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两大社会思潮。自从西方的洋枪大炮打开天朝固步自封的大门，朝野与民间的仁人志士，便在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中展开了改革救亡之路。可以说，朝野的体制改革与民间的激进革命思潮几乎同时展开了赛跑。然而，专制保守主义一再牵掣清末政府的体制改革，终于使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革命------辛亥革命跑到了前头。但一场仓促的不成熟的辛亥革命导致的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皇权解体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与思想的混乱使中国走向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碎片化状态。这种碎片化的分裂状态，是各种暴力激进理念滋生的巨大温床，也埋下了后来国共两党争霸的祸根-------20世纪的中国由此陷入一个接着一个的血雨腥风的动荡局面中------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政体才从痉挛性发作的革命“变态”中恢复，走上了“改良”（改革开放）的“常态”。由此可见，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两大思潮的改良与革命，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并行不悖，但历史现实匆遽动荡的客观情势却又总是容不得它们相辅相成。相辅相成的倒是：现状的恶化总是催生出思想的激化，思想的激化反过来又催生出现状的恶化。这无疑是一个世纪性的悖论。即使是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体制改革与转型时期的协调，也依然使时代壮观的改革大潮下潜伏着惊心动魄的暗流。“主张回到文革时代的左翼激进主义”与“主张全盘西化的的右翼激进主义”，依然围绕着改革开放的种种矛盾而展开着纠缠与博弈。前车之鉴，为时不远。一旦某些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繁荣的局面在来自“左”与“右”的激进主义的夹击下极可能会陷入动乱与危机。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也是笔者在此择取徐志摩与鲁迅为个案进行比较述评而着重分析其中激进主义的根本动因。
《共产党宣言》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即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虽然马克思主义所指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乃是超越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时的一个“联合体”，但当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时，那些为争取“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个人”，无疑也是值得同情和赞扬的。------从这一基点出发，本文试图剖析徐志摩与鲁迅二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为争取共同的目标------“个人解放”而谋求自由发展的条件时所呈现的不同心路历程，以及由这一不同的心路历程而产生碰撞时的观念分歧与思想摩擦。历史人物那立足于民族命运和历史责任感的方向性的策略取舍与理性评判，在变幻莫测的历史走势中，究竟会有怎样微妙的抗衡与成败得失，会不会在偶然间影响历史必然的进程？这是本文试图阐释的。
众所周知，对于一个造成阶级存在和阶级对立的旧体秩序和权力世界，鲁迅的态度，乃是反抗和斗争，所谓“横眉冷对千夫指”式不可调和的决绝。鲁迅早期，曾执着于揭露专制环境对民众的戕害而立志“改造国民性”，正是这种对苦难人间深沉悲悯的注视，使他在后期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受到未来“黄金世界”预言的憧憬而迅速“左转”，认同“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人性解放的社会”，从而主张“激烈的彻底的革命”。而深受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影响的徐志摩，对于中国混乱动荡的现实的态度则是积极地改良。早年曾师从英国民主进步组织“费边社”活动家拉斯基的他，头脑中有一套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基本架构，信奉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完成对社会不公制度的优化（诸如通过劳工保护法的健全和实施来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和平的改良策略，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与救世精神，却天然区别于马克思理论中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方式以实现社会平等的激进革命理念，也自然与鲁迅的“革命精神”相左。-------这样的分歧所呈现的文学景观也是那样的迥异：鲁迅犹如刑天舞戚般金刚怒目，行文风格一如老吏断狱般下笔辛辣，措词犀利地直指国民灵魂被奴驭的精神创伤和现实政权；徐志摩则如名士清谈般清新细腻独抒性灵，多从个人情感出发，通过从感性世界的经验中孜孜不倦地抽取心灵的感觉，使读者体会到“自由、爱与美”等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同样是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着眼于问题的症结，激昂呐喊，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徐志摩则致力于心灵素质，润物无声，以期提升人们的心智，陶冶人们的情操，他们的启蒙方式同归却途殊，这也正是他们生平矛盾与抵牾的根本由来。
如果说最初的分歧开始时犹如青萍之末，类似言语不合而屡起龌龊，那么当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如狂涛怒澜般席卷中国大地，而在他们心中不约而同地掀起滔天的政治巨浪时，鲁迅书写的是“欢迎”，徐志摩书写的则是“抗拒”。
徐志摩早年留学英国时曾师从英国工党及费边社的理论活动家拉斯基，工党的社会主义思想使他早期的自由主义染上了左翼色彩，对布尔什维克抱有同情心的他在列宁逝世时还写有悼诗，但英国式保守的自由主义始终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底色。这也为他日后从亲俄到反俄的思想大逆转埋下了伏笔。他曾说：“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 ”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不流血的渐进式革命的倾心，他也是如此行动的。主持《晨报副刊》期间，曾为自由与民主呐喊，也曾评击统治当局的种种不当，但当马克思主义降临中国时，暴力革命的血腥图景和专制可能使他分外清醒，从而坚决抵制。1924年徐志摩在散文《落叶》里曾盛赞俄国国旗：“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是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如此昂扬激进，似乎与革命精神一拍即合，但细加考察，他的赞扬实质上只是对一种为主义牺牲的勇敢精神的宽泛赞扬，一旦后来了解到俄国革命内容的实质，他的态度就随着他的认识而起了巨大的变化。1925年，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降旧中国之时，许多怀抱救国之志而又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将马列主义奉为信仰和指导现实行为的坐标。然而面对中国的乱局，马列主义真的是一剂“万能散”吗？徐志摩的心中怀着深深的疑惑。为解心结，徐志摩亲临了一趟俄国。一路观照的心路历程，写在他那本声情并茂的《欧游漫录》里。他看到的莫斯科，“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与惨酷，与虚无的暗示”，他去参见列宁遗体，一进门即被那个通体染血的地球仪骇得大惊失色：那含义分明是要将铁血革命遍布于全球。诗人写道：“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会失色。”这样的流血革命所必然引发的巨大的人道灾难让徐志摩动容，他辨析道：“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节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恶的因真能结出善的果吗？通往天堂的路真的要用地狱来铺就吗？困惑不解的诗人由此向世人大声疾呼：“旅行人！快擦净你那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看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自己革命，自己作不了军师，要运外国主义来筹划流血，是一种可耻的堕落”。------可叹的是，历史并不以诗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徐志摩发表上述文章不久，就发生了因受苏俄暗中支持而针对段祺瑞政府的学潮运动，其中一位十三岁的小学生被唆使前往执旗，遭到击毙，是为“三一八惨案”。面对这件事，鲁迅极为愤怒，写下“民国以来最为黑暗的一天”，徐志摩则极为沉痛，写下纪念三一八死难者的梅花诗：“鲜艳的红梅，是那十三龄童的热血！”-----对比于鲁迅的激愤与谴责，徐志摩的沉痛中也许含有如下诘问：难道革命就是用学生的身体去撞开军阀的枪杆，让鲜嫩的生命倒在枪口下，难道这就是革命的铁与血？！
面对苏俄式暴力革命所必然带来的流血牺牲等人道灾难性后果，徐志摩曾忧心忡忡地问道：“难道就没有比教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和徐志摩的忧心忡忡相比，鲁迅的态度截然相反，他主张用彻底革命的手段“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徐志摩视苏俄革命为文明的破坏，而鲁迅则视为簇新制度，这认识无异于天壤之别。谁是谁非呢？几十年后，历史已经作结：苏俄革命的一切，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斯大林专政后的大清洗，其黑暗残暴可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相媲美------一向犀利深刻的鲁迅那时为何会看走眼呢？原来他是相信了林多克的《苏联闻见录》，在《苏联闻见录》序文中，他说：“我不戒备地将这读完了·····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这一本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而在稍后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则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实业党：苏联在一九三○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这与徐志摩的认识截然相反。徐志摩还在国内时就听说列宁要取缔政见不同的托尔斯泰的书，他觉得这一消息“太离奇”，所以后来他亲自去俄国游历时为了弄清心中的疑团去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大小姐：“我当然问起那新闻，但他好像并没有直接答复我，他只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斯托耶夫斯基等一般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我问他现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他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不但文化上凋敝如此，他晚上去看电影时还遇到了一件事：“我们一到门口票房里没有人，一问说今晚不售门票，全院让共产党俱乐部包了去请客，差一点门都进不去。”徐志摩再次亲身领教了苏俄的高度集权与专制。------这里，决定鲁迅与徐志摩观念的因素是眼睛，因为相信了林多克，鲁迅认同了苏俄革命下的政治环境，因为亲临了现场，徐志摩反对苏俄革命。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从自己的思维定势出发，不但不相信不属于同道的徐志摩的观念，而且将他视作“帝国主义的侍从”，认为自己是被骗了：“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近来虽听说俄国怎样善于宣传，但在北京的报纸上，所见的却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写出内部的黑暗和残酷来。这一定是很足使礼教之邦的人民惊心动魄的罢。但倘若读过专制时代的俄国所产生的文章，就会明白即使那些话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游览者的各种评论”中，当然也包括徐志摩的那些评论。很长时间以来，徐志摩的上述言论，成了笼罩在他头上的阴影，诸如“资产阶级的买办文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等。但徐志摩当年真的是出于自身的阶级意识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苏俄革命后的现实环境吗（鲁迅所谓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答案不幸是否定的。当我们超越了那个时代的风烟与纷争，
再来回顾中国20世纪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就会看得清楚：暴力革命带来的绝不是人们曾许偌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中国又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为什么旨在为民众谋福利的激进革命会走向它的反面，走向雅各宾式或斯大林式的专政主义？顾准的回答具有代表性：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戳等来实现这一目标。与思想家顾准亲历历史后所作出的结论相比，徐志摩早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就发出过类似的呼声尤其显得难能可贵，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的大势不仅淹没了诗人的呼声，而且沿着偏激的轨道固执地前行，终于酿成了一个空前动荡血腥的中国20世纪。
徐志摩所遭受的来自鲁迅的“恶溢”，与后来法国作家纪德访苏揭露其专制后受到攻击的遭遇极为相似。纪德写于1936年的《访苏联归来后》中的话与徐志摩的判断前后呼应，如出一撤：“哪怕一丁点反对意见，一丁点批评意见都会导致最严重的惩罚，人们立刻就会噤若寒蝉了。我想今天在其他任何国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而徐志摩早在20年代就对苏俄暴力革命可能会带来的一党专政存有深深的忧虑，他说：“除了你宗教化你的党的目标（绝对的信服，不怀疑教主或教义），武力化你的党的手段，你就不能期望苏俄革命的效果。”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正如在中世纪教皇统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纪德当年被溢为“疯狂的反苏联反共分子”，徐志摩后来也总被说成是“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他们反对的只是以“革命”为名义进行的极权专政。-------历史不幸反驳了鲁迅的乐观，而应证了徐志摩的推断。难怪有学者曾指出：许多人一直以为鲁迅当然深刻，徐志摩当然浅薄，其实未必。“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与荷尔德林一样，怀揣“自由、爱与美”的单纯信仰的诗人徐志摩，不会无动于衷于那泅渡血海时挣扎的芸芸众生-----也许这种深具悲悯情怀的单纯信仰的指引，本身比任何高深复杂的理论来得更具洞察力。可喜的是，新时期的学界已经纠正了过去之于徐志摩政治立场的那种偏颇评价，而更趋于公正客观，如苏明在《质疑与消解：从“欧游漫录”中看徐志摩苏俄观之转变》中的说法就具有代表性：“徐志摩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对苏俄乌托邦提出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1920年代中国人对苏俄乌托邦的浪漫想象与革命冲动。其对中国政治道路、政治模式选择的仔细考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再复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是不是只按照客观的必然律运行，其中有没有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选择的责任? 以往我们的历史观，只承认历史存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宏观上看，确实有这样的规律可寻，某些规律也确实发生过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能忘记，客观规律是必须由人（主体）及其实践去把握、去实现的，人这个创造主体的选择，不可能不发挥一定的作用。以往我们对这一点总是不敢正视。对必然性的崇拜往往会导致历史宿命论。事实上，时代总是给人提供多种可能性，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特别在重大的转折关头和关键时刻，历史的演进必定面临一个以上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在评价现代作家的时候，却总是把他们的每一次发展变化看作是社会环境和历史运动所决定的，从而把他们的选择说成是唯一的可能性和绝对的必然性，不敢对他们的选择作出批评”-------本文并不想脱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凭空苛责鲁迅当年的激进“左转”，但以此角度作为参照无疑是一个有意味的命题。应该指出，对于作为破坏手段的革命本身会造成的目标与结果之间的偏颇与悖谬，鲁迅曾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一方面他认为“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另一方面，他又相信革命的结果终会产生一个没有奴隶的平等世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这两种矛盾的看法实际上凸显了鲁迅革命观复杂而深刻的复调色彩。一方面他认为从铁屋子里逃出来的人民大众除了仍然做奴隶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又仍然对革命抱有希望：“中国经过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精神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鲁迅这种“对于认识的取舍和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在经过一段苦闷的自我探索过程，并在陷入了一种完全绝望与虚无的深渊后，他才在30年代，在左翼文学阵线中，成为一个为确定的目标而斗争的作家。”------李欧梵的这段概括可谓精辟，但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鲁迅不可能不知道被激进革命所裹挟而尚未进行启蒙改造的民众起来造反后会给中国社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他曾深刻无比地指出：“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他的思想为什么一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转向了彻底的“左转”？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所允诺的乌托邦远景将确实会给民众带来一个天堂般的“黄金世界”这一宣传理念，给了当时陷入民族苦难现实而极度焦虑痛苦的鲁迅内心以“温情的抚摸”，从而彻底地扭转了鲁迅的启蒙思维。这里，明显存在一个观念与行动的“二律背反”：在鲁迅看来，广大劳苦大众从下而上参与开展的革命与造反既是当时社会贫富对立阶级矛盾白热化的反应，也是灾难深重的底层人民对任何社会改造措施都失去了希望的表征------这一特殊情势获得了鲁迅道义上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思想原则与现实目标难以折中的冲突中，使“横站”的鲁迅从一个“观念人物”蜕变成了一个“行动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鲁迅曾毫不掩饰自己在实践上的激进主义和功利倾向，竟至相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约束”。他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确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这也是难以苛责的。也应该指出，鲁迅在激进中说的“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很显然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等社会形式视作束缚人民的封建枷锁，而必须予以毁灭性的破坏，所以他认同苏俄式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还应该指出，鲁迅也是看到了革命充满“污秽与血”的阴暗一面的，对掺杂在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不同利益诉求者，他也曾予以无情的揭露，譬如“奴隶总管”与“革命工头”之类的讽刺；他更对革命成功后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过种种不详的预测：“倘当（旧社会）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如果那时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获得大众，划分阶级，则自己“至少也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都禁止，自不待言”（这一切与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多么相似），但鲁迅对革命所会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还是缺乏应有的深刻认识，他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许多被裹挟在其中的无辜者的生命，将如草芥。鲁迅曾在三十年代回答一位记者来访时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鲁迅当然难以预料几十年后无产阶级专政时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形，但如此信任还是暴露了鲁迅思想的“短板”：鲁迅晚年的思维不幸陷入了一种“路径依赖”模式，以为暴力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结果和“沉默的大多数”一起走向了集体暴政，在无意识中成为极权主义的拥趸。而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却对一党专政的危害如此分析道：“一党专政，的确是改造社会最有效的途径，但单开辟这条道路，我怕再没有更血腥的工作了”，原因正在于“除了你宗教化你的党的目标（绝对的信服，不怀疑教主或教义），武力化你的党的手段，你就不能期望苏俄革命的效果”-------纯然一副思想家的手笔。20世纪揭示出一幅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空前血腥动荡图景的人，居然是一个单纯天真一如孩子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那宛如婴儿一样纯净而悲悯的眼里，时代诡秘莫测的风云和未来的走势，被映照得纤毫毕现。而被认为是最深刻的思想家的鲁迅，却在这风云之中迷失了方向，最后被历史的风云淹没。
当然，“理”与“势”的冲突决定了徐志摩自由主义的破灭与失败。当时的中国陷入连年内战与整体失序的分崩离析，底层劳苦大众苦苦挣扎在温饱线的边缘，时代的海滩上正欲掀起暴力革命的滔天巨浪，哪里还能容得下徐志摩那种“海滩上种花”式的理想主义？简而言之，中国近代的客观情势没有为他的自由主义理想提供生长发育的气候与土壤，这点与当时拥有广大中产阶级而常常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自由抗争运动的西方社会恰恰相反。而鲁迅呢，他那打破铁屋子而唤醒沉睡于其中的庸众的强烈渴望，转化为晚年彻底革命的激进理念，融入时代激进革命的主旋律，更随着革命群众的最终胜利，而被政治意识形态包装成空前的“民族英雄”。但革命的不幸结局恰恰是鲁迅生前曾预言过而不愿看到的“专制主义的轮回”，中国的历史在20世纪正如徐志摩所预言的那样，泅渡了一个巨大的血海。当人们在悲怆中睁开昏迷百年的双眼，看到的依然是遍体的疮痍。所有在百年前困扰的问题依然缠绕在不尽迷惘的国人心中：是革命，还是改良？是专政，还是宪政？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是向左，还是向右？这些曾被五四启蒙精英如徐志摩和鲁迅们所深深思辨过的问题，依然是未来中国越来越需要思考的问题。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发生了奇妙的联想，如果徐志摩没有过早地丧身于空难，那么，他将无法逃避被革命洪流裹挟的命运，也将面临革命胜利之时如何归队的两难处境，他的灵魂将由此遭受泅渡现实“血海”时炼狱般的煎熬，运气好，还可以随自由主义领袖胡适大哥遁去台湾做了一枚晚年飘零的落叶，运气不好，当年“作别西天云彩”时风度翩翩的诗公子，将会落到被造反成功的阿Q们（文革中的红卫兵）倒剪着双手满街游斗的命运---------当年在逍遥游式“想飞”精神的模拟冲动中导致的意外殉难，实在是这位中国20世纪最彻底的浪漫主义者的一个巧妙的逃遁，所谓“白云出岫本无心”，虽然那最后半空中冲天而起的烈焰同时也预告了中国自由主义者“无地自由”的悲剧性命运。而鲁迅如果活到文革呢？直面批判现实秉性不改的他要么被关进牢房（毛泽东后来就曾如此说过），要么被革命小将当做学术权威揪斗折磨，如果真是这样，将出现一幅绝妙的讽刺图景：那位试图启蒙大众的人，被他从沉睡的铁屋子里唤醒的庸众（看客和阿Q们）反过来进行训斥，因为在庸众的眼里，那高高在上的酸溜溜的姿态太可恶，不但搅扰了他们在黑甜乡里做稳了奴才的美梦，而且充当大众的导师（这也是鲁迅曾讲过的一个故事）。这真是一个二律背反的悲剧性悖论，革命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无法开展与取得成功，但同时被动员起来进行革命的大众由于没有来得及经过启蒙的觉悟，将会对中国的现实与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与贻害。------鲁迅与徐志摩以及其他五四启蒙精英们的共同悲剧性处境正在这里。正是这样的现实处境与历史客观情势，决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群体性悲剧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