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者若想天下太平，不能让老百姓成为只关注物质生活的“猪栏哲学”的信徒，在填满老百姓的“口袋”之后，必须想办法让他们的“脑袋”也同样“富裕”。
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口已经很多了，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后人对这段话归纳为“富而后教”，是孔子儒学的重要思想之一。当人拥有财富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就很可能陷入精神空虚、飞扬跋扈、腐败堕落、富而无德的状态。
善政不如善教
拥有财富是令人向往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驭好财富。能拥有财富并能驾驭好财富的人生才是美好的。孔子认为，只富自己、不富别人和不为百姓办事的统治者都是有财无德者。例如齐景公自己很富，“有马千驷”，但他不想给人民办事，没有做出什么好事。所以当他死时，“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篇》），人民找不出他值得歌颂的德行。同样，那些不义而富的人同样不值得称道。所以，孔子倡导要“富而后教”。关于教育的问题，儒学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其中阐释教育是仁政的基础，如《孟子梁惠王上》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意思是讲，要恭敬地办好学校和教育；教育子弟要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对于政治与教育相比，在《孟子尽心上》载“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而《孟子离娄上》中说“上无礼，下无学，贼 民兴，丧无日矣！”礼与学，都是教育的内容，如果没有教育，贼 民就很猖獗，亡国指日可待。所以，要想社会安定、长治久安，减少社会动 乱和犯罪，重要的因素包括：一是让百姓的物质生活富裕；二是以道德教化，让百姓的精神生活充实升华。
无恒产者无恒心
孔子认为贫穷可以使人为了基本生存而不顾任何道德限制，即所谓“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又如孔子所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也就是说“人若好勇斗狠、厌恶贫困而又不能安分守己，就容易犯上作乱。而对于不够仁德之人，若对其厌恶过甚，也会引发混乱”。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一个时代之所以产生动 乱，通常是在社会贫穷、经济衰落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不仁不孝易犯上，饥寒穷困起盗心”。所以如果整个社会贫穷，再加上道德教育没落衰微，便是社会的大病态；人若动辄好勇不仁，这样的社会，非变乱不可，甚至会动荡不安。
孔子认为贫穷产生动 乱并不是绝对的，对于道德高尚的人即便是贫困潦倒，亦不会心生邪念，更不会滋生动 乱行为，正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由此可见，那些滋生混乱而危害他人的人，必然是缺乏道德教化的人。
儒家的其他代表人物也敏锐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如孟子提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没有一定资产或收入却具备恒定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人，只有仁人志士才能做得到。但对于老百姓，没有一定的资产或收入则难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人若没有恒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容易放肆、怪癖、偏邪、奢侈，以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等到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犯了罪，然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这就相当于预设好法网而让百姓就范一样。
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曾提出“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当人们的需求多而供给的物品少，少到一定程度则必然会滋生争斗的社会问题，同样说明了人们生活穷困容易导致社会动 乱的道理。
基于社会治理的长治久安，孔子“富之”、“教之”的思想是解决“百姓生活贫困”和“道德教化缺乏”两个滋生社会动 乱重要因素的有效办法。“富之”是预防社会动 乱的基础，“教之”是预防社会动 乱的巩固手段，在孔子看来二者均不可偏废。
若要长治久安，对民众要先富后教，不能不富而教，“富之”是“教之”的前提，更是预防动 乱的基础。正如孟子所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可见，孟子认为，要让百姓顾及礼义廉耻的大前提是必须使百姓有富足的产业，摆脱贫困，只有让民众吃饱穿暖才谈得上道德教化，德治的基础是要使国家和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
以教开智，以文“化”人
“富之”方法在客观上的确可以防止人因“饥寒起盗心”而产生的动 乱或犯罪行为，然而仅仅通过使民“富之”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社会动 乱的源头。因为社会财富相对有限而人的欲望却相对无限，自古以来，富而骄奢、富而丧志的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富之”仍不是解决社会动 乱的根本办法，只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条件。
在“富之”的基础上，进行富而“教之”，即在富裕的基础上必须进行道德教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动 乱的滋生。人若富而不教则易于导致为富不仁，其若犯上作乱则破坏力会更大。儒家认为道德教化可以培养稳固人的正气善性，从而扶正祛邪，抑制住人的邪气恶性，即所谓“一正压百邪”。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社会若正气具足，则其法令和刑罚就很少得以执行，因为人们很少去触犯它，就会实现“内圣外王，德化天下；垂拱而治，无诤无讼”的理想的“王道境界”，这正是基于儒家“富而后教，长治久安”财富观，所实现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
“富而后教，长治久安”的思想给人们留下很多启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如此，精神文明建设还会为物质文明建设保驾护航，这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如今，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和道德建设严重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正是在此时，人们才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物质文明的局限性和道德建设的迫切性。其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犹如社会发展的双翼，配合得当，就会振翅高飞；如果失衡，不但飞不远，甚至有坠落的危险。
这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在关注自身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必须关注精神境界的提升。只关心物质生活的满足，属于“猪栏哲学”的信徒；只有自觉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才能真正塑造一个意义完整的“人格”。人们在实现富裕的基础上，要富而思进，富而崇文。“富之”之后更重要的是“教之”，以教开智，以文“化”人，既富“口袋”，又富“脑袋”。富而后教才能长治久安，这是被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所多次证明了的一个基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