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介绍这位名为Mark Granovetter（格兰诺维特）的宗师级学者，事实上，他到今天为止的研究，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两个字：关系。他所涉及的经济学问题，用学术的说法来说，就是“商业社会学”的领域。
这位学者在微博兴起之前在中国还不是特别有名，但到了微博之后，中国社交网络大行其道时，他忽然变得非常有名，因为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弱关系”，各路CEO们如获至宝。但格氏理论真正的核心是：镶嵌。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论文集，前后一共五篇。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其中的第一篇，题目为《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这篇论文几乎可以说是Granvotter的成名作，也是镶嵌观点的原创之作，是随后十年里被引用最频繁的论文之一。
大抵上，有两种流派来看待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问题。一种流派坚持认为经济行为和社会化没什么关联，主要动机是“功利主义”，换而言之，是一种理性人的假设。这个流派被冠以“低度社会化”的称呼。
而另外一个流派，则认为人是“过度社会化”的。社会对人是有很大影响的。不过，他们认为人是通过一种社会内化过程来完成社会影响的，使得人屈从于共有价值观和规范系统的行为十分自然，毫无反抗。比如说，生意给熟人做（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应有之意。如果不这么做，反而要进行一次“反抗社会压力”的行为。
Granvotter提出了一个中庸的观点。他认为在经济社会中，人和人之间不是孤立的（反对低度社会化），但又不是那么密不可分的（反对过度社会化）。人就像一颗钻石一样“镶嵌”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既有联系，又不是那么有联系：彼此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
这个观点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但作者继续他的论证：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或称“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个观点已经很深邃了。反过来说，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必备的信任关系，在他看来，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而是社会关系。（但这不等于说社会关系决定了经济关系，因为信任只是一切的开始罢了，而不是全部。在可信任的基础上，人和人之间的商业博弈，还是要彼此都有利可图的。）
不过，Granvotter还是很小心，他没有提出社会关系是信任的充要条件，而是谨慎地告知他的读者们，社会关系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正如我们世俗社会所周知的名词：宰熟。熟人有时候不见得是一定可信任的。
研究镶嵌问题的一个例子（作者同时承认，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可以独立研究的问题），是作者的论文的第二部分：企业项目要不要外包？作者的小标题是：市场抑或科层的问题。在实际商业过程中，我们的确会经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工程（项目），是自己安排人手完成，还是发包给外面专业公司完成？比如说，制作一个Flash。
以Williamson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组织形式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换句话说，效率是核心关键。经济学的奠基式人物Adam Smith是如此得痛恨商业同盟，但Granvotter恰恰以为，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效率在事实上的商业社会中，未必是核心关键指标。商业精英们的良好私交而导致一项效率似乎有点低下的组织间的合作，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组织也是镶嵌的）
这不仅让我想起我很久以前所接触到的一种营销上的理论：钥匙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为了完成一项机构生意，你必须有四把钥匙，或者说，必须攻克四个人：决策者（比如ceo）、执行者（比如该项目的实际执行人）、买单者（比如财务主管）、鉴定者（比如ceo的秘书）。
只有四箭齐发，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生意的成功。这个几乎算是坊间的朴素的理论，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粗暴的看似追求效率的简单方法，绝对不是一项生意成立与否的唯一前提。
在组织内部，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由于私交的良好，会让两个不同岗位的员工配合有加，反之，则经常磕磕碰碰。把流程确定好，然后照章去做罢，不是幼稚，就是太过官僚。组织是一种人的集合体，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的集合体。正如作者所说：
“公司乃是依照正式组织章程建构的，这种观点在社会学眼里实在幼稚无知。”
Granvotter还稍带讨论了一下公司政治的由来。在他眼里，低人员流动率的多科层大公司（请注意，西方人对大公司的标准和我们不一样。只要是多科层，有个几十个人的公司，就是大公司了），员工都有长期合约，分享了紧密与稳定的关系与相互了解，政治同盟便得以建立。换句话说，“公司政治”之类的大公司病，那是绝对无法避免的，除非你有足够的耐心，让员工成天保持高流动率。
作者的这段话，我个人以为，是很好地诠释了究竟什么叫“镶嵌”的：
行动者既不是象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为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镶嵌》一书，虽然很薄，但相当得博大精深。后来格氏的中国弟子罗佳德还写有《中国人的信任游戏》，可以视为格式理论的中国化，同样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