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废都》的出版，是中国文学进入传媒时代的经典个案，也是上个世纪末在作家策划、新闻炒作和商业驱动下中国文坛最为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它未出炉，便打着“当代《金瓶梅》”的幌子，它的命运和《金瓶梅》也有点相似，《金瓶梅》的作者“敢于对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叙述，便使社会上一通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避胁而予以摈弃，甚至把它刻板行世会有堕落地狱的危险，但终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一通神经过敏的人又自作聪明地替它解脱，以为这本书是别有寄托，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壮凄烈的故事。”[1]《废都》问世以后，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围剿”中，据贾平凹自己讲，有两个人给焦头烂额的他以巨大安慰，其中一个是季羡林老先生。季老讲：“二十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2]弹指十多年，季老关于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预言已值得推敲和怀疑。到目前为止，《废都》也丝毫没有露出“涅槃”的迹象。除了极少数人重读之后矫情的吹捧，它的命运依笔者之见，似乎和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九丹的《乌鸦》、木子美的《遗情书》一样，如同米兰·昆德拉批评电影的改编者违反作者的精神权利时说的，“将千年的遗产溶解在它粉红的口水里的广告”[3]，依靠“性”的轰动效应，在红极一时后便寂寞了下来。有感于季老十多年前的预言，笔者重新阅读了《废都》，并把它和《金瓶梅》对读之后发现，《废都》的艺术成就，不能不令人慨叹。如果说其有艺术成就的话，也许如同魏塞知道自己的《理查三世》重复莎士比亚的剧本之后所说的：“——不过，剽窃莎士比亚，或许还算一项功劳呢。”[4]不过，《理查三世》是无意的。
《废都》甫一出版，褒者说其：“化合之功夫到家令人惊叹，可以说深得‘红楼’、‘金瓶’之神韵。”[5]贬者说其“是明清文字的拙劣承接，是典型拼接的一个范本。”[6]实际上，上述的褒贬，用《金瓶梅》中的趣语说，不是踩小板凳糊险道神——差着一帽头子哩，而是提傀儡儿上场——还少一口气哩。大多评论者“不是缘于翔实资料的科学分析、实证化的比较研究和逻辑推理，而是显示出一种近乎文学的激情、神秘知觉的思辨和非理性的独断”[7]，因而一直在两个极端误导读者。张竹坡说：“看《金瓶梅》，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8]读《废都》，若把它当作深得《金瓶梅》之神韵，便被它瞒过，把它当成《金瓶梅》的承续和拼接来看，亦被它瞒过。须把它看成对《金瓶梅》的拙劣仿制，才不被它瞒过。这并不是笔者心血来潮的呓语，而是在仔细研读之后得来的结论。
纳博科夫说：“一个读者若能了解一本书的设计构造，若能把它拆开，他就能更深的体味到该书的美。”[9]拆开《废都》，我们会发现它的精神气氛、整体结构、人物塑造、细节描写和《金瓶梅》惊人的相似。《金瓶梅》写的是明末资本萌芽以后颓废淫糜的市井生活，《废都》写的是社会转型时期西京城一帮文人的无聊生活，它们似乎都有一个伦纲崩坏、人欲横流的社会背景，在这一点上，都体现出了作家的敏感。《金瓶梅》写的是清河县，《废都》写的是西京城，但很少能看到现代城市的气息，最多也只是市郊的区镇。《金瓶梅》以武大郎的官司和西门庆亲家陈洪大的被参为线索，《废都》以景雪荫的名誉侵权案为轴心；《金瓶梅》以西门庆的恃财作恶为全书的脉络，《废都》则以庄之蝶仗“名”淫乱为中心；西门庆“作为一个淫欲的殉难者耗尽自己的精力而死去”[10]，庄之蝶在纵欲放荡之后，最后被戴上精神的十字架苦闷寂寞的死在火车站。海明威说：“真正优秀的作品，不管你读多少遍，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写成的。这是一切伟大作品都有的神秘之处，而这种神秘之处是分离不出来的。”[11]这并不是宣扬艺术上的神秘主义，而是因为“优秀小说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构成一个不可摧毁的统一体。”[12]别林斯基认为，对于作品内容来说，“它的形式对它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它自己所特有的那种内容的发展。”[13]《废都》在作品的内容上，有着严重的与现代生活悖逆的、互相掣肘的并不合理的趋古倾向，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三百多年前的清河县，而不是西京城。在讲述方式的一味誊写和照搬，更使我们怀疑应该与讲述方式水乳交融、不可剥离的内容的可靠性。除此之外，《废都》尽管摹仿，但并未得《金瓶梅》之“文”心，《金瓶梅》结构铺张，文心细如牛毛茧丝，缜密周全而滴水不漏，往往草灰蛇线，伏脉千里，可以说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叹为观止。《废都》用大小段落连缀，欲将模仿之痕迹隐于无形，结果破绽百出，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而且在细节上常常重复。如唐宛儿的发卡，在和庄之蝶初次见面时“冷丁发卡掉在脚下碎了”[14]，在“感觉到庄之蝶就在院门外徘徊”后，穿着拖鞋望外跑，又掉了下来（第145页）。
如果说在结构上的类比牵强的话，在人物塑造上，也有明显的复制痕迹。《废都》和《金瓶梅》和同样是把没有灵魂的事情写在没有灵魂的人身上，只不过《废都》给人的感觉是做一个现代人比做一个古代人困难得多。我们的时钟是向前走的，作者的指针是向后退的。《废都》在一开始，在人物上就和《金瓶梅》中的人物存在着对应。《金瓶梅》的第一回中“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是在玉皇庙，西门庆对希大说：“这结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庙里的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庙，吴道官与我熟，他那里又宽厂，又幽静。”（第19页）《废都》中则是两个兄弟抱了个花盆，去请教“孕璜寺”里的老花工（第1页）。“玉皇”和“孕璜”，明显是用了谐音。《金瓶梅》开头用《金刚经》中的“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第12页）来警世，《废都》中的孟云房读的恰好也是《金刚经》（第8页）。如果说《金刚经》是和尚必读的经典的话，那还有可能是巧合，而孟云房不是和尚也不是道人，而且《金刚经》在两书中出现的位置也差不多。西门庆热结的十兄弟，排在前面的依次是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他们结拜时，“上面是昊天皇阙玉皇上帝，两边挂着紫府星官，侧首挂着马、赵、温、黄四大元帅”（第23页），虽然热结了十个兄弟，实际上作者是以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这“四大元帅”为中心。《废都》在这一点上参透了《金瓶梅》，直接通过他人之口，介绍了西京的四大名人庄之蝶，孟云房，龚靖元、汪希眠，和《金瓶梅》中的“四大元帅”对应关系大致如下：
庄之蝶-----西门庆 孟云房-----应伯爵
汪希眠---谢希大 周 敏 ----花子虚
西门庆不是目不识丁的无赖，牙婆称赞他“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见就会”，扬州苗员外称赞他“性格温柔，吟风弄月”。和庄之蝶不同的是，他的财富是巧取豪夺积累的，庄之蝶是靠爬格子得来的。西门庆是“四大元帅”之首，庄之蝶是四大名人之首。西门庆有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之流的爪牙，庄之蝶也有孟云房，周敏、赵京五、洪江一类的“帮闲”。西门庆“无一亲人，上无父母，下无子孙，中无兄弟。”[15]庄之蝶也是“无一亲人，上无父母，下无子孙，中无兄弟。”西门庆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性机器，他没有真正爱过一个女人；庄之蝶也只有肉欲的发泄，丝毫看不到灵魂的脉动。西门庆的放纵行为不同程度的受到金钱关系的制约，庄之蝶和被诱奸者总是靠一个“名”维系。西门庆勾引女人是送衣物，给饰品和赠粉脂，庄之蝶吸引女人则是送鞋子、赠餐具，送铜镜，看手相，再加上赞美和幽默。庄之蝶和西门庆一样，他有钱有势，“大体说来，他不是作者嘲骂的对象。我们对他的最后印象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脾气好，慷慨，能有真正的感情。他经常从事无法无天的交易，但同时他也给我们慷慨好施的印象。他诚然是个臭名远扬的诱奸者，但作者也明白表示受他诱骗的妇女都是自愿上钩。”[16]杨戬被宇文虚参倒之后，西门庆用金钱讨好蔡太师，他先走其管家翟谦的路，给他送了个漂亮的丫头做妾；庄之蝶为了在官司中取得主动权，把柳月送给市长的残疾儿子大正作为筹码，这种人口贩子似的卑劣行径和西门庆没有什么区别。
在《金瓶梅》中，头号帮闲应该算应伯爵了，他从第一回起，一直如同影子一样跟着西门庆。西门庆嫖妓纳妾，走狗下棋，兴狱经商，几乎都有他陪同当参谋。孟云房也是拉大旗做虎皮的角儿，庄之蝶寂寞时，他陪他寻访杨贵妃墓，帮他拉皮条找妓女，庄之蝶打官司时，他跑前跑后拉关系。应伯爵找到王婆，和潘金莲接上了线，为西门庆立了大功。孟云房把唐宛儿介绍给了庄之蝶，讨得庄之蝶的喜欢。应伯爵把李娇儿介绍给西门庆做妾，孟云房和庄之蝶一起去访问阿灿，当他从他们的谈话中嗅出味道之后，便识相的借故离开，成其好事。应伯爵的丑事太多了，他明拿暗偷，大敲竹杠，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西门庆家吃饱喝足之后，还要偷一把。孟云房也一样，白吃白拿，所以连柳月也挖苦他：“你什么时候是带了东西？那一次来了又不是吃饱喝醉？”（第152页），四大名人和“四大元帅”一样，都是密而实疏的酒肉朋友。西门庆趁火打劫，不仅勾引了瓶儿，而且霸占了其财产，花子虚最终被活活气死；庄之蝶趁着龚小乙抽大烟的当儿，巧取豪夺了龚靖元所珍藏的得意之作和名字古画，龚靖元也被气死。周敏忙碌的像卖烧饼的武大郎，每天早出晚归，愚蠢的则如花子虚，对所谓的哥们朋友勾引自己的女人浑然不知。
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废都》和《金瓶梅》一样，也是以庄之蝶为中心的“贤妻美妾俏丫头”的模式，只不过去掉了潘金莲这个泼妇，但她和西门偷情的情节则被移植到和李瓶儿对应的人物唐宛儿身上，关系大致如下：
牛月清----吴月娘 唐宛（碗）儿---李瓶儿
柳 月---庞春梅 阿 灿—宋惠莲
女性人物仅在名字上作了细小的变动，如把月娘改成月清，瓶儿和碗儿也是戏仿。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物的命运上也如出一辙。《金瓶梅》以月娘为正房，《废都》中以牛月清为正宫；吴月娘好佛，牛月清虽不怎么好佛，但她有个神神鬼鬼的母亲。《金瓶梅》中多处些到尼姑到西门庆家里讲经，西门庆看到不是溜掉就是装作没有听见，《废都》中庄之蝶对岳母和妻子对神佛的笃信也不屑一顾。《金瓶梅》中的女人多爱骂人，但几乎都在背后，月娘骂人却是当面的。《废都》中的女人也一样爱骂人，月清也是当面骂的，而且是理直气壮的骂。她和月娘一样，“天生并不聪明，加上对自己的德行有信心，于是表现出所谓‘愚而好自用’，问题不甚会解决，而不住的与人吵嘴生气。”[17]月娘除过关心西门庆的饮食起居，几乎对其他事情毫不过问，她主持家务，公正贤明，尤其是私生活端庄自持，无懈可击。西门庆结交一群狐群狗党，出入花柳烟巷，她虽然了然于胸，但从不过问，而且没有微词，她似乎很忠于西门庆，实际上是助纣为虐。所以张竹坡说“西门庆杀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盗贼之行也。其夫为盗贼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违其间，视为路人，休戚不相关，而且自以为好好为贤，其为心尚可问哉！”[18]牛月清和月娘一样，也是灵魂上的植物人。她对丈夫庄之蝶也是百般迁就，从没有想过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能为庄之蝶做些什么。她朴实善良，没有架子，不善交际，也不爱打扮自己。“她对自己是否讨庄之蝶的喜欢也似乎也不怎么在意；她更象是庄之蝶的母亲和保姆；她关心的是他是否能吃饱穿暖，是否有营养，却从不关心他写的是什么，他在精神上的喜怒哀乐。”[19]她的存在，似乎在于为了说明庄之蝶追逐女人的合理性。她的烹杀信鸽和后来忍气吞声的离婚似乎比月娘更有光辉，而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一丘之貉。张竹坡说：“月娘虽有为善之资，而亦流于不知道大理，即其家常举动，全无举案之风，而徒多眉眼之处。盖写月娘，为一知学好而不知礼之妇女也。”[20]牛月清和吴月娘一样，同为“为一知学好而不知礼之妇女也”。她对于庄之蝶的堕落，和吴月娘对西门庆的放纵一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误尽西门一生”，月娘首当其冲；误尽庄之蝶一生，月娘难辞其咎。
唐宛儿在庄之蝶心中的位置，和李瓶儿在西门庆心中的地位是一样的，结婚的次数和遇到男人的数目也没有出入。李瓶儿原来是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的小妾，梁中书四后嫁给了花子虚，后来和邻居西门庆勾搭成奸。唐宛儿的丈夫是个工人，她不堪他的野蛮和周敏私奔到西京城，在孟云房的介绍下认识了庄之蝶。她们判断男人的能力比判断女人的能力迟钝多了，而且她们都患有轻信男人的“痴呆”症。
李瓶儿痴爱着西门庆，为了西门庆，她背叛自己的丈夫花子虚，背着淫妇的恶名，为西门庆吃过鞭子、上过吊，对西门庆说：“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的想你。”（第299页）最后得了丑恶的血崩病，但她仍不思反悔，至死也没有省悟。在临死之前，她还痴情的喊着：“我的哥哥”。在六十七回她梦中诉说幽情，对西门庆说：“我的哥哥，你在这里睡哩，奴来见你一面。”（第1020页）唐宛儿不堪丈夫的辱打，和周敏私奔来到西京城，瞒着周敏和庄之蝶苟合。她把庄之蝶叫“庄哥”，她和李瓶儿一样，不可救药的爱着庄之蝶，她的存在和李瓶儿一样，只是为了给庄之蝶带来快乐。她对庄之蝶说：“我会让你快乐，永远让你快乐！”（第123页）她对庄之蝶的玩弄感激涕零，“你真行，我真还没有这么舒服过，你玩女人玩得真好！”（第86页）她被庄之蝶作践得“血水喷溅，她却奋不顾身的说：‘你只要高兴，我给你流血水儿，给你流血。”（第259页）她处处替庄之蝶着想，在她怀孕后，自己去做手术为了让庄之蝶“越发会拿她和牛月清相比，更喜欢了她的！”（第392页） 唐宛儿的形象只不过是对着李瓶儿照猫画虎，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她这种火热的献身精神和李瓶儿不相上下，但她比李瓶儿不幸得多。西门庆至少为李瓶儿准备了一副棺木，在她死后伤心万分；庄之蝶则连去潼关探望被丈夫抓回去毒打的宛儿的勇气都没有，只能奚落奚落周敏。
柳月是和庞春梅相对应的人物。在《金瓶梅》中，“瓶儿与月娘始疏而终亲，金莲与月娘始亲而终疏。”[21]《废都》中也一样，唐宛儿与牛月清“始亲而终疏”，柳月和牛月清“始疏而终亲”。庞春梅被西门庆收用，柳月则在发现庄之蝶和唐宛儿偷情之后也被庄之蝶拉下了浑水，成了唐宛儿的死党。庞春梅恃宠把月娘不放在眼里，柳月也是恃宠把牛月清不当一回事，并在给庄之蝶做生日的时候和牛月清发生争执。西门庆死后，月娘为了拆开潘金莲和庞春梅，把庞春梅卖给了周守备做夫人。牛月清发现庄之蝶和唐宛儿的私情后，也是把柳月踢了出去，作为庄之蝶打官司的通天之路，嫁给了市长的跛腿儿子成了新贵妇。庞春梅成为周守备夫人之后，在清明节寡妇上新坟的时候遇到月娘，恭敬执礼，以德报怨；柳月在成为新贵妇以后也一样，对曾经打骂自己的牛月清也是不但不计前嫌，而且恋恋不舍。
在《金瓶梅》第十回，“金、瓶、梅三人，一现在，一旁侍，一趁来，俱会一处”[22]，《废都》也是一样，唐在，柳侍，阿灿“趁来”。阿灿的形象是和宋惠莲对应的。宋惠莲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她清高自信，但所拥有的只有一颗纯洁的心，是那个烂泥塘里一朵引人注目的莲花。她无法拒绝社会的摆布，迫于父命，嫁给了厨工蒋聪，但她并不爱蒋聪，蒋聪也不爱她。后来嫁给了来旺，彼此十分相爱。在《金瓶梅》二十二回，西门庆调戏她，她“推开西门庆，一直往前走了。”（第341页）她迫于西门庆的淫威，最终无法逃脱西门庆的魔爪，陷入泥淖。阿灿的处境和宋惠莲是一样的。她生活在贫民窟中，和丈夫离了婚，“年轻时候心比天高，成人了命比纸薄，落了个比我高的人遇不上，死猫烂狗又抖丢不离。”（第241页）和宋惠莲不同的是，她和庄之蝶初次相见便委身与他。她倒在庄之蝶的怀抱里说：“…你能喜欢我，我太不敢相信了”（第243页），随即“竟把衫子脱去，把睡衣脱去，把乳罩、裤头脱去，连脚上的拖鞋也踢掉了，赤条条站在庄之蝶的面前。”（第243页）她说：“我太激动，我要谢你的，真的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第244页）作者着力渲染阿灿的激动，实际上是对西门庆和宋惠莲私通时那种得意嘴脸的变相，而且显得虚假悖理。在清河县，西门庆的大名又何逊在西京城的庄之蝶，何况还在自己的家里？西门庆慢火温水，水到渠成，情理也在其中。张竹坡云：“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百篇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的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23]《废都》未能“从一个人的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而是靠一个令人生疑的“名”来推动，人物的活动也就缺少合理性，所以我们感觉人物没有“立”起来，像木偶一样的被作者操纵。巴·略萨说：“当小说中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觉这是根据小说内部结构的运行而不是外部某个意志的强加命令发生的，我们越是觉得小说更加独立自主了，它的说服力就越大。”[24]《废都》中的女性活动大都是被“名”命令发生的，所以没有自己的声音，仅仅成了充斥着禽兽般欲望的“单向度”的人。
《金瓶梅》中的人物，“栩栩欲活，历历如见”。《金瓶梅》“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25]《废都》没有烛微探幽，没有写出人物举止动作和心理活动的深层联系，只是沉浸在性的放纵中，因而人物形象平板呆滞，貌如僵尸，人物的行动前后也难统一。唐宛儿一会儿“淫态浪言，压倒娼妓”，一会儿比林黛玉还多愁善感；一会儿连戏剧和舞蹈都分不清，一会儿却读李渔的《闲情偶记》和冒辟疆的《翠潇庵记》附庸风雅，看到梨花就触景伤怀，觉得是庄之蝶的化身，“遂紧紧抱了一会梨树，回到屋里，一滴眼之雨珠就落在了翻开的书上。”（第145页）还有那个保姆柳月，刚进庄之蝶家的门，还未受其熏陶，就能“认得西汉的瓦罐，东汉的陶粮仓、陶灶、陶茧壶，唐代的三彩马、彩俑”（第92页），比考古专家还要专业。类似如此的矛盾太多了。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对潘金莲的脚有着病态的喜爱，在《废都》中，这种病也传染了给庄之蝶。他象西门庆一样，也多次赏玩唐宛儿的脚：
…庄之蝶惊讶她腿功这么柔韧，看那脚时，见小巧玲珑，跗高得几乎和小腿没有过渡，脚心便十分空虚，能放下一枚杏子，而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的趾头，大脚趾老长，后边依次短下来，小脚趾还一张一合地动。（第53页）
后来庄之蝶去唐宛儿家，唐宛儿让周敏替庄之蝶跑腿支开周敏（这里情节颇似《金瓶梅》中第三回王婆避开去买酒），两人偷情，庄之蝶又开始玩脚：
…妇人坐在他的对面，凳子很小，一只腿伸在后边，一只腿斜着软软下来，脚尖点着地，鞋就半穿半脱露出半个脚后跟，平衡着凳子。庄之蝶又一次注视着那一双小巧精美的皮鞋。妇人说：“这鞋子真合脚，穿上走路人也精神哩！” 庄之蝶手伸出来，却在半空中划了一半圈，手又托住了自己的下巴，有些坐不住了…（第83页）
这个嗜脚的庄之蝶，实际上只不过是西门庆的拙劣翻版，《金瓶梅》中多次写到潘金莲的脚。如在第四回，西门庆“蹲下身去，且不拾箸，便去他绣花鞋头上只一捏…”（第30页），在第六回中，“西门庆又脱下他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第106页）（庄之蝶是把钱藏在鞋兜里的），第七回中薛嫂掀起潘金莲的裙子来，露出小脚，“西门庆看了，满心欢喜”（第122页）。
如果说爱好是巧合的话，那细节的雷同就没有法子解释了。周敏和唐宛儿请庄之蝶和孟云房等人在家里吃饭，在《废都》中，庄之蝶和唐宛儿相遇是这样写的：
…唐宛儿觉得这名人怪随和有趣，心里就少了几分紧张。等到周敏在下面喊她，急急下了楼来，不想一低头，别在头上的那只云南象骨发卡下去，不偏不倚掉在庄之蝶脚前碎了。（第26页）
…自古没巧不成话，姻缘合当凑着。妇人正手里拿着叉杆放帘子，忽被一阵风将叉杆刮倒，妇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头上。（第51—52页）
细节惊人的相似尚且不言，“不偏不倚”和“不端不正”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有的话，“不偏不倚”似乎比“不端不正”要古雅些。《废都》中下来是庄之蝶打量唐宛儿“两条细眉弯弯，活活生动”（第26页），《金瓶梅》中则是西门庆端详潘金莲 ，“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第52页）”。唐宛儿见了庄之蝶看着她微笑，说：“我好丢人哟！”（第26页），潘金莲见了笑吟吟的脸儿说道：“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休怪！”（第53页）。庄之蝶看到院子里有葡萄藤，想吃酸葡萄，唐宛儿帮他摘了一颗，说：
“他们说你爱吃酸，我不信，一个大男人家怎么爱的吃酸，又不是犯怀抱的。果然老师爱的！”（第28页）
半歇，王婆出来道：“大官人，吃个梅汤？”西门庆道：“最多加些酸味儿。”（第55页）
《金瓶梅》中第四回的偷情，也很相似。《金瓶梅》中是这样写的：
…只见西门庆推害热，脱了上面绿纱褶子，道：“央烦娘子，替我搭在干娘护炕上。”这妇人只顾咬着袖儿别转着，不接他的，低声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门庆笑着道：“娘子不与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拂，拂落一只箸来。却也姻缘凑着，那只箸儿刚落在金莲裙下。…于是不由分说，抱到王婆床炕上，脱衣解带，共枕同欢。…（第79页）
《废都》中是这样写的：
…妇人却脸粉红，额头上有了细细的汗珠沁出，倒说：“你热吧？”自个起身用木棍撑窗子扇。窗子是老式窗子，下半截固定，上半截可以推开。…庄之蝶忙过去帮她，把棍儿刚撑好，不想当的一声棍儿又掉下来，推开窗扇砰地合起，妇人吓得一个小叫，庄之蝶才一扶了她要倒下的身子，那身子下边却下边安了轴儿似的倒在了庄之蝶的怀里。…（第84页）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难找出上述如此雷同的细节。这种惊人的相似，可谓没有半点的艺术创造而言。如果放在高考的作文试卷里，评卷老师肯定会以雷同试卷判为零分；放在学术论文里，则是明目张胆的剽窃，又何谈得《金瓶梅》之神韵？这样的依葫芦画瓢之作，竟被我们的有些评论家奉为神灵，足见我们判断能力的委琐和迟钝，也是文学的悲哀。这样雷同的细节还有好多：《金瓶梅》五十一回吴月娘为了生子，向王婆婆、薛姑子讨药（第791页），《废都》中牛月清听了母亲的话找了王婆托她干表姐为她代生孩子（第61页）。第六十七回，李瓶儿向西门庆梦诉幽情说：“我被那厮告了一状，把我监在狱中，血水淋漓，与污秽一处，整受了这些时苦。昨日蒙你堂上说了人情，减我三等之罪。”（第1020页）庄之蝶吃了有大烟壳子的削面汤之后做梦，梦见了岳母说她见到唐宛儿了。“我昨天见到她了，她在一个房子里哭哭泣泣的，走也走不动，两条腿这么弯着的。我说你这是怎么啦？她让我看，天神，她下身血糊糊的，上面锁了一把大铁锁子。我说锁子怎么锁在这儿，你不尿吗？她说尿不影响，只是尿水锈了锁子，她打不开的。我说钥匙呢，让我给你开。她说钥匙庄之蝶拿着。你为什么有钥匙不给她开？！”（第513页）西门庆在九十七回和潘金莲纵欲之后，早晨起来梳头“忽然一阵昏晕，望前一头抢将去。早被春梅双手扶住，不曾跌着磕伤了脸。”（第1278页）庄之蝶醉酒之后，柳月“忙扶他，扶不起，就跳到路边拦出租车”（第507页），好不容易将他弄上了出租车（柳月和春梅一直是对应的）。西门庆在六十一回趁醉烧阴户（第903页），唐宛儿被丈夫抓回潼关后，丈夫对她性虐待，也烧得是她的下身（第499页）…
如果说贾平凹在写《废都》时，对《金瓶梅》不是烂熟于心的话，那可能就是背着一部《金瓶梅》对着写的。莱辛批评魏塞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只能研究，不能掠劫。如果我们有才能，莎士比亚作品之于我们，当犹如暗箱之于风景画家，多往里瞧瞧，可以学习自然在各种情况下是怎样投射倒一个平面上的，但他从里面什么也拿不出来。” [26]《金瓶梅》也一样，是不能掠劫的，《废都》也没有拿出什么。如果说《金瓶梅》写出了人性深处的恶魔，写出了人物命运微妙的微积分，复制《金瓶梅》的《废都》只是浮光掠影的写出了人物在社会影响下的加减乘除。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27]弄珠客太注重道德上的警戒，过于刻薄。我们暂且把道德悬置起来，从艺术上说，“文学的作用就是在不同之间进行传递，不是为了消除差异，而是为了更加突出差异。”[28]即使“最琐细的差别都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29]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实际上是在警告：机械的低水平的重复和照处方抓药式的写作，必定会遭到美学上的灭顶之灾。
如果将《废都》当成当代的《金瓶梅》，仅指它的性描写可能比较恰当，《废都》甚至有超越。《废都》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在性生活方面资源的共享和信息的便捷。《金瓶梅》中仅有土生土长的经验，而在《废都》中，“所有曾在《素女经》中读过的古代人的动作，甚至学着那些狼虫虎豹、猪狗牛羊的动作都试过了”（第303页），而且“所有曾在录像带中看到的外国人的动作”（第303页）都尝试过了。《金瓶梅》中，性爱描写“浓盐赤酱淋漓酣透，极尽形容刻画之能事，不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30]，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刻画人物贪嗔痴恶性格的需要。在《废都》中作者对性爱描写的不吝笔墨，大多是为了写性而写性，他的慷慨超过了《金瓶梅》和圣诞老人，而且还在文学史上破天荒的采用《金瓶梅》洁本的办法，故弄玄虚的留下许多“此处删去多少字”的框框。贾平凹自己承认：“在写性的过程中，实写一部分后，就没有再写了，因为我得考虑国情么，只是觉得稍微多写一点罢了，而将未写出的一部分以方框框替代。”[31]不同的是《金瓶梅》洁本是后人删掉的，作者是实写；《废都》则是作者自己的掩耳盗铃，并没有写。“从伦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自身并没有财富或有财富并不拿出来的，而只是向人们抛售虚假的乌有的东西，是一种欺诈行为，因而是不道德的。”[32]从艺术上讲，这种“陌生化”的创新没有任何艺术上的蕴藉，不仅玩弄了读者的感情和期待，而且是对读者的极端嘲弄和极不尊重。
当然，任何作家的写作都得借鉴前人和传统的经验。富恩特斯说：“我不相信那是可能的，没有传统是不可能写作的。创造所需要的条件是有一种传统，传统所需要的条件是创造。”[33]就艺术成就而言，《金瓶梅》是“小说家的小说，它把生活中的沙砾变成了金子，这种笔法现代中国作家仍须向他学习。” [34]曹雪芹“病《金瓶》之秽亵，力矫其弊，而撰此书。初不料代兴以来，乃青出于蓝，冰寒于水，一至于此！”[35]曹雪芹对“《金瓶梅》以降的淫糜承陈、色欲相矜、亵鄙袭言的小说是深恶痛绝的，他执意变鄙陋之颓风而裁之以雅正。”[36]在《红楼梦》的卷首他庄严的昭告：“反对皮肤滥淫”，斥责“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废都》的作者却弃其精华，将其糟粕照单全收。这种越过《红楼梦》的借鉴短路，给人留下的更多是媚俗悦世之感。
就作者而言，“《金瓶梅》的作者是要昭示世人，西门庆的结局是他的贪毒的罪有应得的惩罚，而《废都》的作者试图唤起我们对庄之蝶的同情和怜悯，以及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愤怒；《金瓶梅》的作者因为害怕社会的谴责成为文学传统的败类而匿名，《废都》的作者却受到公共传媒的毫无节制的揄扬，”[37]《金瓶梅》将矛头指向人性深处的毒瘤，《废都》却将责任完全推给社会。我在这里并不是想对《废都》进行“鞭尸”式的挞伐，任何一部作品要流传下来，商业宣传的力量毫无作用，吹捧也是毫无作用的，《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例子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文学作品只有依靠充沛的思想和情感的容量，以及精湛的艺术作为支撑，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立得住脚。“任何意义上的对其它文学作品的模仿，对一部小说来说，无疑都是危害甚深的。原因在于，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传达对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而耽于任何先定的形式常规只能危害其成功。”[38]在《金瓶梅》之后，《玉娇梨》之类的未能得其精髓的蹩脚模仿之作已屡见不鲜，《废都》只是其中并不高明的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又自作聪明地替它解脱，以为这本书是别有寄托，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壮凄烈的故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我们得佩服《废都》作者暴露我们所处时代沉疴的胆识和勇气，以及在搜集民谣方面所下的工夫，但就艺术成就而言，《废都》远不是作者用心血灌溉出来的文学奇葩，充其最大量也不过是一件草率炮制的、拙劣的仿制古董。
注释：
[1]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论金瓶梅》，吴晗、郑振铎等著，胡文彬、张庆善选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2] [31] 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216页，225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3]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286页，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 [26]莱辛：《汉堡剧评》，374页，374—375页，张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5]雷达：《苦闷之作·世情小说》，《废都废谁》，128页，肖夏林编，华夏出版社，1993。
[6]孟繁华：《拟古之风与东方奇观》，《失足的贾平凹》，49页，刘彬、王玲主编，华夏出版社，1994。
[7] 吕静：《陕北文化研究》，75页，学林出版社，1994 。
[8]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金瓶梅》，37页，明·兰陵笑笑生著，清·张道深评，齐鲁书社，1987。以下引文凡是出自《金瓶梅》者，均出自此版本，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9]纳博科夫：《文学讲稿》，32页，申慧辉译，三联出版社，1991。
[10] [34]法·安德列·勒维：《评〈金梅瓶〉的艺术》，《金瓶梅评注》，63页，64页，蔡国梁选编，漓江出版社，1986。
[11]海明威：《海明威谈写作》，152页，董衡巽编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12] [24]秘鲁·巴·略萨：《中国套盒》，22页，23页，赵德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1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 ，5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4]贾平凹：《废都》第26页，北京出版社，1993。以下引文凡是出自此书者，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15] [18] [20] [21] [23]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金瓶梅》，41页，32页，32—33页，28页，39页。明·兰陵笑笑生著，清·张道深评，齐鲁书社，1987。
[16]夏志清：《〈金瓶梅〉新论 》，《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徐朔方编选校阅，沈亨寿等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7]孙述宇：《德行：吴月娘与武松》，《〈金瓶梅〉的艺术》，孙述宇著，时报文化公司出版社，1978。
[19] [37]庐阳：《贾平凹怎么啦？》，127页，121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
[22]张竹坡：第十回回批，《金瓶梅》，155页，明·兰陵笑笑生著，清·张道深评，齐鲁书社，1987。
[25] [27]刘廷玑：《在园杂志》；弄珠客：《金瓶梅·序》，《金瓶梅资料汇编》，王汝梅、侯忠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8]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卡尔维诺文集》，357页，译林出版社，2001。
[29]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在斯万家那边》，76页， 李恒基、徐继曾译，译林出版社，1989。
[30]徐朔方：《〈红楼梦〉和〈金瓶梅〉》，《红楼梦研究集刊》第7集 ，1982年12月。
[32]曹文轩：《小说门》，59页，作家出版社，2003。
[33]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回忆与渴望》，朱景冬译，《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下，606页， 吕同六主编，华夏出版社，1995。
[35]阚铎：《〈红楼梦〉抉微·序》，《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周钧韬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6] 傅憎享：《〈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兼论性的描写》，《金瓶梅评注》，157页，蔡国梁选编，漓江出版社，1986。
[38]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6页，高 原 董红钧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3。
原载《名作欣赏》09年第10月上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