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谁都有底线，别踩过。
很明显，这篇文章激起了很多人的恼怒，恼怒集中在了保姆是弱势人群，不容被欺负上。从社会资源占有上看，保姆真的是处于弱势的，但是从人性来讲呢？谁有权力比别人更高呢？当我们感觉在保护她的时候，真的是在保护吗？也许当我们将他们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时，就已经在贬低她了。这同父母为孩子做很多事情，暗含着传递给孩子“你不行，你没有能力”，是相同的道理。
贴一个给在文章后面留言朋友的回复在这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于事件的感受和理解，也都会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于我而言，提要求，同样也是尊重，仅此而已：
也许恰恰相反。为什么保姆一定要被放置在低的位置上呢？这个“低”恐怕是来自读了文章而被激起愤怒的人，而不是写文章的人，因为那些被认为严苛的要求，恰恰是基于平等的：相信彼此各自有能力为自己的职责负责，这就是信任。反倒是“不必较真”背后具有隐晦的贬低：她怎么会有那水平那能力。
“保姆是低素质、是弱势”的这个前提，本身就已经将关系放置在了对抗，放置在了伤害与被伤害的背景下，而这个伤害感恐怕是每个人的成长中都熟悉的，来自无助的孩子与强大的父母之间的纠葛。
抛开情绪，雇主与被雇佣的人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关系中是各取所需的，而雇主恰可能就是那个需要帮助的人，保姆提供的是时间和体力上的帮助。坦然去面对关系中没有层级之间的对抗，以合作的态度看待关系，也许这篇文章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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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通过中介请一位保姆，中介带着保姆人选来谈工作量，说好每天两小时，做午饭和打扫房间。说到具体工作时间，我说你方便什么时间来都可以，但是午饭要按时开，因为孩子中午回家要吃完饭休息一会，至于房间，你先打扫后打扫都行。那位年轻的阿姨看起来很开心，对中介说：“嗯，挺好说话”。于是我们约定了从第二天她开始工作。因为我有时会在家工作，于是特别发信息告诉她我在家工作的时间不希望被打扰，也无法为她开门，所以请她要在约定的时间来，然后专门电话她，与她确定了明天我可以给她开门的具体时间段。
第二天，她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二十分钟按门铃，我正在工作中，无法为她开门，所以，她在门外等了二十分钟。我不知这二十分钟给她带来的是什么，但我的工作肯定会受一些影响，考虑到她并不了解我的工作，于是，我再次告诉她，对于我的工作来讲，约定时间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她以后在约定的时间来工作，这样我们可以相互不必打扰到对方。
四十多分钟后，饭熟了，然后她欣然告诉我“那我就先走了”，我楞了一下，说“我们约定的工作时间是两个小时，现在你只工作了一个小时“，她很不高兴，说”我在门外等了一个小时“，我说”首先，你等了二十分钟，不是一个小时；其次，我与你信息和电话都确认过你来的时间，但是你提前来了，这对我的工作已经产生了干扰，但是我没说什么，但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算作工作时间的话，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她明显不开心起来，说”哪有那么死的，明天我早来半个小时算了，再说你家要是来客人，我多做的饭，不加钱不就行了！我今天想陪孩子，孩子过生日呢“。我觉得很无奈，但还是耐下心来说”孩子过生日的确需要妈妈，如果你打算陪孩子，其实昨天可以告诉我，我们晚一天开始也没有问题的，可是今天你第一天上班，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让我怎么信任你呢？“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看来我不是她昨天看到的那个”好说话的人“。
我不想再在这件事上纠缠，于是告诉她，”好吧，你今天先回去陪孩子，明天请你把健康证带过来“，她似乎有些恼：”办一个证好几百块钱，别人家都不要，你要是非得看，你出钱，我就去办“。这一下，轮到我崩溃了：”我明确要求过中介要有健康证，而且我知道这是服务行业的基本要求，怎么就成了不合理要求？难道我请你来帮忙，我说什么不是什么，一切都要你说了算才行，那我不是在花钱找气受吗？“于是，结账，送神。
大约她也没想到我会直接决定不用她，也许是前一天她以为的那个”好说话的人“不可能做这么决绝的一个决定的，反正，她大约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所以，她对这个结果很惊愕。我想，她内心也许会感觉非常受伤，但是，这个伤害感，恐怕只有她自己能负责，恐怕她受了伤，都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时候，我的确是一个好说话的人，但是这个好说话只限于对人性的尊重，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需要，但这个尊重不包括允许别人随便侵犯我的边界，也不包括对规则的任意破坏。当习惯于侵犯与被侵犯边界的人遇上坚持保护边界的人时，难受是一定的，因为那会一下子让他从自恋性幻想里掉进现实：原来世界是有规则的，原来世界不是由我说了算的，原来我不是能够完全掌控对方的，原来对方与我是不一样的。。。。。。。。而实际情况是，人际间的很多痛苦，恰也是来自边界的缺损。
其实那位阿姨并不是特例，或者说她只是一个缩影而已，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曾经在一个蛮大的心理机构中做管理工作，心理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很容易对既是上司又是咨询师或老师的人产生一个特殊需要：”你是咨询师，你应该保护我，否则会让我感觉再度受伤“。这个想法本身就有非常大的伤害性，因为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混淆了工作关系与咨询关系的界限，当期待上司如咨询师般对待自己的时候，失望的系数会远远高于被满足的系数。因为，心理咨询的工作中，面对的是人的病理性部分，咨询师对待他们的方式像对待婴儿，是为了帮助他们修复；但是工作关系，要求的是人的有社会功能的部分，是健康部分，上司的功能不是为了帮助员工修复创伤，而是帮助他们完成任务，上司在面对的是成人而不是孩子。心理咨询是以情感为载体，工作是以目标为导向，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如果上司在工作中真的成为咨询师，那就只能以牺牲工作目标为前提了。问题是，上司如果真的如咨询师，那受伤的也一定会是双方，因为缺少了咨询设置的保护，工作中的移情根本不可能有处理的空间，各种失望各种愤怒只能越积越多，最后将双方都压倒。
在这样的关系里，因为期待与现实之间是模糊的，移情关系与工作关系之间是模糊的，规则与目标之间是模糊的，等等，这样的模糊带来的，只能是所有人的痛苦，情感无法获得满足，工作目标也无法达成。这就是为什么在心理咨询工作中有一个最基本的设置：咨询师不能给有现实关系的人做咨询，因为如此复杂的关系，是人类难以清晰处置的。界限的模糊，带来的只能是低效能和高痛苦。
前些天与朋友谈到她的公司管理问题，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次我注意到公司组织的讲座，但是由组织者私人准备的电脑，我问到为什么是私人准备而不是公司提供，朋友对此很自豪，她认为是员工的敬业，我却觉得这里面存在工作与情感之间的混淆边界，背后一定会存在某种问题。于是与朋友多聊了几句主动带电脑来的员工，果然，这样“敬业”的员工，身上也存在着诸多的让朋友头疼：比如，当朋友安排工作给他的时候，他会理直气的壮的说“这个我做不了”。
在朋友的公司里，这不是特例，员工中似乎暗中涌动着某些不成文的规则：你得按我的能力安排工作，不能安排太困难的工作给我，因为我做不成。于是我问朋友：你公司里的员工好象不太习惯为他所获得的酬劳而努力工作，倒好像希望你是完美的父母一样照顾他们的需要，那困难的工作由谁来完成？朋友很无耐，说”我做“。我问她为什么会是这样，她自己也不清楚。
我说”你认为的‘敬业’的员工，不会白白奉献自己的，任何的出，都会用入来平衡。当他那么愿意用私人的物品来为公司服务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内心对公与私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个模糊也会让他理所当然的让公司为他服务，比如，当他完成工作有困难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公司应该照顾他。如果你不能分清这些界限，在工作中一定会经历各种混乱和无助，你的管理会陷进无效里的。
朋友所经历的，其实也是很多小公司的困境：心理健康度高的员工往往也能力很强，但小公司难以留住，不得已退而求其次，花在管理上的精力也就要高出很多，这对管理者的心理健康度的考验就会更多，如果管理者的界限也模糊，那企业发展就会非常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