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向来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从20年代至今，评论界对郁达夫及其作品的认识评价就很不统一，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甚至出现了几次很大的反复。评论界存在的这一现象，除了郁达夫本身具有多重人格，及其作品在审美内容和审美表现方面的独创性、特异性外，还会不会有其他外在因素在左右着郁达夫研究？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艺术品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艺术家离不开他所属的时代，对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批评，当然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制约于批评家所隶属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提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化语境的关系的论题。即：文化语境与文学批评之间有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研究者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其批评视界、批评焦点和批评话语等等，往往要受到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的制约、影响，并且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于是，有了本文的郁达夫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之关系的思路。下面试分三部分具体展开论述。
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历史变迁
首先要界说的是，何谓“文化语境”？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经历了哪些历史性变迁？因为它们正是本文立论的基点。
语境，原本是语言学术语，指的是语言使用的现实环境。如同许多语言学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语境”一词也已被现代西方的分析美学、解释学等多种学科所借用。本文则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起用“语境”一词，并整合成“文化语境”这个新概念。新组合而成的“文化语境”一词，其涵义与通常人们所说的“文化背景”相近似，但也只是“近似”，而非完全等同。根据笔者的理解，所谓“文化语境”，就是指能够形诸语言、用言语表述概括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换句话说，也即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言语形态上的反映。不过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背景或环境，而是代表着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语境理论强调语言的意义取决于使用语言的环境：同一个词，同一句话，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语言的意义是变易的，它依赖于语境，依赖于用法。这即是说，释义依赖语境，语境制约着释义，语境与释义之间有着制约与被制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由此推论，释义也要受到“释义者的语境”〔7〕的制约和影响， 批评也要受到批评者的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
文化语境如同“语境”一词一样，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只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文化语境也便有了既静又动、既稳定又变化的特征。20世纪的中国文化语境就表现出了这种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性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基本走向恰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相始终。不仅文学艺术是如此，其他哲学、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也基本上取同一态势。文化语境，本来就是受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和制约的，因而，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变迁，也鲜明地显示出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发展的历史趋向。下面试将其历史变化轨迹作一简单的勾勒。
一、本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是“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
1915年拉开序幕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向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全面宣战的思想启蒙运动，它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以促成人性解放、唤起国民觉醒为自己的最高使命。于是，“个性解放”、“大写的人”，也便成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和整个新文学创作实践，无不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著探索和忧国忧民的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致使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尖锐的结果，是把无产阶级推上了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位置，阶级的解放成了当务之急。20年代末开始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其后持续开展的更大规模的“左翼”文艺运动，就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要求。“9•18”事变后， 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日益暴露，于是“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历史进入了全民抗战时期。这时文艺战线上出现的“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的创作热潮，就是文艺自觉地承负起了为民族解放而呐喊的历史使命的表现。总之，一方面，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时期社会的主调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大动荡的时代环境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化，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呼声，盖过了其他一切的愿望，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要求，被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可以说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语境，就是“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70年代中期，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是“创建现代民族国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中国从此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时人的解放、阶级以及民族的解放都已实现，而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共同问题，则是如何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创建一个崭新的国家，因此文化语境也随之变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他的历史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表述过“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当然是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制，到思想意识、国民素质等等，截然不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现代中国。为了实现这一蓝图，毛泽东即着手开始了一系列的理论建构，其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8〕、“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等等，就是他认识到文艺巨大的社会作用，尤其直接关系到国民精神的再塑而提出的。5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也都是主观上为了适应加快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尽快进入共产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结果。甚至连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60—70年代“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占领文艺舞台等等，实际上也均是“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此一大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可惜，在当时生产力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这一切举措是犯了“左”的方向性错误的，以致后来被“四人帮”所利用了。
三、新时期至今，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指导思想和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召开， 从而宣告了一个百废待兴、生机盎然的中国“新时期”的到来。吸取前一阶段党的“左”倾路线错误致使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受挫的教训，这时则本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定了全面改革、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更为切实可行的方针。于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快成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和“主流意识形态”。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要的一步是打破闭关自守，实行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开放和更新，80年代初文学创作中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复苏和高扬，大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纠正“左”的错误、对以往曾经简单粗暴地批判否定或责难贬低过的作家重新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外国文艺思潮和流派的大量涌进，西方各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大胆介绍和引用，凡此等等，就是文艺领域在这方面结出的最初硕果。随之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文艺等领域政策的开放，则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进入9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社会状况，比起新时期之初，更是面貌一新，不仅改革更彻底了，开放也更全面了，经济之飞速发展令人瞠目。可以说，“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而且还将是此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
了解了20世纪郁达夫研究之概况和中国文化语境的历史变迁，就可以进而剖析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对郁达夫研究之影响了。从郁达夫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和中国文化语境的三次历史性变迁看，它们的变化轨迹几乎是同步的。这种时间上的对应性，使得郁达夫研究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的轮廓更分明了。
在郁达夫研究的第一阶段，对郁达夫的评价之所以出现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情况，与当时“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这一基本文化语境中各因素所占比重的变化密切相关。20年代，正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最高涨之时，但同时也是封建卫道士们最猖狂的时候。所以，一方面，有人肯定《沉沦》是“艺术品”、是“时代病的表现者”〔10〕，称赞郁达夫是“真实地抒写自我”、“勇敢的反禁欲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有人谩骂郁达夫是“色情狂”、“性变态者”等等。但是，从20年代末开始，阶级解放的意识大大强化，甚至超过了人的解放的要求。在进步作家纷纷转向革命的情况下，由于郁达夫这时的作品仍然停留在“自叙传”式，或者虽触及到一点革命但没有充分展开，于是就有了“左翼”文坛对郁达夫的激烈批评，郁达夫成了“脱离时代”的“颓废作家”。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的解放代替阶级的解放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偌大的中国摆不下一张书桌，郁达夫研究自然也出现了空白。不过，随着抗战的胜利，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郁达夫，又成了评论界关心的话题。他们又重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郁达夫当然地成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作家”、“真正的爱国主义者”〔11〕。可以说，这时期郁达夫研究的几起几落、反反复复，完全是受到当时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的结果。
郁达夫研究第二阶段的总体倾向是否定批评多于肯定，这如果联系50至70年代中期的“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文化语境，也就不难理解了。要创建有别于旧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重要的一环就是国民性的根本改造。在最高领导者毛泽东那里，国民性是被看成“新中国”的象征的，于是他找到了“工农兵”来作为国家本质的载体，甚至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思想是早在40年代的延安时期就酝酿成熟并深入人心的，故建国伊始，马上就有以丁易、张毕来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家从此文艺思想出发来批评郁达夫。他们正是从郁达夫“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和正面表现工农兵不够，而指责他的作品情绪“不健康”、爱国思想“狭小”，只表现“渺小的自我”，故“很少教育意义”，“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总之一句话，不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这时期也有像王瑶、曾华鹏、范伯群等少数评论家对郁达夫持肯定态度，则是因为他们具有较自觉的批评主体意识，没有机械地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是用历史的眼光来实事求是地评判郁达夫作品的得失，从而避免了庸俗社会学的简单狭隘的批评模式。再看“文革”期间郁达夫只是受到冷落而幸免于“大批判”，也是能够解释的。郁达夫是1952年被追认为烈士的，这在“四人帮”及其文艺干将看来，郁达夫已脱离了“不光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晋升到“革命战士”的行列了，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其他批评家，这时早已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文艺争鸣更不可能。因此，这一时期对郁达夫的“无研究”，也是一定社会文化语境的反映。
郁达夫研究在第三阶段形成空前的高潮，取得丰硕的成果，可以说完全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文化语境直接促成的。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春风，吹开了文艺工作者长期被禁闭的心，唤醒了评论家们沉睡多年的批评主体意识，使学术界肃清“左”倾思潮的流毒重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成为可能。由于政治气氛的宽松、思想观念的开放和学术空气的活跃，批评家们可以大开批评言路，各抒己见，所以80年代伊始，就出现了大批旨在重新评价的研究论文，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过于贬抑郁达夫及其作品的倾向。当然，他们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重新评价”，而是向纵深掘进，
因而出现了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方法和视角多样化、小说专题研究激增、个人研究专著大量涌现等情况。特别是随着西方最新理论和学科的介绍、引进，郁达夫研究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研究者们纷纷依照新的理论和思路来探讨、解析，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观点、新结论。尽管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独立不羁的批评个性，却是与这一时期勇于正视自身、敢于吸纳一切异质文化的“开放性”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
以上简要说明了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是如何同步地制约、影响着学术界的郁达夫研究的，下面笔者试图再从批评的视界、批评的焦点和批评的话语方式三方面，进一步谈谈文化语境对郁达夫研究之影响。
1、文化语境对批评视界的影响。批评视界，顾名思义， 就是批评家的视域界限，其内涵除了视域、视角的内容外，还隐含了批评家的立场态度、批评标准、理论素养等因素在内。正如每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批评个性一样，每个批评家也都有自己的批评视界。但并不是所有的批评家对自己所处的位置都有着自觉意识的，他们对批评标准的认同、对批评对象的态度，往往“并非是有意识选择的”，而是“已经被某种历史情境所规定了的”〔12〕。这里所谓的“历史情境”，从广义上来理解，也就是“文化语境”的同义语。文化语境对于批评家的批评视界的制约和影响，是决定性的。如50年代，在“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大文化语境中，在当时“左”倾思潮泛滥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批评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同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甚至有的还把“政治标准”奉为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于是除了“革命”、“阶级”、“民族”、“国家”等内容尚能进入批评家价值判断的视域范围外，其他就一概遭到排斥或批判了。无怪乎郁达夫那些自我写真的自叙传小说，或表现小资产者灰色生活的作品，很自然地就被目之为“渺小的自我”、“庸俗的悲哀”〔13〕和不够“革命”、“无产阶级化”，从而遭到贬抑和否定。与50年代视域狭小、方法和视角单一、政治本位和伦理本位的批评模式化等等相比较，新时期以来的郁达夫研究，则无论研究领域、方法、视角，还是批评家的态度和批评标准，都更为广泛多样、灵活宽容了。这可以说正是与“改革开放”这一恢宏博大、兼收并蓄、通权达变的文化语境相契合、相适应的。
2、文化语境对批评焦点的影响。所谓批评焦点， 是指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的注意力所在，也即批评家的着眼点。蒋原伦、潘凯雄曾把批评家的注意力分成“注重文本形式”、“注重文本经验”、“注重文本产生之历史”、“注重文本的社会反应”四类。〔14〕文化语境对于批评家选择批评焦点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郁达夫研究的第一、第二阶段，由于受到侧重于人性、国民性、人道主义、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爱国主义、国家建设等社会性和革命性内容的文化语境的影响，批评家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大都把注意力放在前两者上。即或者以作品中作家所提供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来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或者把解说的重点放在文本的孕育过程，探讨作家的创作动机。郁达夫之所以在30年代和50年代受到贬多于褒、否定批评居多的命运，就是因为在当时的评论家看来，郁达夫作品中所提供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人物形象也不够“典型”，创作动机又极其“狭隘”，只是出于“自我表现”的需要。到了郁达夫研究的第三阶段，由于这时的文化语境整体上呈现出开放、兼容、通达的特征，于是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点移向形式主义相呼应，文学批评的焦点也随之有所变化，在注重文本经验的同时也注重起文本形式来。注重文本形式，即是注重书面语言和叙事要素，诸如对文字表述、人物形象、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人物语言等的分析。所以这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小说专题研究的文章，分别对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形象、浪漫主义特色、抒情风格、叙事模式等等进行阐释和解析。故可以说，选择什么样的批评焦点，在一定程度上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有关；文化语境的变迁，往往也会引起批评焦点的相应变更。
3、文化语境对批评话语的影响。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流行的文学批评模式，都有自己惯常性的批评话语。批评话语受文化语境之影响，尤为显著。因为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却不能不受社会的、时代的影响。语言是一定的社会集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它具有全民性、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因此，文学批评领域的批评话语，也必然具有上述特性，即既有相对稳定性，又会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变更。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由于受到“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这一文化语境的影响，这时期最惯常性的批评话语，也就集中于“人性”、“封建性”、“道德”、“革命”、“阶级性”、“民族性”这几个。具体反映在郁达夫研究中，就有了“反封建礼教”、“性苦闷”、“时代病的表现者”、“爱国主义”，及“诲淫”、“不道德”、“色情”等用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和“两个批评标准”的深入人心，批评话语除了沿袭前一时期的“阶级性”、“革命”等外，最常见的则是“人民性”、“党性”、“倾向性”、“思想性”、“现实主义”、“典型”等等。因此，在这阶段的郁达夫评论中，使用率最高的语汇就是“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感伤颓废”、“悲观厌世”、“消极堕落”等等。新时期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和全面改革开放的到来，这时期的批评话语比之前两个阶段更显得丰富多彩、不拘一格，而其中最流行的要算“历史性”、“真实性”、“深度”、“系统性”、“审美价值”、“美学效果”等等。总之，与“改革开放”的文化语境相适应，批评话语也脱离了以往大都只偏重于思想内容的单一、狭仄，而整体上呈现出多元、兼容、通达的特征。
当此世纪之末，我们回顾这段研究历史，无论是对于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还是反省中国新文学批评自身所走过的道路，都是很有意义的。文化语境能够如此深远地影响着一个作家的研究，制约着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一方面说明社会文化对于社会成员具有强大的约束、影响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文学批评缺少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批评家作为文学艺术领域的美的“最高评判者”，最最不该忘记的应是按照文学创作规律和美的要求来评判作品，但50—60年代，中国批评家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依附于社会政治标准的。当然，80年代以后批评家们的批评主体意识是明显提高了，不仅是批评视界、批评焦点、批评话语都大为开阔丰富，而且开始有了独立不羁的批评个性。这应该说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因为它表明中国的文学批评距离完全获得独立的品格，已经为时不远了。
注释：
〔1〕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329 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2〕仲密（即周作人）：《沉沦》，原载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06—3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3 〕锦明：《达夫的三时期：〈沉沦〉—〈寒灰集〉—〈过去〉》，原载1927年9月5日《一般》第3卷第1期，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30页。
〔4〕丁易：《〈郁达夫选集〉序》， 载《人民文学》1950年10月第2卷第6期。
〔5〕〔13〕张毕来：《新文学史纲》， 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60 461页。
〔6〕载《文学评论丛刊》1983年总第17辑。
〔7〕参见[美]D•C •霍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第11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0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9〕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 《毛泽东选集》第5卷。
〔10〕钱杏邨：《达夫代表作•后序》，原载上海春野书店1928年3月初版《达夫代表作》，参见《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41页。
〔11〕参见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原载1946年9月《民主周刊》第48—50期，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88页。
〔12〕〔14〕参见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第17页、第2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