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常为人忽略的复杂的‘文本’，因此，认真地从文学作品去‘解读’台湾，真正了解她的心态和想像的复杂性，似乎比‘解放’台湾更为现实。……对我而言，了解台湾的丰富生活，只有通过已然成为‘文字’或‘作品’的文本，我必须借助这样的‘文本’，才能透视彼岸的‘生活’”，黎湘萍在他的《文学台湾》中这样写道。其实不只是他，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人而言，台湾是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逐渐由“陌生”转而为“熟悉”的，在这个过程中，台湾文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说绝大多数大陆人是通过台湾文学“熟悉”了台湾，应该离事实不会太远。
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和五十年的民族分裂，使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殊区域，也使台湾文学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面对具有特殊风貌和发展形态的台湾文学，研究文学的黎湘萍从中看出了什么？
黎湘萍对台湾文学特殊性的认识，是从语言开始的。台湾自一八九五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文学就走上了与大陆文学不尽相同的道路：一方面，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台湾知识分子力图通过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承续和弘扬，来坚守中华民族立场，维系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在千方百计地进行文化（文学）渗透，利用其强势地位推行“似我教育”、“同化主义”乃至倡导“皇民文学”，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抗争和殖民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压制，构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有别于大陆文学的特殊形态，而这种特殊形态的集中体现则在于对使用何种文学语言的争夺——日本殖民当局清楚地知道，要想消弭台湾民众的民族观念，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让民族语言（中文）消声，而台湾知识分子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要想延续民族血脉，保有自己的语言是根本。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语言对抗，文学世界是一个主要战场。这一时期出现过的台湾作家提倡“整理乡土语言”，号召以台湾“方言”入诗，与殖民者先是渗入汉语书写（通过中国通），继之强行取消汉语，迫使台湾作家用日语写作，就是这种语言战的交战实况。这种语言战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三种语言形态：“其一是台湾土语方言”，“其二是知识分子化的白话文”，“其三是借用日文来表现台湾平民知识分子之话语”。
这三种语言形态，第一种一直延续至今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仅是为了增加地方色彩，而且还具有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隐喻：在日据时代是针对日本的文化统治；在六七十年代，则针对着台湾本土脱离现实的‘现代主义’倾向，而且一直在顽强地表现着‘在野’的台湾平民渐渐发展成为中产阶级时日益强烈的政治意向”，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方言土语成了抗衡‘国语’（普通话）的一种政治斗争的武器”，它的极端化发展则成为展现“台湾意识”的台语文学。知识分子使用的现代白话文，在日据时期的出现表明了它与大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联系，在六七十年代它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表现出对于文学之艺术性与人性之探索的浓厚兴趣”，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语言自身的“拆解和怀疑”，成为“后设小说”（元小说）的语言“策略”。日文是日本殖民当局凭借政治力量强制台湾作家使用的异族语言，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用日语创作的台湾作家，“他们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来描写本民族的生活，创造了另外一种文学的、文化的想像，并逐渐形成了一条用‘弱小民族’的‘现代性’来对抗统治强权的‘现代性’的左翼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用殖民者的语言说“自己的”话的语言悖论，一方面显示了特殊时期台湾作家在语言奴役下不屈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令台湾文学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耻辱印迹和哀感悲情。
语言形态在台湾文学中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除了就其语言呈现姿态而言竟有三种之多，更是指在每种语言姿态背后都内蕴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使得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首先体现为语言形态的特殊性。黎著从语言特殊性的角度来认识台湾文学，无疑把住了台湾文学的基本脉搏，而它对台湾文学中“语言美学”的系统认识，尤见用力，显然是希望能通过对这个在台湾文学理论界悠久、强大而又自成体系的理论思潮的分析，建立起对台湾文学特殊性的独特认识。在黎湘萍看来，“从五十年代的夏济安，到八十年代的龚鹏程，中经王梦鸥、徐复观、刘文潭、姚一苇、刘若愚、叶维廉、颜元叔等人的艰苦耕耘，这一‘语言美学’在形式上越来越‘学术化’，越来越趋于严密完整，越来越与传统的政教模式分道扬镳。它们的共同核心，是不再把‘语言’看作仅仅是文学的一种媒介或载体，只完成一种工具性的功能，而是把它看作人的存在和追求这种存在的意义的精神本体”。也就是说，台湾文学在理论上追求“语言美学”，根子里是为了从中找出“可以适应动荡的外部世界的精神生活方式”，这一视角和结论揭示出了“语言美学”在台湾文学中的存在，不仅是要通过对语言的强调让文学回归本体，潜在地反抗文学工具论（反共文学），更是要以此来构筑和提倡一种生命意识，即“以感性的美学形式来寄寓新的属于个人因而更为可靠的理性”——而无论是反工具论，还是彰显新的生命意识，其昭示的都是在“语言美学”的背后，有着一种决定这一语言特质的台湾文学的“精神”。
台湾文学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从来就不是风花雪月的产物，而是台湾知识分子精神和心灵的文字记录，鉴于此，探讨台湾文学“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特殊反映形式”，“表现了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台湾人怎样一种情结与选择”，就成为展示台湾文学特殊性的又一个方面。从对台湾文学“浪漫”的精神气质的钩沉，到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形式上迫于压力不得已使用日文，却用异族语言来表达民族精神的透视，到战后台湾文学的乡土现代之争，一直到晚近大众消费时代新锐作家对文学的全新认识和操作，黎湘萍对台湾文学的每一种归纳和判断，都是建立在对台湾文学精神的寻觅和把握上。上面提到的以语言形态之特殊来表现台湾文学的特殊，说到底也正是要通过语言的场域来呈现精神的实质。通过文学作品追溯时代精神和知识分子立场，早在黎湘萍的陈映真研究中，已经有过精彩的表现。如今，从一个作家的心灵史来反映台湾的精神演变，扩张为对整个现代台湾文学精神蕴涵的全面考察。从总体上看，台湾文学的精神实质其实只有两个字：反抗。日据、冷战／民族分裂和工商／消费时代的大致格局，决定了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内容主要集中在抵抗异族的民族性、反抗专制的民间性和反思消费的批判性这三个方面。三者在具体形态上虽有所差异，但在“反抗”这一点上却具有一致性——强调民族性是为了反抗异族殖民统治，注重民间性是为了反抗独裁专制，昂扬批判性是为了反抗精神失落。在某种意义上讲，反抗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批判精神既构成了台湾文学精神实质的内在核心和驱动力，同时它也是台湾文学特有的文学气质的主要内容。比如，对于台湾文学中的“皇民化”产物日语文学，黎深刻地指出：“皇民化”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以关注民间的地方的民俗生活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于异族殖民者的反抗——“运用异族的语言，讲述本族的故事，如果不是有意向使用这种语言的读者呈现另外一种‘他者’的生活，还会是什么呢？”在几乎无反抗余地之际，台湾文学尚且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抗，其他时期的反抗，也就可想而知。面对具有浓厚官方意识形态色彩和文学工具论意味的“反共文学”，台湾文学通过理论上形塑“语言美学”和创作上提倡现代主义，实现了民间立场对当局主导的反抗。在资本主义跨国经济以“现代化”之名向台湾全面渗透的当口，“乡土文学”以对这种“现代化”背后下层小人物辛酸和血泪的揭示宣告了自己的“他者”立场。当滋生于台湾电子化时代（后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蔚为大观之时，台湾新生代作家又以自己的创作通过对所谓“真相”的虚妄性的呈现，表现了对支配人的意识的传播媒介的反抗和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解构”。在贯串台湾文学的所有反抗蕴涵中，决定其实质的，是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所导致的知识分子不畏强暴的战斗精神和冷静清醒的理性精神——两者的共同作用，汇聚为一种时刻保持批判性的反抗精神。正是这种反抗精神，使台湾文学从对异族殖民者的反抗，到对独裁政治的反抗;从对文学工具论的反抗，到对文学“真理论”的反抗；从对“反共文学”的反抗（现代主义），到对现代主义的反抗（乡土文学、后现代主义）。一部现代台湾文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形形色色“反抗”的历史，虽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反抗的具体内涵有所差别，但反抗的精神，却十分一致。黎湘萍通过对种种具体的文学现象的梳理和分析，透过现象，挖掘出深蕴在背后的反抗精神，可谓抓住了台湾文学的本质。
台湾文学因着台湾在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遭际，在发展历史上也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中国大陆文学的特殊性。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基本上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对台湾文学的历史进行独立的描述（台湾文学史），一种是将台湾文学的历史“贴”在中国文学的框架内（中国现代文学史）。前者是为了对台湾文学进行介绍，后者是为了弥补过去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缺席。黎的做法与此不同，他也对台湾文学进行历史描述，但他不以历史的沿革和作家、作品的编排为经纬，而是在“问题”的导引下暗含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他也把台湾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框架内，但他不是对两者进行简单的“粘贴”，而是寻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性——这样的台湾文学书写，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显得合“情”合“理”。
以“问题”勾连历史并在两岸文学的比照中把握台湾文学，使黎湘萍能够转换视野，重建思路。在纵向上，他集中论述几个台湾文学中的关键性问题（如日据时代小说的“现代性”问题、消费时代小说的另类叙事问题、有关“语言美学”的系列问题等）；在横向上，他始终把大陆文学的存在作为理解台湾文学的前提（如“新遗民情结”的提出、两岸母题对照、上海台北互文等），把两者的历史和精神联系作为自己论述的重点。于是，台湾文学的历史在他笔下已不再是文学史料的连缀和作品赏析的叠加，台湾文学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区域性文学，而是“融”入了中国文学之中，这两者的交织使黎湘萍的台湾文学史书写能够在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中观照台湾文学——台湾文学中的许多问题原本就是两岸文学共生的问题（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现代性”问题，文学功能问题，文学观念的转换问题等），而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历史渊源和精神关联，也使台湾文学只有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系统中，方能充分显现其与大陆文学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特性。黎湘萍通过对两岸文学“出走”、“围城”、“放逐”等母题的分析，指陈两岸知识者在精神上的天然联系；通过对“二战”后台北和上海两个城市“对看”的考察，发现了彼此“文化论述”的相关性以及处境的相似性; 而在对两岸新生代的创作分析中，则洞见出两岸作家的创作追求貌似各行其是其实却有着共同的期待——寻求突破。在“问题”的统摄下，将两岸文学“杂糅”在一起论述，并在对“问题”的选择中隐含历史的流变，使黎湘萍眼里的台湾文学，其形貌和发展真正包容在中国文学的形貌和发展之中——台湾文学的历史已然实现了与大陆文学历史的有机融合和交相辉映。
“用论述的方式来处理关于台湾文学的记忆问题”，是黎湘萍看取台湾文学时的一大初衷，而在关于台湾文学的论述中，如何确立自己的立场并进行价值判断，应当说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至于把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表述出来，则是一种关于台湾文学的叙事。黎湘萍在认识台湾文学的过程中，集中探讨台湾文学的语言特征、精神实质和重要“历史问题”，可以说是抓住了台湾文学的关键。记忆本来就可以看作是历史的另一种表述，作为一个大陆学者，黎湘萍对台湾文学的记忆，源自他立足大陆放眼台湾文学的经历，他对台湾文学的判断，也会烙有大陆学者的印迹——这些当然都会影响到他对台湾文学的历史建构（历史叙事）。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的形成是一种人为的叙事，在此过程中，“历史就不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理论的阐释就有多少种历史”， 对于黎湘萍而言，他的有关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的论述，就是他依据台湾文学的“材料”，进行针对台湾文学记忆、想像、叙事的一种他的再记忆、再想像和再叙事。历史既然有着多种书写的可能，那么黎湘萍眼中和笔下的台湾文学，也就体现了一种他提供的可能（这本身就是一种独创）——这里的台湾文学是被阐释过的，被认识到的，是审美的，也是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