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预测明年的通胀还会持续，刘易斯拐点的快速显性可能成为明年经济和通胀运行的重要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转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低人力成本红利的终结。2012年中国处于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减少，导致2012年前后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话题受到热议，但到2014年相关讨论基本销声匿迹了。
小金查了一下，最近一次比较能够代表官方的声音提及刘易斯拐点，是在2016年12月18日中财办副主任韩俊在北大所作的一次演讲。声称十年来关于中国是否已到达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已经可以画上句号。
小金这里插播一句，关于韩俊先生的这次演讲，正好截止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两天，而这次会议提出的一大任务，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韩俊先生的这次演讲，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很多深入的解读。接着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最近几年的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来观察刘易斯拐点的一些端倪。
中国自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的绝对数量逐年减少，至2016年的五年间一共减少了3,325万，减少3.53%，占总人口的比例由69.8%下降到65.6%。而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的时候，官方曾预计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万，但实际上到2016年已经减少3,325万了，远远超过2900万的预期。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减少，这几年农民工人数的增速也是逐年下降的，从2010年的5.4%下降到2015年的1.3%；但是这种增速下降的趋势在2016年得到扭转，增速回升到1.5%。除了农民工人数的增速止跌回升，更值得玩味的是农民工结构的变化
小金发现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小景气周期带来的用工需求增加中，男性依然是新增劳动供给的主力；但最近几年男性农民工人数增长已经几乎停滞，新增劳动供给几乎全部由女性农民工贡献。其次，青壮年农民工人数持续负增长，中老年农民工贡献全部新增劳动供给。
2014年以来16-40岁农民工人数持续负增长，主要依靠40岁以上农民工提供新增劳动供给。尤其是在2013年以前，41-50岁和5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还保持着接近的增速，而2014年以后则基本全部是依靠50岁以上年龄段来提供新增劳动供给了。此外，从上图我们也可以看到，16-20岁农民工人数一直在快速减少，这也是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佐证。
在劳动力供给能力已经接近饱和，刘易斯拐点明确到来的情况下，不断加大的劳动力供需矛盾，将只能通过工资的快速上涨来平衡。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农民工就业较多的行业中，过去农民工与非农户籍工人有较严重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但二者之间的工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未来有上涨压力的不仅仅是农民工的工资，还包括非农户籍工人的工资。
在劳动力供给能力减弱之外，我们还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变化，是农民工就业的本地化趋势。
2011-2015年，本地农民工人数的增速一直高于外出农民工人数，但二者的增速都趋于下滑，而2016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继续下滑的同时，本地农民工人数增速转而回升。
农民工选择在本地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一二线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过快，三四线城市就业机会增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面提到的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家乡的意愿会越来越强。
大城市无法吸引农民工就业，会对大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价格形成一个长期的抬升压力，这种变化我们在CPI的服务分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已经习惯享受网购、外卖、家政等服务好处的朋友，可以算算如果再不努力赚钱，自己的好日子还有多久。
农民工就业本地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从需求端来看，一方面这将成为三四线城市地产销售回暖持续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也将推升包括汽车消费在内的三四线城市消费水平，这两点恰恰是今年以来地产和消费领域表现出来的特征，也将继续助力三四线城市、小镇和农村的消费升级；从要素端来看，由于三四线城市的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的经验，因此可以将在一二线城市习得的劳动技能带到三四线城市，提升三四线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其在一二线城市的财富积累也有助于其置业乃至创业，使就地城镇化成为可能。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以下结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过去几年工业的整体不景气掩盖了刘易斯拐点的影响，随着2016年以来工业景气度的回升，中国可能将经历一个刘易斯拐点快速显性化的过程，导致未来的工资上涨具备很大的弹性。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从长远来看，虽然有助于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但短期内无法形成劳动力供给，反而会进一步抬升总抚养比，增加消费需求，降低储蓄率，加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
中国经济越过刘易斯拐点，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因素，会持续影响经济的方方面面。此外，周期性因素也将影响未来的通胀演进。
一方面，经济低迷引发货币政策宽松，由于货币流动性的层次不同，价格上涨的顺序依次是债券、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以及各类商品。资产价格的上涨，一方面使得持有资产的富人群体财富水平增长，另一方面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利率下降、股价上涨、抵押品价值上涨）。而富人的财富增长又使得富豪消费价格上涨，于是2016年的胡润富豪消费价格指数上涨5.1%，涨幅创2012年以来的新高，这集中表现为茅台股价的不断创新高。
另一方面，经济低迷导致的工业萧条使得市场逐步出清，产能逐步清退，库存逐渐去化，行业集中度逐渐提高。这一过程，本身就会使得商品价格触底回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大了价格上涨的斜率和幅度。于是，部分工业品借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东风，实现了出清和行业集中过程的加速，率先走出了价格上涨的行情。
随着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企业盈利改善，企业将增加资本支出和用工需求，从而带动员工工资上涨，并带动消费品价格上涨。资本支出增加和消费品价格上涨又将分别改善中游和下游企业的盈利，形成正向循环。最终带来的经济复苏和通胀又将引发货币政策收紧。
今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整体持平于去年全年，但依然有部分子行业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甚至落入负增长。例如，食品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13.2个百分点至1.3%，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10.7个百分点至-2.3%，造纸及纸制品业（包装用纸和生活用纸已经是造纸行业的主要产品）投资增速回落10.6个百分点至-0.7%，塑料制品、皮革制鞋、农副食品加工、文教娱乐用品、纺织服装等行业投资增速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支撑投资增速的主要是中游的重工行业。这意味着下游轻工行业的持续低迷已经导致行业主动去产能。
而这些行业基本都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市场化程度较高，持续的去产能也都伴随着厂商和渠道的去库存（渠道的去库存反映为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下降，下面会提到），一旦需求上升，在没有库存和闲置产能缓冲的情况下，将只能通过涨价的方式来对需求上升作出反应。而消费品生产的中间产品、批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会在这一过程中主动补库存，加大价格上涨的动力。
分行业来看，除了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较大的中上游行业议价能力大幅提升外，一些中下游行业议价能力也有显著提升，如：烟草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纺织服装、服饰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
其他一些下游行业虽然目前提升幅度有限，但也在逐渐提升中。国际粮食价格从高点回落已经六年多，这六年间会发生很多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原油价格与粮食价格有很高有相关性，这中间既有化肥、机械化方面的影响，也有生物替代能源的影响。
国际原油价格相比2016年年初已经翻倍，目前看来已经走出底部区域，而农产品价格并无显著抬升，因此这两年生物燃料的产能势必处在扩张之中。2016年全球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产量双双创历史新高。燃料乙醇的主要原料是玉米和小麦，而生物柴油的原料主要是植物油。这就是价格机制对资源的调配。随着原油价格涨幅与农产品价格涨幅的不断拉大，相关产能的投资势必还在进行之中，这些投资中的产能大大增加了粮食的潜在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中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13年以来首次出现绝对水平的负增长，也表明长期低迷的粮食价格已经在酝酿反弹的力量。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工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同的。工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上是为了解决上游大型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上是为了解决我国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程度不高，高品质农产品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两个改革所针对问题的紧迫性是不同的，因此工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迅速、执行力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细水长流，2017年的主要任务仅仅是玉米收储制度的改革，为下一步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