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志摩早年日记的发现，自80年代之后一再被提及，但因为至今没有印行，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便引出许多讹传，甚至对有没有这两份早年日记、日记本身是否为徐志摩所作也提出了疑问。笔者有幸看到这两本日记的影印件，并对此做了整理，现假其发表出版之际，对该日记从发现到整理、出版的经过作一介绍，也对这一新的公案加以澄清。
一、陈从周先生关于日记发现的说明
徐志摩早年日记的发现，最早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首先披露这一消息的，是著名古建筑和园林专家、同济大学的陈从周先生。陈先生既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又是最早编撰《徐志摩年谱》的人，此书1949年8月在上海自费印行，1981年11月上海书店影印出版。50年代后的台港和8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界，对诗人徐志摩的生平和创作的研究都绕不开陈从周先生的这本薄薄的《徐志摩年谱》。陈先生在80年代初收到徐志摩之子寄来的日记影印件，“展卷之下，不禁悲欢交集，70多年后居然犹在人间，天佑诗人，而我亦如偿重愿，总算心诚求之，可安慰他于九泉了。”写下了《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后来，陈从周与赵家璧等应邀参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的《徐志摩文集》（补编）的编辑工作，故将这两份早年日记寄给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关佩贞女士，关在接到“日记”后，也专门著文予以介绍。但之后四卷本《补编》出版时，其中却没有“日记”，这就引起了外界的一些猜测。现在日记本身公诸于世之际，一些问题也可以得到澄清了。
陈从周先生在《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中，不仅对“发现”的经过有扼要的介绍，其中包括日记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随军记者冈崎国光劫去，后转手于日本人松枝茂夫和斋藤秋男，最后回到诗人后代手中的传奇经历，并对日记（1911年）本身的价值有精到的评判。但因为日记后来未能及时如愿印行，之后的许多疑问都与此文有关。陈文交代了诗人的这两本早年日记的传奇经历，并引述了其中几个片段，结合陈先生对徐志摩的了解和理解，对其人生观和艺术与文化素养的形成作了分析，肯定了日记本身的历史价值和对于研究徐志摩的意义。其中引述了5月3日所记关于黄花冈之役一段：
“今阅报章，悉革命军已败，不禁为我义气之同胞哭，为全国同胞悲，痛羽翼之已成，而中道摧阻，是天不使吾汉族伸气也，夫何言，吾惟愿有血性有义气之同胞，奋其神武，灭其胡儿，则中国其庶几乎有称雄于世界之一日矣，同胞，同胞，曷闻吾言而兴起乎。”
并称“少年时的志摩是意气风发，有其爱国与革命的热忱。”此文作于1987年之前，先收入其散文集《帘青集》（同济大学，1987），后收入《陈从周散文选》（同济大学，2000）。如文中所言，在撰文当时，陈先生只看到其中的一册，即辛亥年日记，1987年所补记的“徐积锴近已将另一本日记寄给了我”一语中，所指的另一本即是1919年的留美日记，但陈先生在看到后，对文章未做修改和补充，即没有补充对于1919年日记的评价。
之后，陈从周先生将这两本日记寄给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他在《〈徐志摩年谱〉谈往》中这样写道：
“1987年4月4日清晨，我将徐志摩儿子积锴侄从美国寄来他父亲早年日记复印本，付邮寄给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归途在新村树阴下休息一会，往往般般，一时涌上心头，如梦如幻，我总算对得起这位作为至亲的大诗人了。”
二、因日记手稿得而复失而引起的讹误
自陈从周先生发表《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以来，由于没有及时将日记内容公开，于是在徐志摩研究界引起许多猜测和议论，相关论述中也因此出现许多讹误。说起种种讹误的由来，不得不先从关佩贞的一篇文章说起。1988年5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的关佩贞女士在《明报月刊》发表了题为《徐志摩日记失而复得》的文章，从文章的内容看，她显然已经收到了陈从周寄去的日记影印本。但这篇短短的介绍文章中出现了不小的错误。她将徐志摩的早年日记分成三个时期：
“徐志摩1911年就读杭州府中，1917年漫游美国，以及1919年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之时”。
这里，所谓“1917年漫游美国”则明显与事实不符，文章后面的注释为：
“这段日记录在1911年中学日记之后，无明确年月。今按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中谓徐志摩于1917年漫游美国日本而订出年份。”
看了这段注释我才知道，她所依据的是陈从周先生的《徐志摩年谱》，要是有错，似乎也错在陈从周先生那里，与关佩贞无关。但翻开《徐志摩年谱》，上面明明写着，徐志摩1917年在北京读书，1918才赴美留学，而且还提及他赴美时乘船过太平洋时所写的《启文》，其中激情洋溢地抒发他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这已经为许多徐志摩研究者在各种传记中一再引用，对诗人徐志摩生平稍微了解一点的读者，都熟悉这段文字，关氏想来也不会不知道。其实关女士只要稍稍作一些推理，就不会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试想，要是徐志摩在1917年就已经“漫游”过美国日本，他还能有1918年《启文》中这样的激情和新鲜感吗？再说，任何其他资料都表明1917年他是在北京读书呀？就是在陈著《年谱》中，从头到尾也并无徐志摩“1917年漫游美国日本”的文字。
关于这段“游记”文字到底怎样看待，留待下文分析，笔者可以肯定的是，它至少不是徐志摩的其亲见历闻的记述。这里先说关氏文章中的错误结论到底怎么得出的。仔细对照陈从周著《徐志摩年谱》，发现在相应的地方，倒有关于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在1917年漫游美国、日本的记载。看来，错不在陈从周先生，而在关佩贞，关女士自己看错了《年谱》的文字不说，还轻易得出结论，又把它“归功”于陈从周先生，并由此推断这段“附在1911年之后”的日记为诗人在1917年在美国的游记了。不仅如此，关文在最后一节还进而分析这部分“游历日记”，并引述了其中一段关于尼亚加拉瀑布的文字，用于佐证徐志摩迷醉自然之美的浪漫主义气质，更与泰戈尔的影响和其老师梁启超“文辞优美，情感奔放、又不拘束呆板”的“新民体”联系起来，真是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只是这样的引申是建立在沙丘之上，不仅禁不起推敲，而且还容易使人上当。
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十月文艺，北京，2001）是最新的关于诗人徐志摩研究的论著了，韩著在叙述体例上的尝试，也值得徐志摩研究者和其他传记作家的注意。但令人遗憾的是，书中有关徐志摩早年日记的一节，也有不少错误。本来，在40多万字的著作中，难保会有一些失误，只是韩石山的有些推测，直接关系到徐志摩早年日记的真伪，这里不能不作一番考辨。韩著中的过失，有的可能是笔误或者疏忽，如第36页提到陈从周先生，说他是“复旦大学教授”，陈先生生前家居离复旦大学不远，但从未在复旦大学任教过，解放后一直在同济大学任教。有的则是过于轻信所引的某些文字了，如第38页所引香港《大公报》（1999年7月16日）柴草《沪上访寻与徐志摩有关的人事》一文中关于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现代文史专家）与徐志摩之子徐积锴交往的文字，说到1997年清明节前徐积锴携其子善曾（即徐善曾——引者注）来上海，要陈子善陪他们去看看徐志摩在上海的几处故居，文中转述陈子善先生的话说：
途中闲聊时，徐积锴主动跟我提起关于《府中日记》这件事。说是原来寄给了陈从周，后来再问他要，陈从周却寄错了，寄了两个下册给他。徐积锴对此有点介意。
这里，柴文所述这一细节已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在陈从周和徐积锴间邮寄徐志摩日记手稿影印件的过程中，确实发生过“寄了两个下册”之误，但错寄的不是陈从周，而是徐积锴自己。这一点在上文所引陈从周先生的《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中已经提及。其实，在韩石山紧接着所引的1999年秋徐积锴给他（指韩石山）的复函中，徐实际上已经澄清了这一事实，只是韩石山没有意识到而已：
“《府中日记》当初寄陈从周先生时，误寄了两份一样的半本，后来他发现后即将另外半本寄给他，他也没有将多余的半本还我。1997年我带子女四人前往硖石扫墓，同时因我年老，以后不便再去，带他们看看这个老乡，并率小儿去看望陈从周先生一次，希望能找到那半本《府中日记》，想不到他已言语支吾，虽由他女儿帮同找，亦无结果，只好扫兴而归。”（转引自韩石山著《徐志摩传》第39页）
信中说得明明白白，是徐积锴寄出时，可能因为手头复制了不止一份，故而误将两个“上半本”（这里的指称有误，其实日记本就是两本，故确切地说不是“半本”，而是其中的一本，所谓上半本，即1911年日记——笔者注）寄给国内的陈从周先生，陈先生收到这份历经70多年风雨的诗人日记后，感慨不已，当即披览，并写下了前引《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文中对误寄之事作了说明，故而徐积锴信中有“他发现后即将另外半本寄给他”的话，原来陈先生发现徐积锴误寄后随即去书询问，不久徐又寄来“下半本”即1919年日记，并希望陈将重复的“上半本”寄还给他，但陈先生可能因故没寄，这才有上引柴草一文中的“徐积锴对此事有点介意”之事。但韩著中随即作出的一些推测就过于大胆了，他竟说：
找不见了不能出版，这只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也不能不考虑到，那就是，这部《府中日记》不是徐志摩的，所以不收了，徐家人也不提了。
韩石山的理由是：
据看到日记全文的关佩贞先生说，日记后面还附有作者1917年漫游美国的日记，且有1919年五四爆发时的记载。这不能不令人疑心这部日记非徐志摩所记了。据关佩贞文章后面的附注说，1917年漫游美国的时间，是根据一本徐志摩的传记勘定的，尚可存而不论。1919年徐在美国留学，绝不会看到国内“警局门前人聚如蚁”，则是铁定的事实。
这里，韩石山显然对几种看起来矛盾的说法发生了疑虑。但奇怪的是，他宁愿怀疑徐志摩日记存在的事实，却没有对关佩贞女士文章中的说法产生怀疑。原因当然因为关是“看到日记全文”的，但之前有那么多人同样看到过全文，其中至少包括劫走日记的冈崎国光、保存日记多年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松枝茂夫及斋藤秋男三个日本人，还有徐志摩之子徐积锴和徐志摩研究专家陈从周等等。后者不仅是诗人的表妹夫，是第一本《徐志摩年谱》的编定者，对诗人的身世极其熟悉，在读了1911年日记影印件后还专门著文发表。对于这些人，韩石山怎么就轻易怀疑起来了呢？而且，韩著对于“1917年漫游美国的时间”所说的“根据一本徐志摩的传记”也与关氏一文中的原注内容（见前引）不符。如上所引，该书不是“传记”，而是“年谱”，如果核对一下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就会发现关文明显的错误，也就不会轻易掉头怀疑日记的存在了。
至于韩石山所说“1919年徐在美国留学，绝不会看到国内……”云云，并以此“铁定的事实”怀疑日记的存在，就更显轻率了。有关“警局门前人聚如蚁”这一段日记，陈从周先生的《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中曾有摘引，韩石山既然没有看到日记全文，所述也是针对陈从周先生所引这一段。但即使仅仅面对陈从周先生的转述，若稍作分析，就不会得出上述“铁定”的结论来，陈从周的原文是：
5月6日：“警局门前人聚若蚁，询之人云，米价太贵（至百文一升），意欲索拘去之人……”此记中可见到当时米之市价与清政府暴政情况，对近代史提供点滴可靠资料。
在所引日记的日期之前虽然没有标明年份，但后面的“清政府”、“近代史”等字眼，明白无误地表明所说乃民国之前的事，也即1911年，而不是1919年。
三、日记手稿的失而复得的经过
徐志摩的这两本早年日记，如果从其所记时算起，至今已经将近90年，从被日本侵略军从诗人的海宁老家掳走算起，也已历经60年的风风雨雨，
上世纪80年代又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如今终于可以面世了，真有沧海桑田之感。概括起来说，其曲折的遭遇是这样的。
本来，徐志摩将他的日记放在其硖石老家。尽管他的其他日记和书信相继公开了，但可能是这两本日记中的内容，无关他后来的浪漫情感历程，因而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发表，也就一直保存在海宁寓所。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浙江，诗人的老家海宁也被占领。时由日军办的伪《浙江日报》记者冈崎国光，是一个文化人，一定知道著名诗人徐志摩和他的日记的史料价值，从徐志摩老家抄走了这两本日记。二次大战后，冈崎国光回到日本，这两本日记也被带走。后来，冈崎把它送给他的朋友松枝茂夫。松枝茂夫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1960年松枝茂夫又将其送给了日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15年后，中日邦交正常化。1975年，斋藤秋男随同日本社会科学家友好访华团访华，任副团长。他便将日记原件影印了一份，来华时作为礼物，将日记送还给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外友协将其转交文化部所属的文物管理局外事处，外事处本交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但当时徐志摩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其日记自然不属革命历史文物，于是又转交还旅居美国的徐志摩之子徐积锴（估计为邮寄）。到80年代中期，徐志摩在中国大陆的评价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徐志摩的亲友包括赵家璧、陈从周等，筹划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徐志摩全集补编》。徐积锴获悉后，便将两本日记的影印件复制（至少有两份）后，寄给陈从周先生。因其误将两份1911年日记寄出，陈从周先只收到1911年日记，待发现后去信指出（同时发表了《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徐积锴于是再将1919年日记影印件寄出。陈从周收到两本日记后，便寄往香港商务印书馆。时关佩贞女士为编辑负责《补编》编辑工作，本来，参与编辑的陆耀东先生曾建议将原件影印出版，但出版社认为许多地方字迹不清，而因日记多为文言（特别是1911年日记），且没有标点，一时又无法整理出来，也许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反正最后没有编入四卷本的《补编》。后来，许多学者都与香港商务印书馆联系，希望能看到或复制这两本珍贵的日记，但据说出版社也已将原稿遗失，之后又因关佩贞离开商务印书馆，“日记”便又无从寻找了。
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忝列徐志摩研究者之间，也曾写过诗人的评传（《新月下的夜莺》上海文艺1994，台湾业强1994，香港花千树2001），在写作之前和之中，曾受到陈从周先生的多次热情指点和帮助。2000年，陈从周先生不幸病故。之后的一天，陈先生的女儿陈胜吾女士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在整理陈先生的遗物时发现了两份徐志摩早年日记的影印件，要我过去看看。我一看，正是陈先生文章中所说的那两本日记。但这到底是陈先生当年在寄往香港商务印书馆之前复印的呢，还是关佩贞因不能将其收入《补编》而寄还给陈先生的呢？现在已经无法证实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后来有些研究者曾向陈先生问及日记的下落，但当时陈先生年事已高，且身患中风，不能说话，于是在陈先生生前，日记影印件便始终没有下落。之前，除了陈先生自己和关佩贞女士（也许还有徐积锴）曾通览全部，以及个别研究者匆匆翻阅过之外，就没有人具体知道其中的详情了，尽管谈论它的人很多，一时成了类似于同徐志摩的“八宝箱”一样神秘的东西。
四、日记的概貌及其价值
从已经整理出来的两本日记看，此次发现的徐志摩早年日记，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1911年诗人在杭州府中学读书时的日记，自写于日记扉页（1月31日之前）的“预记”起，至当年7月17日止，历时半年。二是1919年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留学日记，自1月26日至12月19日止，历时一年。
至于被关佩贞女士误认为“1917年漫游美国日记”的那一部分内容，据笔者考证，绝不是徐志摩对其所见所闻的记述，而很可能是其早期的翻译文字。
这部分内容，写于1911年（上半年）那本日记本后面的空页中，但没有标明日期（其他所有日记的日期，本也就是特制日记本页面所有，而非作者所加）。而且，与其他日记内容相比，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许多差别：首先，这些文字，字迹工整统一，前后一律以正楷书写，几乎没有笔误、改动痕迹；其次，语气连贯，所记内容似经过精心谋划，明显是几篇（或是一篇的几个章节）完整的游记散文；第三，日记跨页书写，所记页码从“1911年8月8日”一页起，至10月11日一页止，可能为一篇游记的四个章节（或片段），其中第一段无标题，可能已经有散佚；第四，其中没有夹杂日常生活细节，更没有在“气候”、“预记事项”、“授课细目”和“自修课程”等规定栏目中填入任何事项，这也与徐志摩平日日记习惯不符；第五，在录于“8月29日”一页有“录谦本图仙都加利佛尼亚”的标题；又同年3月18日的日记中还记有“看谦本图数页”一句，可以参证。据于上述五点理由，笔者推测，其很可能为徐志摩早年所翻译某外国（英美）作家的游记，但这位“谦本图”到底是谁，是否是英国作家卡本特(Capenter)，尚待考。其实，陈从周先生在看到1911年日记的时候，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徐志摩日记的发现》一文中，就提及其中有诗人“抄录心悦诗文”，可以参证。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此可能为至今发现的徐志摩最早的一段译文了。而在“录谦本图 仙都 加利佛尼亚”一节中，徐志摩在描写加利佛尼亚的古树时，穿插了“见乔木而知国古。然世界之古国莫如我，而秦汉松柏久已不存，盖民生久蒙兵革之祸，行省早有人满之象，故大树也有飘零之感也”一段议论，亦可以见出晚清译风遗响。由此我们至少还可以确定，此段所记都非徐志摩的亲见。其记录时间在1911年下半年之后，但肯定在其1918年出国之前，而照常理推测，很可能就在1911年下半年译录了这些文字。因为这年秋天，因辛亥革命风潮，杭州府中停办，这期间徐志摩一直闲居在家，至第二年春天学校重新开办，更名为浙江第一中学校。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少年时代文笔的老练优美，还可以看出他当时对美国新大陆国家的关心和向往，或许也可以看作他后来赴美留学的一个原因。
徐志摩早年日记的发现，无疑对徐志摩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诗人早年时期的日常生活、文化心得、早年试作和性情爱好等状况，特别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见闻和心理反映，从中可以窥见徐志摩与时代历史的感应，同时，日记也留下了早年与徐志摩有所交往的著名历史人物活动的一些珍贵记载。对于1911年的日记，陈从周先生的文章已经有所列举分析，这里想补充一点的是，徐志摩在1919年日记的开始部分，抄录了一些其所喜爱的旧诗词，有的已经标明所录由来，有的则不然，而其中也有若干处，笔者疑心是诗人早年的习作。如果能够确证这一点，那么，诗人最早诗作的记录或许会被改写，这里特地表出，以供同行进一步考证，比如，1911年2月6日所记：
偶游江滨，见甲午年湘人吴君愤时投江处读亭中碑记，为之怆然。同游某君吊以诗，因依韵和之。
横流沧海几经春，未吊孤忠迹未论，
廿载光阴同水逝，一亭草色逐年新。
哀时雪涕浑无补，避世桃源未有津，
蹈海而今多烈士，只将肝胆付波臣。
又，5月26日所记：
晴。今闻世界大演说家安狄先生来杭。
河满子：半夜一声风笛，天涯万里樯乌，我在客中还送客，酒阑梦境模糊。柳绿最经攀折，春归曾不踌躇。岂为看山入剡，先拼采药归吴，屈指关山明月影，随君作伴征途，此日怯歌南蒲，他时同访西湖。
而在1919年的日记中，作者对于留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生动的记述。如5月1日所记：
“晨报（一日）突揭青岛已定由日本承袭，将来由日本归还中国。麦根拿声言日本决不背约，绝无永远占据之野心。其余一切密约均由两国自行协定。换言之，即中国在和平席所有要求希望均已完全打消，日人完全胜利。于此不能不疑此为中日先行协商之结果，而英、法、美认可之。则益世报所谓协议云云，不为无据。然则主议者谁也？必有负责任者在，但此间报纸从未提及，而国报又未读到，一团闷气愤愤何似！”
6月22日又记：
“五月四日以来，全国蜂起情事，国内学生已结有极坚固极致密之全国学生联合国，专诚援盾外交，鼓吹民气，一面提倡国货，抵制敌货。吾属在美同学要当有所表示，此职所在，不容含糊过去也。”
这都是其对国内五四运动的积极反映。另外，日记中还有徐志摩对其专业课程的学习，对美国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记录，对留学生之间的社交往来和留学生团体集会活动的记载等等。其中，涉及到的重要历史人物有：董任坚、李济（考古学家）、张君劢、吴宓、蒋廷黻、汪懋祖、郑毓秀（曾与汪精卫共谋炸摄政王，后流亡印度复赴美），甚至还有有关杨荫榆（时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书记、中国教育研究会成员）的生动描述，后来曾因为在北京女师大镇压学生运动而为鲁迅所斥骂，所以一般史载常常以漫画化的形象出现，而对其生平往往语焉不详，但在徐志摩的笔下，则是一个生动的转变时期的知识女性形象，若撇开对其政治评价不说，徐志摩的记载，或许倒是还其一个历史本来面目。当然，以上仅为简单的例举，相信日记的整理出版，还会引起徐志摩研究和现代文史研究者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