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一门艺术,诗人的死,等于诗人的再生。”——但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这样的幸运,一个死去的诗人再生的前提是他的作品必须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这正如一首不朽的诗歌背后必然站着一个真正的诗人,好的诗歌诞生的前提,往往是诗与人的完美统一。
作为一个以诗的光彩穿透了历史的尘埃的诗人,徐志摩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代传奇。传奇的不仅是他那神韵独具的诗文、生平动人的爱情悲剧,还有最终的死亡结局,寓言似地兑现了他作品中多次阐述的意境,更是让人觉得神秘莫测。表面看,徐志摩的死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飞机失事事故,所谓“死于飞机偶然者”,但从深沉的因素来看,则是其作品中贯穿的死亡意识,也即其在死亡面前所作的潜意识的心理准备,无形中支配了其现实中的行为意志,使其最终死于那场与其诗文意境契合的“吻火”结局具备了可能。
追寻神性的诗人
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应该学会“向死的自由”,即把生命本身看作一场走向死亡的自由过程,只有这样,带着死亡意识去体验存在深渊的人,才能使短暂的生命个体免于日常生活的沉沦,从而把“自我”从混沌中超拔出来,保持个体独特性。用徐志摩自己的话讲,乃是要达成自我性灵的启蒙和觉悟,实现他“人之所以为人”、“我之所以为我”的自由与自如。
在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个罕见的纯粹的诗人,没有谁像他那样喜欢天空的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他写得最好的诗,譬如《再别康桥》、《偶然》、《雪花的快乐》等,无不是在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境界里抒发一种轻盈飘逸的情思。没有谁像他那样在诗中钟情于天空的神明意象,譬如云彩、明星、月亮。他是那种在尘世中站出自身的天空仰望者和聆听者,他以在诗中对神性的追求与歌咏来确定自我的本真生存,他将“一切天空的灿烂景观与每一声行进的声响都召唤到歌词中来,从而使它们光彩夺目悦耳动听,同时也将自身被生存尘埃所遮蔽的本真敞亮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重要特征。他甚至将“明星”这一神秘的意象上升为他视为至高无上的爱情的象征,而甘愿让自己在这梦想的沉湎中化作一颗追赶爱情的流星,只为了划出一道美丽的光环,惊艳那作为他神圣爱情祭坛的五四文坛的飘渺夜空。
作为一个生命的信徒,徐志摩无比热爱生命,也充分享受着生命当下的每一刻。然而,作为一个敏锐地意识到生命短暂的诗人,他总是强烈地意识到生命必然会结束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意识到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充分地追求和体验人生中爱、美与自由的实现,他说:“我们空着双手来到人间,当我们滑进坟墓的时辰,金钱和功名像一缕轻烟般消得无踪无影,唯有曾经创建的、不经意间酿成的美不死在人间”。于是,不停流逝的现实中的感喟与“隐藏在幕后的栩栩神通”般的神秘莫测的命运,总是微妙细腻地纠缠于其心灵流动的载体-----文学作品叙述的情境中,他比常人更深刻地进入到对人生终极意义以及死亡的追问中。
星与夜蛾的神秘譬喻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多次出现了“星”与“夜蛾”这一相互关联的神秘譬喻意象(另一频繁出现的意象是“云彩”与“水”,本文暂不涉及)。“星”,是大自然中的现象,它在广大而无边的黑暗中展现的闪烁不定的图景,总是纵容诗人们在想象的驰骋中进入摄人心魄的审美世界。对自然的钟爱,以及对宇宙间秘密的推崇,使得徐志摩对“明星”这一意象情有独钟。当置身于黑暗动荡的政局环境里强烈地感受到梦想与现实的落差时,他更是经常仰望那缥缈如梦的星空,追萦那理想中的光明,哪怕在清醒时陷入无可名状的怅然与失落。应该说,这一现象在普遍感到迷惘和彷徨的五四文坛并不鲜见,冷酷如鲁迅者也曾发出“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哀叹,但不同的是,徐志摩将这一普通的意象上升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境界。在他的作品中,神秘的“星”,是他理想中的爱情本身,高贵、圣洁、飘渺、美丽而令他仰望时充满虔敬心碎的绝望。在早年一封回复他的老师梁启超的信中,徐志摩曾明确地宣称:“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可以说,自始至终,“明星”这一意象,都是徐志摩终生追寻的理想恋人的象喻。这一象喻本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最终通过他尘世中所爱的女人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譬如写给林徽因的那首《你去》一诗的结尾:“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这里的“你”,既指作者内心如明星般的爱情理想,又指林徽因本人,二者合二为一,难以区分。这样的情形也体现在其《翡冷翠的一夜》与《爱的灵感》等诗中:“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天上那颗不灭的大星,那是你-----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那天我初次望到你,你闪亮得如同一颗星”。再例如他的一首《那一点神明的火焰》:
“又是一个深夜,寂寞的深夜,
在山中,
浓雾里不见月影,星光,
就只我:
一个冥蒙的黑影,蹀躞的
沉思,
沉思的蹀躞,在深夜,在山中,
在雾里,
我想着世界,我的身世;懊怅,
凄迷,
灭绝的希冀,又在我的心里
惊悸,
摇曳,像雾里的草须;她
在哪里?
啊!她;这深夜,这浓雾,
淹没了
天外的星光与月影,却
遮不住
那一点的光明,永远的,永远的,
像一星
宝石似的火花,在我灵魂的底里;
我正愿
我愿保持这不朽的灵光直到
那一天
时间要求我的尘埃,我的心停止了
跳动,
在时间浩瀚的尘埃里,却还存着
那一点——
那一点神明的火焰,跳动,光艳,
不变!
不变!”
——“她”像一星神秘的火焰,又像天外云雾里闪烁不定的明星,正是寄寓于诗人心底的一线不灭的爱情希望之光,也体现了诗人在感伤缠绵的怅望中对爱情不变的希望和信念。在他的一首早期译诗《明星与夜蛾》里,诗人借他人的口吻写道:
“夜蛾爱明星,
思想家爱他的理想,
英雄爱决死的希望,
男子爱女子。
······
她是我的家里的光明的来源,
我一定得去寻求她,
不问她在哪里,
即使在天庭的冰冷的圆穹上
撞破了我的头颅,我也要去寻得她。
······我决意要取得她,
就使我的身躯丢失在火焰里,
我的残毁的冀子永远在无尽的黑暗里振悸,
我决意取得她。”
——在此,“明星”无疑是诗人所憧憬与艳慕的爱情的意象载体,而渴慕明星的“夜蛾”,则是诗人的灵魂,夜蛾在黑暗里追赶明星,正象征诗人的灵魂对美丽心象的自我追寻。这永无止境的追寻对诗人的人生具有无价的意义。上帝所赋予给他的渴慕是激励他一次次迈向行动的诱饵,但现实的到达永不是终点,他发现他的目标在更遥远的夜空,于是,他永远受到那夜空中明星神秘的召唤,也一再历经幻灭与醒悟的循环,形成了灵魂冒险与生命冲动的永恒力量。这首诗虽然不是徐志摩自己的作品,但他翻译这首诗无疑倾注了内心对爱情的虔诚。而诗句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蕴:“在天庭的冰冷的圆穹上,撞破了我的头颅”,“身体丢失在火焰里”,正是诗人人生死亡结局的写照(据诗人生前好友梁实秋后来追忆,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死时“手足烧焦,头部撞一巨洞,为状至惨”)。类似的谶语在徐志摩的诗歌中曾多次出现,如他的《爱的灵感》中的:
“假如一只夜蝶
有一天能飞出天外
去星的烈焰里变灰(我常自己想)
那我也许有接近你的时间”
譬如那首颇具命运色彩的《为要寻一个明星》: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
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
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诗中追赶明星的骑手,最终倒在一片水晶似的光明里,为爱殉难,诗歌结尾出现的对求爱者静穆庄严的祭奠的独特写照,以无声的安详表达了殉难的壮美。在诗人眼里,为了真爱而献身的死亡,无疑具有崇高的悲壮美。这些,也让人联想到诗人人生命运的最终悲剧结局:从“为要寻一个明星”的爱的理想与冲动,到不顾一切去见林徽因一面而最终折戟沉沙,这其中,透析的乃是一种命运的逻辑。徐志摩在他的长诗《爱的灵感》中曾两次写道:“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真奇怪,/心窝里的牢结是谁给/打上的?为什么打不开?/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你闪亮得如同一颗星”,“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美丽的永恒的世界”,这份无法打开的心结原来源自初恋挫败的无法释怀,最终,为了追求那颗始终闪亮在心底的“星”,他真的如夜蛾扑火一般,走进了那个“美丽的永恒的世界”。
诗的谶语与命运之间
在彻底成为一个爱情宗教的忠实信徒之前,徐志摩曾经历了一场纯粹由家长撮合的无爱的包办婚姻,这无疑是他性灵觉悟之前的一次炼狱过程。而在“西方灵和界岸边”与充满灵性的“绛珠仙子”林徽因的相遇,则使他的灵魂仿佛窥见光明的夜蛾般不顾一切地从禁锢的黑暗中挣扎而出,从此开始了他那颠沛流离的求爱历程,也开始了他灵魂如飞蛾扑火般的冒险历程。如果说死亡意识曾催生出徐志摩对生命的无比热爱,那么对林徽因无比的挚爱之情,恰恰将他最终引向了死亡。
感情是他的指南,冲动是他的风,诗人徐志摩的一生都在追寻真爱的足迹,在人海茫茫中寻访他灵魂唯一的知己。爱是他的精神宗教,是他高标性灵自由、证明自己人格力量的方式,是他人生的真谛与生存的意义。试看他诗歌中对爱情的宣言,一段一段,如钻石般璀璨,如烈火般耀眼: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
披散你的满头发,
赤露你的一双脚;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
抛弃这个世界
殉我们的恋爱!”(《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
“爱是实现生命的唯一途径
死是座伟秘的洪炉、此中
凝炼万象所从来之神明。”(《哀曼殊菲儿》)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
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
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
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皇,
更不须声诉,辨冤,再不必隐藏,
你我的心,象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
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最后的那一天》)
对爱情的向往与痴迷,在他那属于个人内心独白的日记和书信中表达得更加清楚明白:“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是生命的失败,这是不容疑义的。”“须知真爱不是罪,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时一个意思。”“我白天想往的,晚间祈祷的,梦中缠绵的,平时神往的-----只是爱的成功,那就是生命的成功。”——在徐志摩看来,恋爱的成功便是生命中最大的成功,爱情是他甘愿为之献身的宗教,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无比真挚的信念,才导演了他那样动人的爱情传奇。同时,为爱殉难的强烈意识,成了诗的谶语与诗人命运之间隐藏着的玄机。很多不够了解诗人纯真内涵的冷眼旁观者,往往从诗人惨遭不幸的早死结局中读出那种因逾越世俗伦理而导致的教训,所谓“爱欲于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但我相信,只有真正读懂过诗人作品的人,才能从诗人的死亡结局里读出生命对于自由与爱情的终极渴望,
从诗人的空中死亡之姿读出永恒的审美意味。
徐志摩曾说:“即使撞破了头颅,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这也是一句一语成谶的话,诗人往往将通向自由的死亡作为自己的终极作品。著名作家李劼曾有一段关于“自由死亡”的精彩评论,恰恰可以用来移评于徐志摩之死:“作为自由的死亡,乃是不自杀的自杀,或者说,是不具有自杀意味的自杀。说其不具有自杀意味,是指这种自杀以被动的方式自行了结。说其是自杀,是指这种死亡不是凭借外部力量达到的,而是自行发生的。在此,死亡不是以人为的仪式出现的,而是像生命一样自己生成的。生命像草木一样从大自然中生长出来,死亡也像草木一样从生命中生长出来。你可以说这是自杀,但他没有自杀意味;你可以说这不是自杀,但它确实是自行发生的。这种没有自杀意味的自杀,也可以读解成生命的修炼,但仅仅在近似的比喻的意义上成立。”
形而上的审美救赎
在与陆小曼热恋成功之后,诗人曾尽情抒发对爱情美妙的体验:
“你不觉得我的手臂
更迫切的要求你的腰身,
我的呼吸投射在你的身上
如同万千的飞萤投向火焰”
“飞萤”意象与“夜蛾”相似,“飞萤投向光焰”,正象征“飞蛾扑火”。在此,诗人以这一喜用的象征手法,抒发了对恋爱成功的赞颂。也许是预感到“夜蛾扑火”悲剧结局,对于那个冥冥中迫近的死亡结局,徐志摩多次在其诗文中进行了无意识的描述。譬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再别康桥》中这最有名的传世诗句,传神地描绘出诗人作别西天云彩时动人的风韵与气度,却也一语成谶,暗示了诗人最后“乘风归去”的归宿。譬如《翡冷翠的一夜》: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
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头顶白树上的风声,沙沙的,
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
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
就带了我的灵魂走,还有那萤火,
多情的殷勤的萤火,有他们照路······"
与一般人心目中的死是用来逃避生的虚无的消极不同,徐志摩笔下的生命终极意象令人惊异,呈现着圣洁的光芒与超脱的宁静,为爱而死成了一件美丽又洒脱的事件。譬如《爱的灵感》: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吧,
这阵子可不轻,我当是
已经完了,已经整个的
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
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
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
(她脸上浮着莲花似的笑)
拥着到远极了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罕再回来,
人说解脱,那许就是吧!
我就象是一朵云,一朵
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
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轻灵的一球,
往远处飞,往更远的飞;
什么累赘,一切的烦愁,
恩情,痛苦,怨”
全都远了,
······
现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
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暂时的;快乐是长的,
爱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
“爱是实现生命的唯一途径”,诗中女主人公在死前屡次幻化出的要飞往的那个永生极乐的太空世界,是以牺牲自己的肉体,也即死亡来达成的。徐志摩为什么如此喜欢写到死亡意象?这大概与他所受到影响的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有关,譬如在济慈的《夜莺颂》,就曾赞颂了那“静谧的死”。诗人在他的诗中如此频繁地写到死,似乎是在通过设想死的积极意义来唤醒自己生命中被麻痹的情感力量,他怕的不是死,而是不能为情而死。通过诗中对死亡的深度审美描述,诗人似乎在无意识地筹划自己诗意的死的结局。而最令人深思的是徐志摩有一段诗歌,可谓是对自己最终死亡的情形与内在的诱因作了预言般真实的阐释:
“我信确然是痴;
但我不能转拨一支已然定向的舵,
万方的风息都不容许我犹豫──
我不能回头,运命驱策着我!
我也知道这多半是走向
毁灭的路,但
为了你,为了你,
我什么都甘愿;
这不仅我的热情,
我的仅有理性亦如此说。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我等候你》)
——关于这段诗,我曾这样解读:“原来徐志摩在飞机失事的猛烈撞击中磔碎自己生命的纤维,只是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原来是诗人的一往情深,在冥冥中导演了他那飞蛾扑火般殉爱的人生结局,导演了他在向精神天空作最后飞跃中的灵魂的救赎,让他死得其所”。想当年,诗人为了去听心爱的女人林徽因的学术演讲会而匆匆赶赴济南,飞机在中途曾停了一次,而命运之神此时也暗中友善地提醒了浑然不知的诗人勿再前行:让他突然头痛欲裂,但为要见心爱的人一面(所谓“为要寻一个明星”),他依然不顾一切地踏上了行程,踏上了与情共生死的精神天国。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坠毁,才华横溢的一代诗人英年蒙难,成为中国现代文坛千古憾事。当然,在此并不是说热爱生命的诗人能够未卜先知而主动踏上那条不归之路,而是说,正是一种对爱情强烈的执着精神,支配了诗人现实中的行为意志,使他最终倒在一片“水晶似的光明里”的殉爱结局具备了可能。诗人往往是异乎寻常的敏感者,他总在频频捕捉那生命悲剧意识袭扰的瞬间。当那种切入了灵魂的形上情感引领性情飞升时,诗人最终用他那诗意的行为语言,兑现了生命对美丽心象的自我追寻。
徐志摩在其散文《死城》里,曾有一段借主人公之口的夫子自道式自白:“人生是辛苦的。最辛苦是那些在黑茫茫的天地间寻求光热的生灵。可怜的秋蛾,他永远不能忘情于火焰。在泥草间化生,在黑暗里飞行,抖擞着翅羽上的金粉——它的愿望是在万万里外的一颗星。那是我。见着光就感到激奋,见着光就顾不得粉脆的躯体,见着光就满身充满着悲惨的神异,殉献的奇丽——到火焰的底里去实现生命的意义。那是我。”——是的,那就是他,一个单纯信仰者对爱情的动人宣言。诗人生命的整体诗意,最终在一团天地间迸燃的精神光焰中,得到了永恒的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