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街区里
by Isaac Butler
关于我们街区里的那些毒贩，我所掌握到的情况都在这儿：
我知道他们有三辆车，一辆黑色道奇，一辆黑色日产伊兰特，还有一辆绿色的福特探险者。我知道这三辆车的车牌号。驾驶它们的两个男人来自波多黎各。他们就在附近的the Gowanus Houses一带长大，从小就与住在我们对面的管理员阿伦相识。其中领头的一个——我们权且叫他“老板”（The Boss）——有个三岁的女儿。他常常会把准备发给手下的毒品藏在她汽车座椅下面。有时候，他也会让女儿把钱和其他东西从自己车上运到搭档那里。她在这个街区里跳来跳去，玩着父亲为她发明的游戏。有好几次，他假装自己的车出了一些神秘的状况，需要他和副手们整天围在一起，他把东西放到他们的口袋，然后步行离开。
我知道，当这些毒贩在我们公寓外面时，他们的车里从没有一次是空的，从来没有。他们的时间不可预测，从不遵循任何设定好的日程表。12月6日，那辆道奇在12:45到15：00期间停在不远处，后于16:45返程。12月9日，道奇从11:30起就停在了我们公寓前，另一辆日产也于一个小时后来此停放。13:30时，两辆车一起离开了。16:30，它们的司机回来了，却开着第三辆福特车。
我知道，下午四点半时，那位福特的驾驶人递了个包裹给一位溜着小白狗的中年妇女。三岁的小孩就坐在后座。接着车又开走了，再次回来时是17:30。
我知道，他们团队中有位年近六旬的大嗓门成员。显然，他的地位并不高。他常常讲笑话，说话强硬，但当他开口时你能感觉到其他成员都在翻白眼。
我知道尽管住在布鲁克林的贵族街区，我们的毒贩邻居却惬意地来去自如，甚至直接在我的客厅下散播毒品。因此，他们已经把我变成一个间谍，一直从黑暗的屋子里向外窥探，在百叶窗前寻找着能让我看清整条街道的角度。
我知道的是，妻子、邻居和我常常谈到这些毒贩，我们会基于自己的“证据”来进行猜测，讨论我们是否应该为了试图摆脱他们而买一个麦克风，一个高性能的相机，录像机，或者制造一些痕迹来警告他们说我们拥有这一切器材。
我知道我们很荒谬，我们的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我们的呼吁被警方置之不理；我与美国缉毒局一位官员多次讨论，只给他留下了“强迫症”的印象。
我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种不健康的强迫性情绪。我对毒贩的诸多猜测就像螺旋一样发散开来，甚至愈发华丽吊诡。他们是不是贿赂了警察？还是洗衣店或拐角酒窖的老板？是不是到处都有人在进行监视？还有谁可以被信任吗？
我知道，和所有强迫症一样，我的这种偏执也诞生于挫败。无论是我的监视也好，记录他们的行踪也好，求助警察也好，没有一样能够帮助我。不过，我上一次从窗口俯看他们的老板时，他坐在自己的道奇挑战者里，车窗漆了颜色，波多黎各的国旗徽章挂在后视镜上。他的一位副手把头探到窗口去商量着什么。他们说话的声音刚好在一个临界点，我很难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或许是一些犯罪的事情，一些后来我明白了、让我们的街区摆脱这些人的事情。然后我看到那个老板快速地点了点头，并抬起视线，向上看，他的副手也看向了我的窗户，而我唯一能够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进行了眼神接触。我刚才把自己做成了间谍，如果真是如此，我只能走开，别无选择。
他的间谍父亲
by Anna Shults
当有人问我男友理查德，他来自哪里，他会给一个听起来有点鬼鬼祟祟的回答。他的答案通常是，“我在新墨西哥州读高中。”而完整的解释则要复杂得多。他出生于东京，在世界各地都居住过，这种生活给他留下了某种不安的阴影，我不确定他未来还会不会再次感到动摇。
对陌生一些的人，他会解释说自己来自于外交官家庭，而当被进一步询问时，他会说父亲为美国国务院工作。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理解这段秘密代码：当没有进一步解释“国务院”的具体部门时，那就意味着是情报机构。间谍。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父亲时，我满心想的都是见新男友的父母，以至于完全没有被他的职业生涯所吓到——他起初是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然后成为能源部情报和反情报部门的主管。那时理查德和我即将从大学毕业。我们在新奥尔良的一间酒吧碰面，周围挤满了准毕业生和他们的父母。长长的红木酒吧营造的气氛很成熟，恰到好处地暗示着成年人的世界。然而对大多数学生而言，那里的名气都来自于他们廉价的散装葡萄酒。
当我们在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回到理查德的公寓时，我提到他的父亲看起来并没有因为身为间谍而显得有多可怕，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普通的父亲竟然是秘密特工。
“也许过了很久，”理查德说，“他已经平静下来了。”
“我不确定，”他的室友插话说，“她知不知道那次‘砍头’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分钟内，我的腿上就多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打开维基百科页面，其中有一条详细说明了一位告密者控告布鲁斯前雇主的案件。我向下滚动到突出显示的部分，读着有关终止听证时的部分证言。据说布鲁斯当时喊道：“（你）太走运了，有这么通情达理的上司……如果你在我手下工作，我会砍了你的头！血将至少染透整个办公室！“
“在随后的审理中，”维基百科继续写道，“（布鲁斯）作证说，他没有使用‘砍头’这个词，虽然他不记得自己用过‘血’这个字，但也不会争辩。他还道歉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理查德指着屏幕说，“他还道歉了。”
一个月后，我盘腿坐在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寓大楼里。那里刚刚被改造，有着深色的木地板和浅色的花岗岩台面。除了两个酒吧凳以外，客厅里没有别的椅子，只有一张小木桌摆在红地毯上。理查德和他弟弟在悬挂一周前在日本旅行时买的挂画，而布鲁斯在开我们初次见面时的玩笑。
“你那时看起来特别紧张！”
“我的确很紧张！我想留个还不错的第一印象。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正常。”
布鲁斯开始准备生鱼片，随口问我有没有吃过。我并没有吃过，但我说有，直勾勾地盯着胶状的三文鱼鱼子。
“当我们住在日本的时候，我会和一些黑道的人一起吃寿司，”他说，“他们拿出了活虾，而我不想丢脸，于是就把一只活蹦乱跳的虾放到了嘴里。他们开始大笑，然后说，还是在食用之前就把食材杀死比较好。”
关于他的间谍岁月，我听到的故事大多都是这样的：许多笑话，偶尔提到危险。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看到另一版故事的蛛丝马迹，它们往往是你预期中从战争地带听到的声音。理查德会被幼年时目击过的一些悲剧冲击得不能自制，这时我会紧紧抓住他，爬到他腿上。“人和人的接触对身体有好处，”我会这样说，环抱住他，直到我们的呼吸渐渐同步，一起进入睡眠。
绝大多数的故事我不知道，主要是因为它们涉及机密，也因为它们骇人听闻。在情报工作的边缘，集结着绵亘不散的黑暗。那些公开的故事，则像受到挤压而爆炸开来，从他的私人秘密到武器实验室和联邦政府的消息，布鲁斯的阳光态度有时会打断他典型的实用主义。
“嗯，你知道的，这是我们的家训，”理查德说，“绝不能让真相毁掉一段好故事。”
无所遁形
by Nicholas Soodik
在我搬家几周后，我和一位拿着一只死鸡的老妇人一起搭乘电梯。两只粉色的僵硬的腿和爪状的脚从她手中的塑料袋中伸出来。时值寒冷冬日，我们都穿得很厚。我刚刚出门采购，显然她也是。我带回来了一卷曼妥思和一品脱无脂奶粉；而她带回来一只死鸡。
虽然我以前没有和这个女人打过照面，但我知道她住在哪间公寓。我知道她厨房的颜色，她会在那里用大锅沸水来煮那只鸡。我知道她厨房水槽上面的橱柜缺一道门。我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因为我在窥探我的邻居们，并且已经观察过她。
刚搬家一两天时，我坐在办公室的书桌前，从后面的窗口向外望去。这里的景色让我有些想起《后窗》，只是希区柯克电影中长满草的后院被换成了隔壁大楼的垃圾收集区。几十个黑色塑料袋在那里堆着，还有两个金属杂货推车，一些木板和许多碎拖把，雪铲，还有一些用于打扫体育馆的带穗扫帚。
这个画面中缺失的风景，却因为有可以看到其他公寓情形的机会而得到了弥补。在办公桌前，我可以看到十几种不同的客厅、厨房和卧室。许多邻居想必意识到了这种曝光的情况，所以他们拉上了窗帘，合上了百叶窗。但也有少数人不会这样，我已经注意到了。
即便在一些非常公共的场所，你也有机会发现一些秘密，这是纽约最棒的地方之一。这座城市为好奇者提供了尽情窃听的机会，而我相信，住在这里的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会无意间听到恋人在公园长椅上吵架，在午餐时碰见商人的内幕聊天。有一次，我拿着一份三明治坐在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前的台阶上，听到一个年轻女子在解释她的工作。“我不想放弃舞蹈，”她说，“我想跳舞，直到永远。”
而通过我的邻居们，我甚至在家里也能发现偷听的乐趣了。请注意，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不雅或非法的东西。与之相反，我一直被感动着，动容于日复一日和普通生活：邻居浇花，清洁窗户，准备晚餐；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我看到正对面的两个家伙一边打游戏一边喝着伏特加。我知道我右边的年轻女子在打字时会席地而坐，用沙发当办公桌。在一些漆黑的夜晚，我会发现两层楼以下的窗口，伸出一只胳膊，午夜香烟洒出明亮的余烬。
搬家数月后，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一间窗户的窗帘被拉上了，但在窗帘的缝隙间，我可以勉强看到一些肉色的带状物——也许是大腿，或者是胃——躺在窗口旁边的床上。在此之前，我只有一次看到过接近裸体的画面——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光头男人正在叠衣服，没有穿T恤。
我叫来妻子和我一起看。我们关了灯光，以避免被人发现。床上有动静，我们偶尔能看到两只手在按摩身体。我注意到，在床上有金属栏杆，就像是在医院里看到的那种。一个人趴在床上，随着另一双手的动作，我们开始明白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场景。穿着拘谨粉红制服的家庭保健助手正在为一位老妇人做推拿，可能是在帮助她改善血液流通情况。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妻子从窗户向外看。
当我们把刚出生的女儿带回家几个月后，一个老邻居打开门，看到迎面走来的我们时笑了。 “鳄梨？”她问。
“不，一个小女孩，”我想，“刚刚出生。”
“我的儿子给我带了十几个，”邻居没察觉到我们手中的新包裹，接着说，“我需要找人分担一些。”她把手伸进一个小购物袋，递给我们一个鳄梨。谢过她后，我们上了楼。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女儿放在她的摇篮里睡觉。妻子和我都没有说话，就这么看着她的呼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妻子躺下小睡了一会，我去厨房做鳄鱼沙拉酱。
家里没有玉米片和面包了，我有些饿，于是我用勺子吃了一碗鳄鱼沙拉酱。上一次检查电子邮件是几天前的事情了，接着我坐到办公室的书桌前，开始收发一些消息。
这时那个老人进行推拿的的房间有了新情况，吸引了我的眼球。两张窗帘再次被拉开，两个穿制服的人在房间里活动。那张妇人曾经躺过的床上如今空空如也。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有一个长长的黑色袋子，中间有拉链。我马上意识到这是运尸袋。我注意到在袋子的底部，也就是拉链的起始位置，有两个突起的点——那是女人的脚，僵直地伸着。我看着男人们用两端的手柄将袋子提起来，把它放到医院的轮床上，推着它出了房间。我想着自己曾经看到的画面，以及那个袋子被推离房间后会发生的事情。
我关上了笔记本电脑，拉下办公室的窗帘，走到卧室，在那里，我看着我们刚出生的女儿呼吸起伏。
檐下恶魔
by Niesha Davis
皇家奶油鸡。在我搬去和父亲及他新婚妻子珍妮特一起住的那个周末，我们在晚餐中享用了这道菜。那是1998年的8月，我刚刚被告知不能再和母亲一起住了。那个周六下午，父亲开车带我在罗克斯伯勒中学的周边转了转。“这将是你的新学校。”他在我凝视窗外时说道。
我的父亲刚刚得到一个新职位，将在克利夫兰市做狱警，事情会有些变化。自从离婚后，许多事都变得困难了。母亲和我经常搬家，受到过几次驱逐，曾在远房姑姑的空房地板上共享一张床垫。后来我们在克利夫兰市一处叫欧几里得的郊区找到了拥有一间卧室的公寓，最终在那里落脚。母亲可以睡在卧室，我就睡在客厅的抽拉式沙发床上。父亲和珍妮特当时正在买房子。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这个主意听起来怎么样？”他问。
听起来很棒。我欣喜若狂。但我对珍妮特有些不安。
在内心深处，我总觉得她非常不喜欢我。当时我们两人的关系最多只称得上是友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床上，准备写日记记录当天的活动。我喜欢写作。我没有很多可以交谈的朋友，所以它对我而言是一种释放。这是我唯一一个可以写下我所有梦想、愿望、恐惧和忧虑的地方。我会把各种各样的事情记下来，比如我开始穿少女内衣后，成年男人看我的眼神很奇怪；还有珍妮特那低于平均水准的烹饪技巧。我还写过自己面对继母时各种不确定的感受。而当我把手伸到床头柜最里面，想要取日记本时，我的心脏开始跳得很快。它不在那里。我找遍了卧室的每个角落，把壁橱翻了个底朝天，撕掉半开的袋子，但我的日记本就是不见了。
事情在那天晚饭时变得愈发紧张。我的父亲正在上晚班，所以只有我们三个人：珍妮特，我，还有她9岁的女儿莫尼克。当我们拿起她味道平平的皇家奶油鸡时，珍妮特斜眼看着我，好像在激怒我抱怨食物。晚饭后，她把我叫到她的房间。她侧躺着，一只手撑着头。她有一个问题要问我：
“看到你有多不喜欢我的手艺了，今晚的饭还合你胃口吗？”
我移开了目光。妈的，我心想。她难道全都读了？她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怎么会这么笨，把日记留那么明显的地方？最后，我的目光和她的相撞。
“还行。”我说。
第二天，父亲和我谈了谈，他说我不应该在日记里写别人的坏话。我点了点头，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先读了我的日记？我为什么不能自由地记录自己的想法，不管别人对它们的评价？在此之后，珍妮特和我更加有距离感了，我们失去了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的任何可能。
一天早上出门上学前，我在我的鞋子里发现了一张纸：那是我日记的复印件。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像被人揉在了一起。她在用我的文字嘲笑我。那天早上，父亲和珍妮特开车送我去学校。我下了车，严肃地说了再见。珍妮特顺势告诉我：“你知道，如果你不想和我说话，妮莎，那么你就没必要开口。”
在那年秋冬的剩余日子里，我继续在各种角落找到折叠起来的碎纸片。某天早晨醒来，它可能就在我的枕头下面。换一天后，它可能被夹在我的家庭作业中。几个星期没有动静，然后我会在打开自己最喜欢的书时又发现一张。我对这幢房子感到越来越恼怒和紧张。我讨厌待在家里，但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的成绩也开始下滑，做事很难集中精力。
最终，这种紧张的气氛终于爆炸了，珍妮特试图为自己辩护。她说我是一个熊孩子。你有父亲“宠着你”，她说，她想挫挫我的锐气。
“但为什么是我的日记？”我哭诉道，“那是我的私人想法。”
“在这所房子里，你只有在浴室时才有隐私。”
自那一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即使是在我15岁时父亲和珍妮特离婚后，我也没有写什么。直到我上了大学，仍然没有安全感。我学会了不信任任何人。在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早期的成人时代，我会为自己筑上一层防护墙，让人们不能太靠近我。这是一个我刚刚开始努力忘却的习惯。
——————
艾萨克·巴特勒（Isaac Butler）是一位住在布鲁克林和霍普韦尔交界的作家和戏剧导演。他的作品曾出现在PANK、Thought Catalog、Rain Taxi、The Fiddelback、Fiddelback Columbia: A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The Hooded Utilitarian、American Theatre、Time Out New York等媒体上。
安娜·莎尔茨（Anna Shults）是一位撰稿人和编辑，生活在波士顿。
尼古拉斯·苏迪克（Nicholas Soodik）是布鲁克林区的高中英语教师。
妮莎·戴维斯（Niesha Davis）是一位生活在纽约的自由作家。她曾为Time Out Amsterdam、XoJane、Clutch Magazine、Bust、Bitch等杂志撰稿。她在新学院（The New School）获得了戏剧与文学研究的学士学位。Niesha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过去一直在旧金山、纽约、阿姆斯特丹生活，很快将前往韩国。你可以在Twitter上了解她的最新情况，@nieshashar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