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认为企业高管薪酬过高，那么这里有一个采取些应对行动的机会。现在正是各大公司征集股东委托书的季节，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邮箱里正塞满了附有大量字体很小而且晦涩难懂之条文的股东委托书。但隐藏在这些公式化文件之中的，是一些有关高管薪酬的诱人细节。塞在邮包里的是一张股东委托卡，股东可以利用这张卡对高管薪酬做出投票表决。所以，在把这张卡仍进废纸回收篓之前，你或许应该读一读。
2011年，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重要的金融监管规章《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正式生效。自那时起，高管薪酬这个特定投票事项就成为法定强制项目。该法案包括一项“薪酬话语权”（say-on-pay）的规定，要求所有上市公司至少每三年给予股东一次就高管薪酬做出投票表决的机会。大多数公司每年都会就这个问题让股东投票表决。
各大公司在解读此项规定的确切措辞方面拥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他们并不需要列出公司每位高管的薪酬情况，而且可以要求股东就薪酬政策而不是具体薪酬数额进行投票表决。比如，迪士尼公司的2013年股东委托书中，要求股东就“指定的一些高管”进行建议性投票表决，并且表示他们的薪酬与公司实现“年度营运及财务目标”及“长期价值创造”是一致的。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罗伯特·艾格（Robert A. Iger）2012年的基本年薪是250万美元，而奖金最低数额为1,200万美元。
摩根大通私人银行建议实验室（Advice Lab）罗伯特·巴伯蒂（Robert K. Barbetti）表示，虽然股东的“薪酬话语权”投票表决并不具有约束力，但可以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去年，花旗集团55％的股东投票反对时任CEO的维克拉姆·潘迪特（Vikram Pandit；中文名：潘伟迪）的薪酬方案。去年10月，他突然辞职。前年，惠普未能通过股东的“薪酬话语权”投票表决，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新任CEO李奥·阿庖什克（Léo Apotheker；中文名：李艾科）的聘请合同。2011年9月，他被解雇了。
巴伯蒂说，大多数客户会扔掉股东委托卡，而且几乎不会看一眼随附的股东委托书。但是机构股东会仔细审阅股东委托书，他们也在投票表决中占据很大比重。
另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是公司治理咨询机构——机构股东服务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去年，在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建议反对高管薪酬计划的公司中，股东对高管薪酬计划提案的支持率降低了30％。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生效之后，信息披露要求的提高，加上股东监督力度的加强，促使“各大公司纷纷应对近年来令股东恼火的许多薪酬问题”，巴伯蒂如是说。他们日益将高管薪酬与管理绩效相挂钩。
此外，“薪酬话语权”对失控的薪酬上涨可能也产生了抑制作用。高管薪酬咨询公司Pearl Meyer & Partners对167个组织（从财富500强企业到非营利组织和新兴的高速成长型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这些接受调查的企业当中，将近三分之一预计在未来一年里削减或冻结CEO的基本年薪。
“对于CEO而言，与那些预计高管薪酬涨幅将处于3％至5％这个传统最佳涨幅范畴的企业相比，预计高管薪酬涨幅为零或超过5％的企业相对更多，”摩根大通的巴伯蒂评论说，“这表明，这些公司现在更容易接受如下的CEO薪酬调整方式：在财年业绩表现不佳后不提高CEO薪酬，而在财年业绩表现强劲后更加显著地提到CEO薪酬，而不是每年提高4%至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