西不分轻重地记下来未必有用，不管是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后来者。
如此努力的真正价值到底是什么？让人们知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将不会消失无迹，真的会令人舒怀吗？全部的生命都有生存本能：我们吃，我们睡，我们奋斗，最为亘古不变地，我们繁殖。通过我们的后代，我们达成了某种不朽，找到了在我们身体死亡后继续活着的方法。所有的父母都加入了和时间赛跑的盛大接力赛，将基因的接力棒代代相传，传过了许多个世纪。
我们的生理特征，那些眼睛、头发、气质，以某些转变了的方式继续存在。我们的非肉体属性，也许也会同样存在下去（如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在他1956年的诗作《阿德兰尔墓》（An Arundel Tomb）中试着描写的：我们将存活下来的部分是爱）。但那只是对不朽的效仿罢了。没有人能够永生，我们死后会存留的只有我们生活的残影。那些照片里玩耍的孩子是我们，那些老旧的书籍是我们读过的，那件衬衫是我们曾穿过的，如此种种。
我问森夏恩，他为什么希望他的人生以这种方式被记录下来。“坦白说，我也不清楚，”他说，“我人生中真正美丽的事情，比如我办过的派对，做过的爱，拥有过的友谊，它们都太稍纵即逝，无法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保存下来。我的一部分想为自己建纪念碑，另一部分却希望自己彻底消失。”也许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想要被记住的渴望，但我们只希望一部分的自己被记住，余下的就可以丢弃了。
尽管我自己的祖母在去世前细心地将她的照片分发出去，仍然有许多照片留在她的家里。这些永远微笑着、褪了色的、不知名的面孔显然对她的生命意义深远，但如今，没有了她记忆的框架，这些照片只剩下了最肤浅的含义。它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变成了我们这些后人的负担。
我父亲问过我祖母的牧师（一个和蔼的男人，也是祖母多年的朋友），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照片，直接将它们扔掉似乎总有些轻率不敬。牧师的建议很简单。拿起每张照片细看，在那一瞬间，你在表达对照片中人的敬意。然后你就可以没有顾忌地将它丢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