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按语：这里转发的《新周刊》访谈录，由于字数原因，作了删节和重新编辑。访谈原文附在后面，可参阅。
有关北京文人墨客一文，凤凰网已经作了采访。贵刊再提这话题，意在了解我的人生和写作的方方面面。这里作个简要的回答。
一、边缘读书造就重写历史
父母皆为工人，自幼酷爱读书，以致家父一再抱怨：你生错了人家，应该生在书香门第才是。那时，我也觉得自己会不会是投错胎了。及至年长，见识不少书香门第出来的各色人等，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幸运。华夏民族当中，最愚昧的并非是不读书的人，而往往是读书人。过去有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发现，人生识字愚昧起。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身上未必一定有书香味。就算有书香味，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更不消说，在一部由枭雄主宰的历史当中，书香气的浓淡远远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壮与否更为重要。嵇康能够临刑抚琴，不是因为书香气浓得化不开，而是骨骼非常健壮。
有人说我的《中国文化冷风景》颠覆了整个历史，其实首先颠覆的，恰好就是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倘若生在书香门第，没准就跟众人一样，沿着那个传统顺顺当当地香过来了。就算出格一些，也不过像钱钟书那样，将读书心得做成一部《管锥编》，显示一下如何博闻强记。幸好没有投胎书香门第，天然一介边缘书生，才没有被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所左右，才能够从《山海经》和《河图洛书》这两个华夏文化的源头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连同中国历史。
还有那部论《红楼梦》的专著，也是如此，因为小时候读不到，也不了解红学泛滥到什么程度，所以才得以别开生面。有许多读者都是从阅读此著开始进入我的文字世界的。
二、隐形人的被迫强硬
我小时候非常柔弱，不会打架，也不会跟人吵架，一点都不顽皮，中规中矩得不行，并非是人们如今印象中那个一直以强硬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人。后来怎么会变得强硬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问。也许是我辈生不逢时的缘故吧。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大饥荒，长知识的时候碰上文革，谈恋爱的时候被要求晚恋晚婚，成家立业的时候没有住房。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沉缅书海，不懂得为自己捞钱。学府执教的当口，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时刻，然后当了十几年的讲师。所有应该得到的全部错过了。蓦然回首，教过的学生都成了教授了，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线上。到了海外，又不无惊讶地发现，大凡中国人出没的地方，无论学府还是传媒还是什么，游戏规则全都一样，就连潜规则也一样。你们问我身份认同，我不知道自己算是有没有身份。能够证明我身份的，只不过是一本美国护照和一张美国驾照。既不愿与难民为伍，也不想高攀知识分子行列。曾想自比伯夷叔齐，可是翻开历史一查，史书上写着，人家是贵族，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以前高校里胡乱混着，还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称贫下中教，如今连这个称呼都自行放弃了。过去读美国小说《隐形人》觉得很好玩，哪曾料想，自己也成了隐形人。落到这种地步，你们说说看，不强硬，还活得下去么？
三、无相可着才天马行空
好在我不算怎么个孤独，总有些朋友可以说说话。与其说是因为写了几十本书，不如说是因为有了网络世界。倘若不是因为网络传播的缘故，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个叫做李劼的人存在。那几十本书，就算将来终于出版了，也跟我本人毫无关系。因为那时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死去元知万事空。人死了，书虽然还会继续活着，但跟作者本人却毫不相干了。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类豪言壮语的。人都没了，还照什么汗青？
《金刚经》里有说，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的尴尬在于，想要着相都没法着。我有什么相呢？无相可言。但正因为无相可言，所以下笔没有任何束缚，自说自话，天马行空。前不久在网络流传那篇谈论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你们问我是否得罪人？其实你们应该看看我在《枭雄与士林》亦即台湾版的《百年风雨》里，是如何臧否二十世纪那些政治领袖和文化泰斗的，就应该知道，我对文学名人的评说，算是很客气的。再读读我是怎么谈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演变，读读我如何月旦先秦诸子的高低优劣，读读我如何调侃乔伊斯那么顶级作家的文字，就可以明白，北京城里也罢，上海滩上也罢，那些个诗人作家，只要提到名字，不管褒贬如何，其实都是抬举了。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文学备忘录》提了太多不值得谈论的文人墨客。
有人将我比作持笔笑傲江湖的人物。确实喜欢侠客。但在文字间的那么酣畅淋漓，快意驰骋，似乎并非本性。大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区区性本和善。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并且往往是说了别人都不肯说的话。
四、空空荡荡的自言自语
我的写作，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思想的，主要由论著和评论构成；一类是审美的，主要体现在小说写作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历史小说里。网络上流传的评说北京文人墨客那样的文章，在我的写作中，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很不重要。
过惯了校园生活，一下子沦落纽约街头，起初有些不习惯。那感觉就是空空荡荡。殊不知，正是那样的空空荡荡，突然发现自己空前的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根本不在乎听众的有无，完全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里。自己写给自己看的论著，是最精彩的。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故事，是最好听的。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写了三部历史小说，一部四十万字，一部六十多万字，最后一部二十多万。从来就没有那么开心过。即便悲剧，也悲剧得痛快淋漓。一面写，一面流泪，朝着那些自己虚构的人物悲痛欲绝。
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谈谈小说，除了我自己的除了曹雪芹的，还有许多小说家，都是我非常想谈论的。我很迷恋小说叙事艺术。我尊敬所有在叙事艺术上有贡献哪怕有独到之处的同行。尤其是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或者卡尔维诺还有福克纳等等。
五、为写作的生存没有精神困境
我的宗旨是，写作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大家其实都活的很可怜？我的意思是，从我的角度看为生存而写作的同行，很可怜。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我，也会觉得我很可怜的。因为我一无所有。他们拥有的名声地位职称房子票子车子娘子孩子，我全都没有。到底谁可怜呢？只能互相可怜了。这就好比当你可怜卖笑女的时候，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过来可怜你。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会，弄不好就成了青楼。所以曾对诸多在文学上成名成家的人们，咕哝过一声，妓院。提醒他们小心成为青楼中人。
你们问我，精神上有什么困境？这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像我这么一贫如洗之人，想染都还染不上呢。倘若我像当今学府的许多学者教授，盲目追随德里达、萨义德，也许我会陷入困境。假如我迷失在某种意识形态幻觉里，可能会有困境。但我如今是个连着相都无处可着之人，还可能会被什么困境打扰么？
六、不求回报的担当
人生一世，最终是个选择的结果。选择有时是意识到的，有时是下意识的。除了从农场考上大学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的之外，挺身而出，异国他乡，都是下意识的。因为华夏民族有《山海经》人物传下的担当传统，所以血脉里会有担当的冲动。担当过后的悄然离去，也是有传统的。不求回报。这一切在古代都是无言的，不言而喻的。
这阵子家母病危，又无法回去探视相伴，经常思念得苦。印度禅师有言，所谓菩萨般的人物，并非是被供在寺庙里的，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的，无欲无求，不给他人压力，像一阵微风般拂过。这番描述，正是我母亲的写照。真是说来惭愧，以前一直没有读懂过我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识到，母亲此生，淡如水，轻如风。倘若说，我的无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也就是母亲的轻淡了。
曾经写过两篇有关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文章。有人质疑说，中国哪有文艺复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的回答是，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这根本不需要谈论不谈论的。就跟某些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一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当然了，中国式文艺复兴最早最典型的历史地标，是《红楼梦》。再当然了，这样的复兴，跟曹雪芹那样的人物，毫无关系。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而已。复兴不复兴的，只跟民族有关，跟个人无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我又很不愿意谈论文艺复兴。与我何干？等到大家全都复兴去了，我惟有悄悄地走开。放心好了，一片云彩都不会带走的，全部归你们。
七、上苍待我不薄
你们问我，如此异国他乡的，是幸，还是不幸？我只能回答说，生存不幸写作幸。上苍待我不薄。这十六年来，我写了二十来本书。其中包括六部专著和九部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恰好相反，觉得空空荡荡。这些文字，一旦问世，就像长大的儿女一样，都不再专属于我，而属于整个读者世界。
遥想当年，坐在农场的考场里应考时，多么向往学府生涯。事实上，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确实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正当风华之际，历史突然拐弯，学府跟着衰败。到了海外之后，曾满心以为，美国的学府应该是大有作为之地。结果在海外东亚系里转了圈，看了眼，不瞒你们说，远不如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国高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十几年过去，回首当年，倒吸一口凉气。幸亏没有入伙海外东亚系。
新周刊：学界内很多人为你离开学府感到惋惜。
李劼：我只能说，老虎本当在山林里，而不是在笼子里。衰败的学府像笼子，美国大学的东亚系也像是笼子。这两种笼子比较适合家禽，即便是鸽子都不愿就范的，更不用说向往天空的鹰。
新周刊：由于外在的限制，你离开国家16年了。想回国吗？
我想念父母，十六年没有见面了，想得心痛。有人说，这也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我不接受。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已然内疚。倘若最终无以相见，换了你们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接受的。
二0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首发于九月一日《新周刊》
附：访谈原文
无相可着的自言自语
———答《新周刊》诸问
·李劼·
《新周刊》的采访提问，几乎囊括了写作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得拿出部自传才能圆满回答。为了满足该刊的诸多好奇，在此只好将自己的林林总总，如实道来。
父母皆为工人，自幼酷爱读书，以致家父一再抱怨：你生错了人家，应该生在书香门第才是。那时，我也觉得自己会不会是投错胎了。及至年长，见识不少书香门第出来的各色人等，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幸运。华夏民族当中，最愚昧的并非是不读书的人，而往往是读书人。过去有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发现，人生识字愚昧起。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身上未必一定有书香味。就算有书香味，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更不消说，在一部由枭雄主宰的历史当中，书香气的浓淡远远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壮与否更为重要。嵇康能够临刑抚琴，不是因为书香气浓得化不开，而是骨骼非常健壮。
有人说我的《中国文化冷风景》颠覆了整个历史，其实首先颠覆的，恰好就是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倘若生在书香门第，没准就跟众人一样，沿着那个传统顺顺当当地香过来了。就算出格一些，也不过像钱钟书那样，将读书心得做成一部《管锥编》，显示一下如何博闻强记。
幸好没有投胎书香门第，天然一介边缘书生，才没有被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所左右，才能够从《山海经》和《河图洛书》这两个华夏文化的源头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连同中国历史。
从毛时代过来，加上生在工人家庭，难免会有阅读贫困，从而不无懵懂。不像书香之家的孩子，从小就博览群书。但正是那样的懵懂，使我没有成为遇罗克烈士。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始终处在读书人和不读书的夹缝当中。好像读了许多书，又像什么都没读过。记得文革年代，曾经在同学家碰到邻校一位红卫兵团的团长，那团长告诉我们说，他正在读《红楼梦》。我傻乎乎地觉得他很了不起，然后自惭形秽地承认，自己没读过。团长问为什么，我不好意思回答家里没有那部小说，只好搪塞说，不敢读。团长将身子一直，很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不敢读的。
如今想起这个细节，真是忍俊不禁。虽然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激发了我读《红楼梦》的求索心，从农场当知青一直读到上大学；但真正读得清澈见底，却是在过了许多年后的身陷囹圄日子里。九十年代写了三部专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那部《论【红楼梦】》，后来收入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今年在台湾重新出版。说句实话，能够与《红楼梦》比肩对话的著述不多，在下的论红或许可以算一部。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们大都知道，工人家庭天然具有保护伞作用。在农场里被变相劳改之际，曾闹过罢工。后来上面一查，出身工人家庭，于是没有拿我怎么样，最后和平解决了。这个细节，写在上海三部曲中那部讲述农场故事的小说《被遗忘的岁月》里，台湾出版时叫做《毛时代》。
我小时候非常柔弱，不会打架，也不会跟人吵架，一点都不顽皮，中规中矩得不行，并非是人们如今印象中那个一直以强硬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人。后来怎么会变得强硬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问。也许是我辈生不逢时的缘故吧。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大饥荒，长知识的时候碰上文革，谈恋爱的时候被要求晚恋晚婚，成家立业的时候没有住房。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沉缅书海，不懂得为自己捞钱。学府执教的当口，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时刻，然后当了十几年的讲师。所有应该得到的全部错过了。蓦然回首，教过的学生都成了教授了，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线上。到了海外，又不无惊讶地发现，大凡中国人出没的地方，无论学府还是传媒还是什么，游戏规则全都一样，就连潜规则也一样。你们问我身份认同，我不知道自己算是有没有身份。能够证明我身份的，只不过是一本美国护照和一张美国驾照。既不愿与难民为伍，也不想高攀知识分子行列，不管是公知还是私知，全都高攀不上。曾想自比伯夷叔齐，可是翻开历史一查，史书上写着，人家是贵族，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以前高校里胡乱混着，还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称贫下中教，如今连这个称呼都自行放弃了。在美国就算是底层社会，也有个底层的说法。可我到底算是哪一层的？这身份还真是不知到哪里认同去。很想说自己是外星人，可又有哪个外星球会承认我呢。过去读美国小说《隐形人》觉得很好玩，哪曾料想，自己也成了隐形人。落到这种地步，你们说说看，不强硬，还活得下去么？
好在我不算怎么个孤独，总有些朋友可以说说话。与其说是因为写了几十本书，不如说是因为有了网络世界。倘若不是因为网络传播的缘故，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个叫做李劼的人存在。那几十本书，就算将来终于出版了，也跟我本人毫无关系。因为那时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死去元知万事空。人死了，书虽然还会继续活着，但跟作者本人却毫不相干了。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类豪言壮语的。人都没了，还照什么汗青？
《金刚经》里有说，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的尴尬在于，想要着相都没法着。我有什么相呢？无相可言。但正因为无相可言，所以下笔没有任何束缚，自说自话，天马行空。前不久在网络流传那篇谈论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你们问我是否得罪人？其实你们应该看看我在《枭雄与士林》亦即台湾版的《百年风雨》里，是如何臧否二十世纪那些政治领袖和文化泰斗的，就应该知道，我对文学名人的评说，算是很客气的。再读读我是怎么谈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演变，读读我如何月旦先秦诸子的高低优劣，读读我如何调侃乔伊斯那么顶级作家的文字，就可以明白，北京城里也罢，上海滩上也罢，那些个诗人作家，只要提到名字，不管褒贬如何，其实都是抬举了。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文学备忘录》提了太多不值得谈论的文人墨客。
曾经写过两篇有关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文章。有人质疑说，中国哪有文艺复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的回答是，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这根本不需要谈论不谈论的。就跟某些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一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当然了，中国式文艺复兴最早最典型的历史地标，是《红楼梦》。再当然了，这样的复兴，跟曹雪芹那样的人物，毫无关系。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而已。复兴不复兴的，只跟民族有关，跟个人无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我又很不愿意谈论文艺复兴。与我何干？等到大家全都复兴去了，我惟有悄悄地走开。放心好了，一片云彩都不会带走的，全部归你们。
这阵子家母病危，又无法回去探视相伴，经常思念得苦。印度禅师有言，所谓菩萨般的人物，并非是被供在寺庙里的，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的，无欲无求，不给他人压力，像一阵微风般拂过。这番描述，正是我母亲的写照。真是说来惭愧，以前一直没有读懂过我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识到，母亲此生，淡如水，轻如风。倘若说，我的无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也就是母亲的轻淡了。
有人将我比作持笔笑傲江湖的人物。确实喜欢侠客。但在文字间的那么酣畅淋漓，快意驰骋，似乎并非本性。大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区区性本和善。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并且往往是说了别人都不肯说的话。按照本性，理当像安徒生那样写童话，或者像卡尔维诺那样写童心常在的传奇故事。实在是环境所迫，稀里糊涂地担当了理当由曹雪芹或者卡夫卡来写的小说。有人将我的小说与三岛由纪夫作品相比，读完三岛四部《丰饶之海》，发现彼此其实很不一样。三岛是太有追求了，最后以死明志。而我不过担当一下而已，之后很想归于轻淡了事。不想在此多费口舌解释这样的区别，因为那是只有读过三岛和我的小说之后才能谈论的话题。
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谈谈小说，除了我自己的除了曹雪芹的，还有许多小说家，都是我非常想谈论的。我很迷恋小说叙事艺术。我尊敬所有在叙事艺术上有贡献哪怕有独到之处的同行。尤其是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或者卡尔维诺还有福克纳等等。我去年写了一部有关乔伊斯小说的论著，将那厮的全部小说作了着力论述。不要说在汉语圈里没有先例，即使在西方的乔伊斯研究领域，恐怕也不多见的。因为能够读懂《尤里西斯》的寥寥无几。这厮的语言能力，庶几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读英语原作，不知这厮在语言上的超强本领。我在去国之前，用英语讲过一门英美文学作品赏析，着重解说了乔伊斯的著名小说《死者》。及至后来，读了《尤里西斯》和《芬尼根醒悟》，当然都是英语版的，惊为天人。但我没有像德里达那样被这厮给吓懵掉，而是从他的小说叙事当中看出了致命的破绽。那样的破绽就连哈罗德·布鲁姆都不曾读出来。布鲁姆只是读懂了《尤里西斯》里的布鲁姆，没有读懂乔伊斯小说的整个人物构想连同其叙事方式。因为布鲁姆没有写小说的经历。一个文学评论家，假如没有创作垫底，很难洞悉作品深处的堂奥。顺便说一句，当时在纽约图书馆借阅《芬尼根醒悟》，曾受工作人员邀请，参加他们的乔伊斯读书会。婉拒了。因为阅读就像写作一样，理当是很个人很孤独的事情。与许多人坐在一起阅读乔伊斯，就像在广场上听肖邦一样，完全走样。再说，乔伊斯小说有如绝壁，只能自己去攀登。读明白了，自然就会一览群山小。这都是非常个人的体味，无法从众的。
我的写作，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思想的，主要由论著和评论构成；一类是审美的，主要体现在小说写作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历史小说里。网络上流传的评说北京文人墨客那样的文章，在我的写作中，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很不重要。再说，当代汉语作家里值得谈论的，应该是木心那样的民国余音。上半年写了一篇木心的专论，藉此阐述了我的一些想法。其中的上篇，由《天涯》杂志发表了。你们若有兴趣，可一读。由于陈丹青的鼎力推荐，木心其人其作，已广为人知了。我的论述无非表明，木心值得那么鼎力推荐。
我与木心的天然相通之处是，写作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大家其实都活的很可怜？我的意思是，从我的角度看为生存而写作的同行，很可怜。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我，也会觉得我很可怜的。因为我一无所有。他们拥有的名声地位职称房子票子车子娘子孩子，我全都没有。到底谁可怜呢？只能互相可怜了。这就好比当你可怜卖笑女的时候，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过来可怜你。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会，弄不好就成了青楼。所以曾对诸多在文学上成名成家的人们，咕哝过一声，妓院。提醒他们小心成为青楼中人。
人生一世，最终是个选择的结果。选择有时是意识到的，有时是下意识的。除了从农场考上大学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的之外，挺身而出，异国他乡，都是下意识的。因为华夏民族有《山海经》人物传下的担当传统，所以血脉里会有担当的冲动。担当过后的悄然离去，也是有传统的。不求回报。这一切在古代都是无言的，不言而喻的。因为孔丘以降的硕儒硬是讲出来了，所以有了立功立言立德之说，有了修齐治平之类的道德标准。其实即使是儒家，也是一说便俗的。你们可以看看讲说《论语》的过气明星，如今夸张成什么样子了。
你们问我，是否想念故国，是否希望尽快回到故国？我想念父母，尤其是病中的母亲。十六年没有见面了。想得心痛。有人说，这也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我不接受。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已然内疚。倘若最终无以相见，换了你们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接受的。
你们问我，如此异国他乡的，是幸，还是不幸？我只能回答说，生存不幸写作幸。这十六年来，我写了二十来本书。其中包括六部专著和九部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恰好相反，觉得空空荡荡。这些文字，一旦问世，就像长大的儿女一样，都不再专属于我，而属于整个读者世界。有生之年，人家还承认我是作者。撒手之后，全都变成公器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我还是要在此感谢支持过我写作的朋友，不管是亲密的还是远交的。能够活下来，能够写出如许文字，就像奇迹一般。但这奇迹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而是人世间实实在在的情谊提供的。斯情斯谊，在下不会忘记的。
你们问我，精神上有什么困境？这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像我这么一贫如洗之人，想染都还染不上呢。倘若我像当今学府的许多学者教授，盲目追随德里达、萨义德，也许我会陷入困境。假如我迷失在某种意识形态幻觉里，可能会有困境。但我如今是个连着相都无处可着之人，还可能会被什么困境打扰么？请不要这么抬举我。
倒是曾经有过写作的迫切，写完一部，马上又跳出下一部。没完没了的。但写完《中国文化冷风景》之后，就松了口气。很想歇一歇。可是，才刚歇了一下又闲不住了，被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给吸引。可惜，有关普鲁斯特的文字，仅写了三分之一，只能留待以后再续。坦率说，读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越读越不以为然。但此生恐怕很难把那个课题重写一遍。再说，人家毕竟直接出自西方文化环境。有人建议我把中国文学史重写一遍，也有人建议我写一部中国正典；可我感兴趣的却是，语言和思维，在汉语世界和西方拼音文字世界里，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运行的？全息的思维有无可能？
审美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人文内涵？诸如此类的疑问。
有时又很想再写一部小说。有读者告知，在我的历史小说《汉末党锢之谜》里感觉到一种全息式的审美观照。那样的叙事方式，有类于博尔赫斯或者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交叉小径花园》是很早就读过的。但卡尔维诺小说的阅读，则是最近才刚有些规模。那部历史小说写完之后，尚有很多图像，很多景观，很多人物，不知不觉地在眼前转悠。当然是在闭上眼睛之后。哪天变得清晰起来，就会进入一部新的小说写作。这都是听其自然的事情。我不强求自己，一如从不强求他人。小说叙事艺术，其实也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刻意追求，通常是徒劳的。
但是，那农场五年半的人生经历，确实是一场噩梦。大都写在那部知青小说里。你们有兴趣的话，读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将那段经历叫做噩梦。我希望在知青当政的年代，这部小说可以在大陆面世。
遥想当年，坐在农场的考场里应考时，多么向往学府生涯。事实上，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确实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正当风华之际，历史突然拐弯，学府跟着衰败。到了海外之后，曾满心以为，美国的学府应该是大有作为之地。结果在东亚系里转了圈，看了眼，不瞒你们说，远不如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国高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曾经到耶鲁投石问路，汉学权威劝告，不要来，走自己的路。这位学者在学术上成就如何且不论，这声劝告确实很权威。
十几年过去，回首当年，倒吸一口凉气。幸亏没有入伙东亚系，没准那鬼地方又会多出一个“德萨女”。当然了，真要去了，也许没多久就会挥手道别。“德萨女”可以唬弄别人，但不可能让我束手就擒。
过惯了校园生活，一下子沦落纽约街头，起初有些不习惯。那感觉就是空空荡荡。殊不知，正是那样的空空荡荡，突然发现自己空前的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根本不在乎听众的有无，完全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里。自己写给自己看的论著，是最精彩的。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故事，是最好听的。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写了三部历史小说，一部四十万字，一部六十多万字，最后一部二十多万。从来就没有那么开心过。即便悲剧，也悲剧得痛快淋漓。一面写，一面流泪，朝着那些自己虚构的人物悲痛欲绝。不知当年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否也如此悲痛过。但那几个古希腊悲剧家，应该有过相类的体验。悲痛过后，感觉内心像暴雨扫过的天空，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被净化过了。
写得最快乐的是《美国阅读》，原名是《东部文化西部魂》，在大陆出版时叫做《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在台湾出版时叫做《美国风景》。那是在美国西部走了一圈之后的产物，仿佛是接了自然的地气。有位朋友读了之后，告诉我说，将来拍成一部文化风光片，美伦美奂。那当然是将来的事情了。我自己反正已经快乐过了。
写完历史小说之后，曾经告诫过自己，不要再写悲剧了，虽然开心，但很累。结果，一进入上海三部曲的写作就又朝着悲剧方向走去，一部比一部惨烈。最后都不敢写了，受不了。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冷风景》的一个个章节，陆续成形。整整写了七年，从0五年写到一二年。此书可以与我的三部历史小说对照着看，一者是思考的，一者是审美的。注重审美创造的，通常不喜逻辑思维。而以逻辑见长的，又拙于审美能力。这两者不知怎么，会在我笔下喜结连理。一会儿是愁云惨雾的悲剧场景，一会儿是雨过天晴般的逻辑世界。先秦时代，公孙龙听不懂庄子在讲说些什么，庄子一派也搞不明白什么叫做白马非马，结果就是一场场无焦点冲突。我弄不懂自己的是，怎么会既像庄子般逍遥于天地之间，又可以随着公孙龙出入于语言逻辑。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审美是没有逻辑可言的，而逻辑则是不考虑审美因素的。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写出戏剧，三大悲剧家谁也不会同时成为逻辑学的奠基宗师。倘若能够将这两者放到同一个平面上交互展开的话，是否就是我所思考的全息思维呢？
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在如此这般的世界里徜徉着，有时突然发现，口袋里没钱了，赶紧跳起来，坐到电脑跟前到处搜索工作机会，重新为生存奔忙不已。你们想想看，哪有功夫精神困境呀？
但也不要以为我是个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且不说其它，写作本身，就是很世俗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走过许多高人，从来不留文字。这跟西方的人文景观很不一样。西方人通常是以留下文字，表明自己超凡出俗。东方的高人，是不着痕迹不着相也不立言的。他们不以文字为然。我是个很迷恋汉语文字的俗人，虽然不染困境，但总也高不起来。尤其是读到一些到山洞里坐化了断的高僧事迹，感觉自己很不超然，自卑得很。
我也留恋日常人生，留恋人之常情。甚至有时还幻想过，有朝一日，能像许多人一样地拥有老婆孩子，到母亲跟前叫一声伲娘，我带上媳妇孙儿看望你老人家来了。藉此让病中的母亲开颜一笑。有朋友嘲笑说，这是农民情结。我不懂。你们倒是说说看吧，这算什么情结？二十岁时，母亲就盼望着我能够找到一位好媳妇。至今，快四十年了。
上苍待我不薄。倘若有人为我离开学府感到惋惜，那么我只能说，老虎本当在山林里，而不是在笼子里。衰败的学府像笼子，美国大学的东亚系也像是笼子。这两种笼子比较适合家禽，即便是鸽子都不愿就范的，更不用说向往天空的鹰。倘若要问我与昔日同行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可能是，他们有志于成为研究者，而我却无意间成了将来学府的研究对象。不管他们眼下如何装着看不见，但最终还是会抑止不住好奇心的。一旦拉开距离，过去的所谓冤家对头，全都会变成李劼先生的朋友。中国人的嫉恨，一般都是源于觉得别人挡了自己的道。有朝一日他们发现我其实不是他们眼里的挡道者，都会声称是我好朋友。更不用说，假设我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不知会冒出多少个朋友来。真是这样的。我太了解会写文章的中国知识分子了。因此，你们说，我有必要害怕得罪人么？根本不用怕。
我这人一面在以自言自语的方式写故事，一面自己经常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就像友人所说，李劼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故事。但这次，有关我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以后有空再继续。谢谢你们。
二0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