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最自命不凡的是他的理想主义：“小文痞子居然敢讨伐你的理想主义……你渴望与真正的交谈对手的相会。”（《神不在异国》）我认为任何人只要有诚意，都可以成为张承志的“真正的交谈对手”──当然包括在下。因为我坚信一切人与一切人是平等的。只要有诚意，任何两个人都可以坐下来随意谈谈青春理想、幸福未来，而不必管什么对手不对手，甚至不必太讲究交谈的规则，因为是随便谈谈。况且，既然是交谈理想，自然不是力的较量，而是理的商量。所以诚意是至关重要的，而我是有诚意的，所以我可以是任何人的交谈对手。相反我倒以为，任何人如果没有诚意，我就必须要求他遵守交谈规则。如果他不懂交谈规则，而又目空一切，以打遍天下无敌手自居，那么对不起得很，我可以事先告诉他：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因为大多数现代读者是懂得交谈规则的，所以究竟谁被谁打下擂台，是由读者来做最后裁判的。这当然仅仅是我的看法，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看法，包括张承志。然而据我所知，张承志的思维似乎还定格在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蒙昧时代，所以他未必愿意承认我有资格做他的平等对手，既然他连我最崇敬的鲁迅先生都不怎么放在眼里。所以他一方面有权向天下人发出挑战，而当我或任何人应战时，却又有权躲在暗处囫囵而含糊地海骂几声，然后继续陶醉于想象自己的理想主义没有对手的大获全胜之中。这确实是无关紧要的，我不是为了张承志，我是为了读者，为了我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精神同胞，才写一系列有关张承志的专题文章的。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破例。其实我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潜心于研究和批判孔孟之道。
张承志最敌视的正是孔孟之道：“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心灵史》）“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战胜孔孟之道。”（《心灵史》）“‘吃人’的孔孟之道将反复成为我们心灵的敌手。”（《致先生书》）那么先让我们看看：以孔孟之道治国两千年的中国传统中，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旧理想主义？它们与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有哪些不同？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是否如他所自我吹嘘的那样，强大到足以“战胜孔孟之道”？或者很不幸，孔孟之道作为“最强大的敌人”，竟然把张承志也打败甚至收编了，以至于连张承志也“反复地成为我们心灵的敌手”？
一、中国主流文化中的两种旧理想主义
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理想主义模式：一、以道家（包括道教、佛教禅宗）为代表的个人化理想主义，即整个社会的身心痛苦都不影响他一己的身心愉悦，全体国民的不幸都不会影响他坚守一己的快乐。因之，这一型号的理想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二、以儒家（包括法家、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社会化理想主义，即牺牲整个社会的意志以满足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为所欲为，全体国民的利益必须为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幸福所左右。这一型号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专制主义者。在专制与无政府这两个极端之间，中国人没能找到任何合理的其他社会性理想。然而古代士大夫很少把这两种极端型理想主义中的任何一种自始至终地贯彻到底，由于个人遭际和宦海沉浮的种种不同，他们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两家的祖师老子和孔子都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主张。但“有道”、“无道”并没有真正客观的判断标准，仅以判断者一己的得意与失意为转移。当他们得意即得到皇帝或权臣赏识，或自以为还有这种可能时，他们会肉麻当有趣地充当奴才、乡愿、假道学、清教徒；当他们失意即落第、左迁、失宠，或估计没有机会东山再起时，他们才被迫而无奈地变成雅士、高人、隐者、狂徒。
这两种理想主义的共同特点，即共同的思维方式，都是“奉天下而为一人”。儒家式社会化理想是为了皇帝一个人，道家式个人化理想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因此无论是社会化理想还是个人化理想，它们都以一个人的意志为最高意志。区别仅仅在于，儒家主张特定的那一个人（天子）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切人的意志之上，道家主张每一个人可以放纵自己的意志而不顾及一切人的意志。这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固有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真理标准。所谓科学的客观的真理标准，有时表现为数学的、逻辑的，有时表现为哲学的，有时甚至表现为神学的，但总之是形式化的，有固定标准的，可检验的，因而是可批评的，可修正的，并且不论这标准多么权威，最终是可发展的，不僵化的，变动不居的。只要有客观判断标准，那么任何一个具有当时的基本文化装备的普通人，对这一真理标准和思想工具，都能够有效地进行思维操作和真理检验。可惜这一客观的形式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
张承志也没有提供任何科学的客观真理标准，虽然他自称掌握了真知并打算宣布真理（可惜我们至今没有听到），虽然他反对儒家的孔孟之道，但他没有提供任何新鲜货色。他明确宣布拒绝科学，正是为了拒绝对他自称的真理进行检验，所以他的思维方式与他所反对的儒家本质上毫无区别。况且，反对孔孟之道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反对孔孟之道，甚至在反对孔孟之道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时依然有人反对。因此，张承志在孔家店已被砸烂近一个世纪的时候还以此空洞叫嚣来逞英雄，算不得好汉。在我看来，孔孟之道早已成了死老虎，即便没死，至少已是过街老鼠。过街老鼠确实该打，但仅仅喊打，却不放出手段，那么不仅不是打虎英雄，连打鼠英雄也算不上。况且以历史的经验来看，主张中庸的孔孟之道受到过左右两个方面的攻击，从右的角度反对儒家的，往往比儒家更反动，比如韩非。张承志到底是左是右，由于他除了叫嚣别无贡献，只开菜单并不上菜，所以我最终没有尝出味道来。但以我的看法，他与韩非似乎是更接近的一类。但韩非尽管邪恶，毕竟有自己的独创性思想，而妙手空空的张承志却什么独创性思想也没有。
我从来没有听见张承志反对道家，大概是因为他的故作神秘（他那关于大雪的奇迹令人失笑）与道家有某种类似之处吧？然而道家者流一般来说是相对主义者，像张承志这样信誓旦旦的绝对主义者并不多见，这或许就是他的独特性吧。神秘主义者一般都认为把非语言的神秘体验诉诸语言会面目全非，所以他们很少或相当谨慎地使用语言，然而张承志在肆无忌惮地放任自己的语言的同时，又忽而得意于自己的语言之“美”，忽儿悲叹自己的语言离自己的“独创性”思想距离太远，令人怀疑张承志究竟是否有什么真正的神秘体验。据我所知，神秘主义者一般来说都远离用语言组织起来的主流社会而洁身自好，张承志一方面宣称反对一切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如此蔑视的现代人，对不可能再回到茹毛饮血时代的现代人，吆五喝六地表达那不可表达者，实在令人大惑不解。难道张承志不知道，文明的人类必定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吗？
二、中国曾经有过的被扼杀的科学的宗教的理想主义
首先意识到中国思想中缺少科学的客观真理标准的是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在《墨子》第一篇《尚同》中开宗明义：“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墨子认为，每个人对真理的认识和理解是不相同的，这使人类社会无法合理地组织起来，因而人类文明将无法累进地发展。克服这一困境的基本办法是“上同而不下比”、“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道家上同于非语言的神秘之“道”，干脆反对一切社会组织与文明制度；儒家则上同于先王和圣人，法家则上同于后王即当代天子，它们虽然都不反对社会和文明，却使有“力”者成为无条件的有“理”者。因此墨子说：“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失也。”所以还必须进一步上同于客观的天之“意”：“天之意者，义之法也。”墨家在如此清醒的认识下把天加以人格化并有意识地神道设教，在科学尚未昌明的邈远古代，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
宗教立场的一大长处，是在理论上预先排除了任何个人以真理的最终裁夺者形象出现的可能。固然，“天何言哉”，天也好，神也罢，天意和神意必然依附于代言人。但代言人毕竟是代言人，代言人毕竟不是神的化身。神的虚构，在逻辑上排除了任何个人宣布自己的思想为绝对真理的可能性。况且代言人必须把他宣布的绝对真理予以公开化和形式化，正如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做的。关于上帝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就给出了四种证明。无论证明多么荒谬，但神学家既然遵循了宣布真理的科学规则即形式操作规则，那么别人就能够对神学家的形式论证进行检验和反驳。这样，对真理的探寻就在前提上进入了合理运作的范畴，避免了“谁有力，谁就有理”的极权主义恶性循环。因为，当某个代言人宣布的“绝对真理”不能通过形式化的客观标准检验的时候，这个代言人的资格就自动丧失，他宣布的“绝对真理”就遭到扬弃，于是新的代言人不得不寻求更合理的真理标准和更完善的真理表达形式。由于一切合理的形式与表达都包含着真理的某些因素，因而即便是神学的主观“真理”，只要有形式化的客观操作规则，就与真正的科学相邻，离客观的真理不远。正如先秦诸子中，墨家具有最浓重的神学色彩，但却是最接近科学的。不幸的是，墨家以及受墨家影响进一步在客观真理的形式化上作出杰出努力的名家（如公孙龙），在儒道主流文化以及被这一主流文化进一步合理化并强化的皇权的夹击下很快夭折，使科学思想在古代中国板结僵化的文化结构中，失去了生根、萌芽、开花、结果的可能。
张承志显然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宗教信仰和超越性是一大不足，然而迟至二十世纪末再来补上“教义问答”课，是否感到“冬行春令”的不合时宜呢？莫非张承志正是因此而被称为“生错了时代的人”？况且流产的墨家“教派”毕竟还提供了“三表法”之类的形式标准，基督教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伊斯兰教更进一步继承发展了希腊哲学及其思想，并在近代反哺给基督教社会。佛教则发展并完善了印度的因明逻辑。然而以圣徒、先知甚至教主自居的张承志，为人类思想宝库究竟提供了什么伟大思想呢？他十五年来一再预告要提供“伟大的启示”，然而我们期待了太久，终于有些失望。而没有真正的思想利器，是什么也坚守不住的，哪怕意志坚定，哪怕不怕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叫嚣只表明虚弱，只表明信仰的游疑。靠空洞的叫嚣守不住中国文化的一石一瓦，空洞的叫嚣倒会让一部分没有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误以为中国文化已经毫无价值，已经奄奄一息了。中国人固然不怕牺牲，但中国文化还没有绝望到像一个刺客式的亡命之徒，打算在临死前与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或任何张承志认为强大得不可战胜的异族文化拚个同归于荆中国文化始终在创造，中国自有坚实的脊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张承志未必了解（比如墨家、名家乃至道家）以及我也尚未透彻了解的珍宝在。有叫嚣的闲工夫，何妨读读《墨辩》、《公孙龙子》？甚至读读《论语》、《庄子》，对它们来一番深入的批判？我殷切地期望颇有天赋的张承志的批判能够超过鲁迅。鲁迅确实并非不可超越，任何人都不会是不可超越的──尽管真正的后来居上者从来不贬低他的先行者。
张承志所推崇的侠者或曰刺客均出自《史记·刺客列传》，然而司马迁本人并没有多少张承志那种“清洁”强迫症，这有他甘受腐刑为证。张承志从司马迁的笔下能找到多少“清洁”呢？难道张承志不知道司马迁正是中国最早的儒学信徒之一吗？──其父司马谈倒是个道家信徒。况且劫富济贫的侠者和孤身犯难的刺客仅仅是墨家的末流，只有当一个社会无可救药时，哀告无助的不幸者才会寄望于“侠以武犯禁”（韩非）。尽管当代中国尚未做到尽如人意，然而却比任何时期更健康地在发展。目前的中国社会首先需要的是全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然后才能发展教育、发展科学，并且健全法治。当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不必寄望于墨家式的神道设教，更不必寄望于墨家末流的刺客精神。当张承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扬“恐怖”与“血腥”时，张承志真是技穷得很。晚年鲁迅之所以悲愤地描写侠客，正是因为先生对自己不能亲见中国的美好未来而略有绝望，这是人之常情。况且这是先生的文学表达的一小部分，而非他的全部。由于本世纪下半叶的最初两代人失去完备的教育，已经没有多少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了如指掌了，从故纸堆中搜拣一些侠客之类的传奇故事，当作成人的童话喂给那些因为失去完备教育因而判断力相当有限的读者，
博得一些暂时而廉价的喝彩，没有必要陶醉。仅仅标榜“清洁”卫生，而没有切实可行的良策让世界和人心更加清洁，连自己也无法拯救，最终只不过是一个“洗手强迫症患者”。
三、旧理想主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
旧理想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放弃对客观真理的追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庄子）“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虽辩，君子不听。”（荀子）“说是一物即不中。”（禅语）当他们出仕时，他们以在上位者之是非为是非，他们的卫道，保证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并因而得以分享一部分利益。但试图分享者大有人在，统治者还用科举制度鼓励所有的优秀分子参与竞争这些有限的分享份额。因而分享者之间的竞争，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喜怒无常，导致分享者的永无长胜、五世而衰，或伴君如虎、动辄得咎，于是他们或者被迫、或者意识到大困境后“自觉”引退，归隐山林。如果没有认识论上的真正突破和觉悟，这种“自觉”永远只是一种标榜，是自命清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拒绝客观真理。因此归隐者（他们往往都是智力超群的天才人物）在两难判断上不思寻求客观依据和形式标准，只是以掷骰子、扔硬币的方式打上一卦，以决是非之大惑、进退之大疑。但一个具体行为的决断可以通过卜卦来孤注一掷地赌一赌，然而长久的、恒定的、普遍的客观真理的判断标准却依然阙如。所以即便是不满于儒道主流文化的杰出人物，在传统中国的文化格局中，也只能“与世沉浮，与时消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庄子），或顶多是遁入空门，到中国化的佛教禅宗里“明心见性”，做个“自了汉”。
由于放弃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剩下的当然只有主观意志了：谁的意志力强，谁就“说了算”。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主观的是非观，因此中国人只关心谁“说了算”，不关心谁更接近客观真理，因为传统中国的一贯逻辑是“有力者有理”，他们想：如果你有理，为什么你反倒无力呢？这一中国式反诘足以使传统中国的正义者为之气沮，因为没有也不允许有客观的真理标准供你辩论和驳难。好辩者在旧中国是要掌嘴的。虽然某些有资格“说了算”的强人其实是意志薄弱者，但他们的意志凭借了年齿、性别、行辈、官阶、贫富、智愚、妍媸、血统、嫡庶等一切个体化、主观化因而相当偶然的差别优势的支撑，就会“意志坚强，立场坚定”起来。
但皇帝也有内心惶惑的时候，况且不是每个皇帝都博学多智并充分自信的，大部分皇帝也仅有中人之资，与普通人一样。因此皇帝“金子口”也须有个参照系，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历史成例、传统“故事”以及圣人之言就是最后的标准。“圣人者，以己度人者也。”（荀子），圣人之徒，则进一步以己度人，以人度物，以物度天，即理学家所谓“天理即人情”、“人情即物理”。
一个以己度人者，他的智力和悟性不仅必须足以自知，而且必须足以理解一切人，而他的性情不仅不能是偏执的、乖张的，而且必须具备全部常态甚至病态和变态的人性因素，因为非如此他就不可能理解所有人，做到“自觉而觉他”。这已经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即便这样的圣人是可能的，或至少这样的至圣境界是可能接近的，但是这样的圣人还必须把自己下降到忘我、无我、无己的程度，以便在理解任何他人的时候首先“以己下人”（正如耶稣所做的），有充分的心理虚空来移情、同情、体会他人的喜怒哀乐（正如佛陀所做的）。“自觉觉他”的“以己度人”者，首先必须“以己下人”，然后必须“虚己度（理解）人”，最后才可能“度（救度）人无算”。而这还仅仅是旧理想主义者编造的神话！谁见过救世主？谁见过耶稣复活？谁见过三世如来？所谓“虚己度人”，也就是张承志所说的“正确的研究方法，在于研究对象的形式之中”。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学者的基本常识，算不得什么重大启示。然而，你的研究对象有几个，正确的研究方法就有几个。像张承志这样动辄以“全称”为研究对象和批评“方法”，不可能有多少“正确”性可言。我不知道张承志是否“自觉觉他”的圣人，即便张承志是圣人，或者已经接近圣人的全知全能高度，但至少他离忘我、无我的境界还远距十万八千里，他的作品里到处泛滥着“我执之尤”的自恋呓语。
如果说在佛陀时代、墨子时代、耶稣时代乃至穆罕默德时代，科学尚未昌明，这些教主们的神道设教尚有人类心智和认识发展的时代合理性，那么在当今二十世纪高举宗教大旗，甚至以教主自居，大吹法螺，确实是令人困惑的。深刻如佛陀，尚且说“谁说佛曾说法，谁就是谤佛。”“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金刚经》）难道张承志自以为超过了佛陀和耶稣了吗？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和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都是由宗教狂人导演的现代丑剧。我真诚地希望张承志走得还不算太远，还没有真的想当教主，但是张承志本人应该警惕，中国民众更应该警惕！中国如果要繁荣富强，就决不需要一个新的造神运动。
在旧理想主义已经彻底破产的今天，二十世纪末叶，中国居然出现一个像张承志这样既不足够“自觉”，更加远离“觉他”，心理空间窄小，表达方式偏激，对他人除了偏见，毫无同情；对他人一味凌辱，毫无宽容；误解有余，正见全无；妄断有余，论证全无的疯狂的妄人，一个自恋至极、自信有限、自爱不足、自虐有余的我执之尤的狂徒，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耻辱。
旧理想主义范畴中的一切宗教家，或类宗教的变态狂人，都敌视科学，仇视教育，蔑视人民，藐视真理，他们用蒙昧主义手段贬抑每一个普通人的意志，剥夺他人的思想自由，然后用自己的意志凌架于一切人的意志之上，妄图用自己的思想统一一切人的思想；以个人自以为是的所谓道德，凌辱他人的人格尊严，使他们以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罪人，无以复加的恶棍，这种认为精神生活可以无条件先于物质生活的唯心主义妄想，这种无视普通人追求世俗幸福的权利的极端道德偏执，最终只能导致普通人对成为有德者彻底绝望，最终不得不放弃一切道德努力。因此，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出现这种型号的道德家，如果他是假道学，则仅仅是他个人成为历史的笑柄；倘若不幸，他竟是真道学，那么他的道德叫嚣越是成功，越会导致普遍的道德滑坡。而他高居于由他的道德偏执之反激而加剧的道德低谷之上，成为一个供人膜拜的“道德英雄”。纸面上的历史迷们会迷恋这种“英雄”，而努力建设本民族乃至全人类普世幸福的身心健全者，决不会欢迎这样的“英雄”。
从张承志的身上，很容易发现他有高人气、狂士气、道学气和清教徒气。即便张承志式的道德说教者之言行是高度一致的，以自己的道德高度来强求一切人也是荒谬的。因为每个人的才能之高下、意志之强弱、境遇之幸与不幸，都不相同，而说教者一般来说多是天才，才能之高、意志之强、境遇之幸均非常人可及，对此不知，是为不智；毫无“觉他”之智，而有“以己强人”之实，是为不义；对他人的心灵进行，是为不仁──这比对他人的肉体进行更野蛮，是人类可能有的最大罪恶。
在人类宗教史上，自称代表上帝，向信徒贩卖“赎罪券”，许诺“天堂”、“来世”的宣道师多的是，但没有一个人兑现过诺言。因为无论对神的存在与否下什么判断，这都是个人的事。即便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每个人依然有权决定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宗教是每个人对超个人的宇宙力量以及未知力量的一种态度。任何人要为其他人造一尊神，强加于他人之上，强迫他人下跪，或自己扮演教主，甚至把自己造成神，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僭妄。
人类思想史上，向人民预言“盛世”、“春天”的说教家多的是，但没有一个人兑现过预言。第一个乌托邦的预言者柏拉图宣布驱逐诗人，然而至今无人有权干涉张承志扮演“诗人”；最后一位绝对真理宣布者黑格尔预言艺术消亡，然而至今无人有权阻止张承志热爱“艺术”。这些前车之鉴，张承志式的伪先知应该引以为戒。
人类的幸福与福利，是靠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普及、民智的开发，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取得的。声称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乃至最后规律的人，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他发现的规律可能是正确的，但每一条规律和每一个公式必定是在数学演算或思维抽象中约去了大部分中间步骤；而被公式所省略的一个步骤，在文明发展史上可能需要一千年，也可能需要一万年。以为今天发现规律或公式，明天早上就会产生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奇迹，只能证明心智的不健全。个人的心智不健全并不可怕，现代社会有专门的福利院（在物质文明程度还不能达到建立福利院的地方，则更需要发展科学和经济）；但一个有影响的作家的心智不健全，就可能导致社会性的动乱。因为当这种危险的乌托邦理想一旦为政治家（幸亏大部分政治家是现实主义者，而非这种过于浪漫的旧理想主义者）所采纳、信从并付诸大规模社会实践，不惜代价地试图检验这种“理想”的正确与否时，就可能带来可怕的社会性悲剧，就可能把千百万人当成实验用的大白鼠。历史已经证明，当任何一种高尚的价值观（且不说不高尚的价值观）被不恰当地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时，不仅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性会因过度放大而失度，导致扭曲并走向反面；而且其他本来可能与这种价值并行不悖的重要价值，也会因这种唯一的价值观的极化而全面崩溃。灾难的根源在于，某些狂妄之徒自以为绝对真理可能在独断论的形式下独独被他一个人发现，以为无限丰富的真理之声仅仅由他一个人独唱或至少是领唱。这是对人类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无知，是对历史辩证法和思想辩证法的歪曲，是对全体人类之尊严的践踏，是对人民大众之幸福的侮蔑。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乃至全体人类，已经尝够了旧理想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但愿这样的旧理想主义者，作为历史的陈迹，永远不再主宰未来社会，永远不再蹂躏人类思想。张承志，乃至一切旧理想主义者，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