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出版，引起轰动，并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最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岛等人编的《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其中多篇回忆提到当年四中学生刘辉宣（即礼平）的这篇小说，还收录了他本人的文章。这使我再次把《晚霞消失的时候》找出来细细品读，我深感，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但小说提出的问题，争论反映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而且与今日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密切相关。
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表达的主题是，对于人世间的冲突、痛苦，对于过去的不公不义，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以尘世的善恶是非标准来评判和追究，用超脱出世的宗教情怀淡然视之更为根本。这个故事讲的是，出身于中共军队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李淮平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成了红卫兵头领，在抄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时，发觉他还面对这个将领的孙女南珊，而他前不久与这位容貌、教养、风度俱佳的女学生邂逅相遇，双方萌生了爱情；当被悔恨和旧情折磨了１２年的李淮平突然与南珊意外重逢时，李急切地祈求宽恕：
“南珊，你从前受过我那样的对待，难道你连一个歉意的表示都不想看到吗？……你应该理解，那件事，就是那次抄家，它对于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她真诚地看着我，轻轻叹了一口气：“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这样沉重。其实，如果公正地看待你们的话，我更感谢你们。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说是很难得了。真的，你在那件事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奋斗，虽然它并不正确。”
这么轻易的宽恕并不是李淮平所希冀的，这不符合他“忏悔—解脱—求爱”三部曲的预想，但南珊下面的话使他相信，忏悔真的是没有必要：
“破坏的，可以恢复；撕碎的，可以弥合。你以为那样一次冲击，就能使人永远不息地悲伤下去吗？”……
我已经看出来，虽然我自己的情绪从那次抄家以后就一直陷入痛苦的波澜中，可是南珊却在第一次冲击以后就镇静了下来。不，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因为她的心从来就不曾在那件事情上徘徊过。
读完《晚霞消失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一个施虐者编造出来安慰自己良心的故事，它并不反映受虐者的心声。确实，如果天下的受害者都像南珊这么宽容大度，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妙呀！这种受害者的逻辑是：你做了坏事，但还不是最坏的；你做了坏事，但那是为了你的理想。而且，这些受害者的境界提升到了哲理与宗教的高度，他们早已不在意尘世的是非和恩怨了。曾经的作恶与施虐者多么巴望这样的逻辑成立啊：我不必忏悔，因为受害者早已宽恕了我。但是，这样廉价的解脱难道不是只在虚构的故事中才有吗？这是真正的、应有的宽恕，还是施虐者一厢情愿的自我宽恕？
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这篇小说不过是重复了古今中外史诗或其他叙事的老套：征服者不但要奴役被征服的敌人，而且还要占有他们貌美的妻女。礼平的不落俗套之处在于，胜利之后的占有没有成功，也许，这是因为征服者只有强大的武力而在精神文化上是低下的；也许，这就是《晚霞消失的时候》深刻和有价值的地方：曾经的征服者-野蛮人感悟到了文明的内在力量。
总的来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想表达一种忏悔意识，但是，作者认识的局限和缺乏足够的反思，作者力不从心地追求忏悔所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使得这种忏悔像是在做表面文章，使得忏悔的真诚性大打折扣。
根据小说，主人公具有强大的忏悔冲动，但是，读者可能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施虐者伤害的是自己的心上人，这妨碍了他获取爱情。另外，施虐的直接对象是曾经与自己父亲地位相当的敌对阵营的将军，而主人公多少知道，在统治阶级成员之间，在贵族之间——哪怕他们曾经敌对，有战胜者和失败者之分，还是有一定的规矩与礼节的，他对政协旧将领的虐待与羞辱实际上会使自己的父亲丢脸（不是不正义而是不优雅，违背了“优待”的承诺，有损“宽宏大量”的形象）。主人公-作者对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人暴行的认识，停留在“这违反了党的政策”水平上。作者在《暴风雨的回忆》中回顾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对社会上另一部分人的暴力行为时，就是另一种心态和口气：“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我感到震惊的是，这话是在事发之后近半个世纪回顾与反思文革的今天说的！
在上世纪60年代（也许还在更广阔的时间段）的中国，人们在政治上被划分为领导阶级和“群众”，而群众在政策上被区分为可以依靠的，可以团结的和应该打击的。打击了应该团结的人，这是“违反了党的政策”。《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今天还是在“党的政策”这个层次思考。而从宪法、法律的角度，从人权的角度看，任何人的权利和尊严都不容侵犯，这与人们的出身、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无关，与他们的过往历史，是否有“劣迹”无关。
反思过去的不幸与痛苦，人们可能达到各种各样的层次，在小说作者看来，宗教的、形而上的层次是最高的。中国人腾挪躲闪的功夫一向了得，禅宗也很普及，轻轻松松就可以上升到宗教与形而上层面。但问题在于，据作者的描述，在这个层次除了减轻受伤者的忿怒、仇恨与创痛，达到超脱境界外，还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线，淡化了恶行本身，卸下了作恶者的责任。对于文革中的抄家、打人和打死人，我们常见的是反思和批判是从政策角度、道德角度，也有《晚霞消失的时候》提供的宗教与形而上角度，法律的角度不是缺位，就是罕见，而这个角度却是最基本和首要的。
施虐者自我宽恕的说辞不但在社会上有市场，甚至得到了受虐者的响应，这真是咄咄怪事。刘辉宣在《暴风雨的回忆》中说：“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学校，校长和老师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很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没有批斗过老师，更没有打过老师。”他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他本人和其他作者都讲了发生在校园中对师长的殴打和人身侮辱事件。《南方周末》在2010年11月4日报道，在44年之后，终于有红卫兵站出来对被迫害的师长道歉，这罕见得几乎就是孤例。然而遗憾的还不仅是这一点，被道歉的师长们不但不讨论和分析当年的虐待与暴行，反而回避，他们纷纷对曾经施暴的学生说：“你们都是好学生”，“孩子们都很优秀”，“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巴金在晚年反思文革时不断被一个问题折磨：“为什么那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夜就从人变成了兽？”这是一个天真无知的问题，从人变成兽不是一夜的功夫，而是长年累月喝狼奶的结果。巴金和那些采取回避态度的校长老师们没有想到自问一下：“我是否参与了对孩子们灌喂狼奶的工作？”而想到下面这一点则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思考能力：也许，文革中受虐的校长、教师得到的正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当然，主要的原因和责任并不在他们那里。
幸好，以前的教育者中还是有人想到了这一层。《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说：“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
由于缺乏反思，缺乏直面历史和苦难的勇气，过去的一页被匆忙地翻过，但过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以新的形式存在。
北岛在《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中也收入了自己的文章，他说：
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当今的事实证明，反血统论烈士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胜利仅仅是道义上的，而血统论者取得了实质性的、体制性的胜利。
结论：我们的文化道德观是需要改造的。
来源: 《信睿》2011年07-0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