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大概是中国商业行为最多的文艺片导演，早年他就曾投资过白酒、煤炭、五星级酒店、餐饮业等传统行业。
而今，他的产业布局则包括有以上传媒、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艺术中心、种子影院，以及两家影视公司：西河星汇和暖流文化等。这其中的暖流文化及以上传媒，都有着明确的上市计划与步骤，所以在未来几年，资本运作将会是贾樟柯的必经之路。
艺术与商业并不割裂
再一次见到贾樟柯是在金砖电影节上，由他的西河星汇影业主导制作的合拍片《时间去哪儿了》被授予了“艺术贡献奖”。这部电影是由五个国家导演执导的五部短片组合而成，将于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议期间在中国上映，贾樟柯除了是监制外，也执导了其中一部短片《逢春》。
这部电影基本将贾樟柯的商业版图整合了起来，作为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的院长，《逢春》开机前，贾导亲自挑选了学院的13名学生进入到该片导演组、制片组、摄影组、录音组和美术组参与制作，可谓学院的片场培训课程了。
而《逢春》的拍摄，全程取景于平遥古城，要知道，贾樟柯同时也是“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这个正在筹备中的电影展计划每年举办一次，是获得政府支持的促进晋中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之所以说电影《逢春》商业模式清晰，首先贾樟柯选了平遥柴油机厂的旧址，就是致力于将此地打造成一个集电影展区、电影产业基地、拍摄基地、时尚生活艺术社区为一体的大体量文化产业园区，充分利用文化影响力带动旅游经济。
在此之前，贾樟柯还在自己的家乡：山西汾阳贾家庄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和《山河故人》餐厅，也是出于同样的商业考量。
虽然从影20年，拍了大量的文艺片、纪录片，但并不意味贾樟柯与商业是割裂的，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商业，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广告片的制作人，给许多知名企业制作广告宣传片，事实上，他制作的文艺片也只有《海上传奇》亏钱，其他都是赚的。
以《山河故人》来说，国内票房是3220万，全球票房接近1个亿，盈利还是非常可观的。作为自己每一部影片的主投资人，贾樟柯认为自己其实同时也是一个项目经理，从保障投资回报到终端渠道的开发，还要维护营收的平衡，都需要他去运作。
对贾樟柯而言，电影没有大投资和小投资之分，只有合适的投资，“只要制作经费可以达到你的预期拍摄效果就行，投资不能追求数字本身，而是要追求这个作品的规模需要多少钱就去花多少钱。预算的准确性非常重要，我认为超过60%的电影的市场反响不好，跟预算的失衡有关，我的电影的利润率在同行里面算是颇高的。”
“贾樟柯”才是资本看好的大IP
之前一次见到贾樟柯，是在一年多前杭州的静逸别墅，尽管被尊为大师，但从外表看，他仍然像一个腼腆的文弱的大龄学生，有一张永远不动声色的苍白的脸，让你很难猜测他的情绪。
那一次，他是以“年轻创业者”的身份向来自中国文化基金、云峰基金、赛富基金等多家投资公司、影视同行与媒体，介绍他的新公司——上海暖流文化。作为创业者，他的合伙人包括有财经作家吴晓波、前媒体人王宏、经纬中国管理合伙人曹国熊，那场聚会的实质内容，就是见VC，陈述项目。
创立于2015年的暖流文化，注册资金仅为3万元，但在这次的项目陈述会后不久，暖流文化便正式宣布完成A轮融资，融资3000万元，估值3亿元，由微影时代、招银国际、景林资本、头头是道和天津梦想者等投资，持有暖流10%的股权。其实无论是对合伙人还是VC来讲，愿意参与其中，都是冲着贾樟柯这个大IP而来。
在暖流文化之前，贾樟柯还有一家成立了10年的公司——西河星汇，这家公司操盘贾樟柯之前的大部分电影。而现在，暖流文化和西河星汇将同时存在，前者偏向于商业，后者则保留一些商业上难以开发的影片，两家公司同时存在得以对贾樟柯的项目进行极好的平衡。
“因为文艺片、纪录片在商业开发上比较难，所以我不会放在‘暖流’，而是放在‘西河星汇’。暖流将主攻商业电影制作，同时，也会致力于电影教育方面，针对国内电影薄弱环节，开办剪辑、字幕翻译等方面的大师班。学制看专业不同为期3个月至1年不等。
在这项计划中，我会邀请相关领域的国际‘大咖’给学生上课，而且不是那种只上一堂课，要求这些‘大咖’课时占总课程的1/3。同时，我一直扶持年轻导演的培养，专门资助年轻导演处女作拍摄，目前已经拍了7部了，国际反响都不错。接下去，这一块也会放在“暖流”里面来。” 贾樟柯甚至坦言，自己还在考虑打造新型的影院生态，让影院的社交功能重新回归。
在创立暖流文化的同一年，贾樟柯又投入千万以上的资金成为“以上传媒”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创立于2015年10月的新媒体公司兼具投资与孵化功能，其业务囊括：新媒体运营、新媒体金融和互联网投资，形成了汽车、母婴、地产、电影、娱乐五个板块的媒体矩阵，在第一个财务年的估值，已超5亿。
在以上传媒，贾樟柯并不主管内容生产，而是更聚焦上下游、产业链上的资源整合，包括依据互联网的特点，做更多关于他个人作品、品牌紧密结合的新产品。
比如，去年6月，贾樟柯推出了首个新媒体影像项目“柯首映”，这是一个依托于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全球电影短片中国内地首映平台”，每周向用户推送两部来自全球各地，从未在内地播映过的优秀电影短片。
推出这个平台的初衷是，国外的电影短片都有独立的工业系统和丰富的播映出口，但国内的电影短片没有这样的资源，它们甚至不被视为是一个独立表达的载体。对于长期关注短片领域的贾樟柯而言，他希望借这个平台来挖掘电影新人，并参与到他们的成长，孵化更多优秀人才。
价值的实现是做喜欢的事情
贾樟柯在谈到创建“暖流”和投资“以上”的初衷时，表示这是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是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我觉得财产到某一个程度，它就不是数值高低的问题，一个人日常的需要有多少呢？价值的实现不是因为那些数字面，价值的实现实际上是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是这个过程。
所以对我来说，已经过了用金钱来衡量自己价值的年龄，我不需要金钱的肯定，我28岁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现在是我的壮年，我只做我喜欢的事情。”
虽然不拒绝商业，但贾樟柯会把自己的创作和商业行为分得很开，比如在暖流公司，他就只是经营者和决策者，而不是创作者，决策的标准是能不能赚到钱。“我想左手挣钱，右手送钱，为做电影建立良好的资金链，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做电影的自由度更大些。”
当然投资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对贾樟柯而言，他所从事的电影，其实跟媒体一直息息相关，本质上说，电影也是媒体的一种，只不过它传播的是艺术，所以投资‘以上’在他看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让他可以介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公司建设，和媒体建设里，分享到媒体人的创造性的喜悦。
“我觉得新媒体是这几年大家都关注的一个事情，我本人关注新媒体其实除了对媒体变化趋势的理解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人们获取内容、表达方式的关注。从投资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增长的可能性很大，新媒体具备了直接抵达终端的传播效果，拥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互动性。”
贾樟柯觉得做投资有点像写剧本，是需要灵感的。他也承认作为导演，他的思维模式偏感性，他的弱项就是对宏观经济的理解局限，和对数字把控的不足，但另一方面他又会有灵光一闪的时刻，通常那个时候他都不会犹豫，“我在主观上感觉到它是一个好项目，就会去做。而做导演培养了我做决定的习惯，这可以让我在做投资的时候举重若轻。”
贾樟柯希望暖流和以上未来能够在主板上市，所以接下来的几年，资本运作将是他的必经路径，“我也在考虑西河要不要做资本运作，因为西河的确是传统企业，有那么多的电影遗留的版权和财产，要怎么改造是一个问题，独立运作还是装在暖流文化的体系内？这些暂时我还没有想好。”
从即兴创作到融入工业系统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贾樟柯是一个文化拓荒者，这个在汾阳小县城长大的年轻人创造了拍电影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不需要大的资金、庞大的摄制组、明星、条条框框的限制，从一台DV开始，进入另一个世界。
而他由“个体经营”到跨国合作，并最终进入主流商业渠道的成长模式，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经典样本。
贾樟柯的第一部短片作品《小山回家》是因为给别人当“枪手”编剧本挣的一点点稿费，加上同学从父亲单位借来的摄影器材，以及在录音系静坐跟老师抗争拿到的录音器材，完成的拍摄，用他的话讲：“除了精力和体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但这部处女作为他赢得了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金奖，让他有了可以和投资商谈判的资本，之后香港“胡同制作”提供的20万元资金，加上他从朋友公司找到的一些钱，让他拍摄《小武》的计划得以实现。
只用了30万元，21天完成拍摄的16MM电影《小武》创造了一个低成本电影的神话，仅1998年一年它就收获了6个国际奖项。法国《电影手册》评论这是一部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这对于一个新人导演来讲，是至高的评价。“《小武》完了之后，制片环境对我来说突然变了，很多投资人在我后边追。”
贾樟柯的国际影响力，让他不再四处奔波，费尽唇舌的游说别人投资，香港、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投资源源不断，北野武的公司更一直保持和他的合作，他们给《站台》的投资已经达到500万。《站台》最终入围戛纳电影节，被《电影手册》评为2000年十佳电影。
早期贾樟柯拍的都是试验电影，几乎全部是即兴创作。
“都是嘻嘻哈哈就拍了。《小武》是一个激动之作，《任逍遥》从想拍到拍也就两个星期，《三峡好人》也是突然就拍了，我还在享受一种少年时代的任性和狂妄不羁的创作方法，它让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电影的快乐，但之后就要严肃对待这个工作了。有很多电影学院老师批评我，从我拍学生作业的时候就批评我，说你怎么拍东西那么不认真，那么随意，我觉得我是有这个毛病，但随着年龄逐渐大了，新的阶段也必须要到来。”
现在，贾樟柯的团队越来越规范化，一些以前他需要操心的杂务由专业团队打理，“以前你们跟我要电影剧照，我都特别着急，因为要自己去翻去找，甚至我根本都不知道它们被放在什么地方……现在，我的秘书都把这些整理好了，要什么她都会找出来给大家。”他在感觉“轻松”和“游刃有余”的同时，慢慢建立起自己工作的系统，那是一个工业的环境。
对贾樟柯而言，从独立制片到吸引跨国投资，从即兴创作到融入一个工业系统，必然需要适应和妥协。但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下拍电影，他一直不变的目的是实现自我，“我的电影是我的表达，就跟说话和写作一样，只不过我用的是镜头。”这句话的结果便是，“我无法迁就任何人。”
核心的自由，和形式上的改变与突破，是现时的贾樟柯正在寻找的平衡。
未来要做中国最牛的商业片
身兼投资人、新媒体人、导演的多重身份，但贾樟柯对于主业从未懈怠。保持着两年一部长片节奏的他，正在同时筹备两部新片：《金钱与爱》和《在清朝》，而这两部都将是商业片。
前者是他继《山河故人》之后，再度与法国制作与发行电影公司MK2 Films合作的一部犯罪爱情片，讲述的是一段跨越了15年的爱情，其中还有对黑社会犯罪的深入描写。2010年前后，他已经为这部电影拍过一些素材，目前完成了选景，即将投拍，预计今年12月前会完成制作。
《金钱与爱》的投资超过680万美元，是贾樟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商业电影。而在很多人看来，《金钱与爱》其实是贾樟柯为他筹备10年之久的首部武侠电影《在清朝》的一次商业试水。
《在清朝》讲述的是1899 年至 1911 年间在山西县城里发生的一场激烈斗争，因为科举制废被除，整个山西、包括汾阳周边几个县城，都曾经有秀才因此进行过示威游行。“它是关于官匪盗在一个小县城里面的挣扎。
其实也有一点像《二十四城记》，是一代人的牺牲。我想做的，就是希望通过通俗化的方法，把我们的过去曾经复杂的精神认识，传达给更多的公众。”
谈到拍摄周期为什么拖那么久，贾樟柯说，因为自己中途又去拍了《天注定》和《山河故人》，“拍完《天注定》后，我又仔细看了《在清朝》的本子，我觉得应该放慢拍摄的脚步，把片子的相关历史背景做得再扎实一点，一开始我只是想天马行空地拍一部武侠片，后来就觉得这部电影要在细节上，要在每件衣服、每句话、用的每个东西都无懈可击，因为那个时代，就是晚清从1985年到1905年这段时间，都是有照片和影像纪录的，晚清的生活情况，比我们想像得要丰富和复杂。
比如，我一直觉得清朝男人的辫子都是又大又粗的那种，以前电影中也都是这么做的，但史料中，清朝人的辫子只有细细的一缕，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现在本子已经改了12次，我认为已经成熟了，所以才启动拍摄计划。”
他希望能拍出一部贾樟柯式的商业片，“我有这个信心，能把《在清朝》做成中国最牛的商业片。”
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满足还是作品本身
无论是早期的《站台》、《小武》、《任逍遥》，《山河故人》，甚至即将开拍的《在清朝》，故事的发生地，都没有离开过贾樟柯的故乡，那个下了飞机仍要颠簸上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的小县城汾阳。
“其实从地理概念上来说我是非常自由的，我不是刻意的要以山西为背景，恰恰是因为没有必要去选择，因为中国的各个中小城市非常接近，非常相似，我去拍摄山西，和我拍河北、拍河南没有什么区别，我干嘛不去我最熟悉的、能给我更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配合的地方拍摄？不是我离了山西就不能拍电影，而是它有普遍性，拍山西就是拍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贾樟柯将来还会去更多的地方拍电影，对于故乡他却没有表达出太浓烈的感情，或者讲，对于任何一个城市，他都不会建立感情。就像他不喜欢北京，但仍在这里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这对于一个导演的创作来讲是好事，因为跟他没有关系没有情感上的依托，才可以跳脱出来，用真正客观的冷静的视角去审视。
而今的贾樟柯已经走遍了世界，却仍然让你看到一个县城孩子的痕迹，敏感脆弱并且自尊心极强。曾经有一度，在非常艰难的时刻，他想回去山西住上一段时间，回到蹲在大街上吃饭的伙伴中，那时候，他们知道他是导演，但具体做什么却不清楚，走在人群里，如果不是衣服的差异，他的方言和他的笑容都和旧时伙伴无异。
可是现在的他已经从“地下”走到“地上”，成为中国人的骄傲，变成了家乡的活招牌。“这对我是挺残忍的事，我小心保护的东西……还是被撕开了。”
无法再回到过去，而他也将继续在漂流的状态里行进，从来没有归属感，并且也不需要归属感。他对安东尼奥尼的一部电影里的台词记忆深刻：“我现在的熟人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少。”这是他的生活状态。
贾樟柯唯一亲密的伴侣是赵涛，对自己的“御用女主角”，他自有他的认识：“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她有一种很坚硬的特质，在她身上看到见侠气和杀气。她不会讨好任何人，非常的自由和独立，这种自由和独立不是表面的那些，而是内在的本质的东西。”
他喜欢这一类强硬到可以跟他交锋的女子，对男人来讲，征服一只猎豹显然要比收养一只猫更有成就感。
而赵涛眼中的贾樟柯，是特别坚持和乐观的人，喜欢挑战困难，越压制越反抗。
“他的生活就是电影，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我们在一块就是吃饭喝酒，那是他惟一的娱乐，其他休闲方式他都不会，因为没有时间。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他喝醉过，他不仅能很有效地控制别人，更懂得控制自己。”
赵涛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贾樟柯在文艺片中保持自我风格，又能回报投资商的关键因素，是他内心无时无刻的克制。
贾樟柯很认同清朝戴震的哲学思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过，戴震有一句话叫‘欲达则情通’，就是说你要做到不抗拒基本欲望，但满足之后就不要有贪欲。
我不认为艺术家就应该奉行那种砸锅卖铁搞创作的做派，那个是浪漫，肉身的正常欲望你不要压制，基本的欲望每个人都有，但我觉得我没有贪欲，我的车开了8年，一个代步工具，我没有必要去换更好的品牌。
对创作者来说，最大的满足还是作品本身，你生活中拥有多少物质，跟你从作品里获得的快乐是无法取代的。哪怕一贫如洗，只要作品能够一部接着一部完整拍出来，那还是生活给予你最快乐的东西。”
贾樟柯永远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在村口看到的一个年轻人。他可能刚卖完东西回来，自行车的两个筐是空的，也没骑车，用一支手推着轻快地跑，一边大声唱歌。贾樟柯迎着他走去。
月亮地下的那条路上，只有这相对走过的这两个人。
那个时刻是诗意的。
未来不管他以何种姿态来创作电影，生命里瞬间的欢娱，是他寻找的永恒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