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早年曾打算撰写一部长篇的章回体小说，这篇题作《真如岛》的小说共计四十回，刊登在清末的《竞业旬报》上，但后来因故只做到十一回，便没有再写下去。当时，胡适还只是十几岁的少年。《真如岛》的故事情节颇为连贯，但每一回基本上都有一个主题，分别着力批判了早婚、近亲结婚、阴阳八字、果报轮回和诵经拜佛等。其中提及的一些桑梓风俗，直到晚年，仍然时常勾起他的回忆。
《真如岛》的第六回，说徽州府绩溪县下泉村人胡瑙，因村中做善会，热闹得了不得，“原来这善会要整整的做十天”，到第四天时，“合村人家都戒绝荤腥，一概吃素斋”。胡瑙带着亲戚孙绍武、程翼璜、程翼华三人去看会场，“那会场是借胡家的祠堂来做的，很是广阔，大门首立了二个纸扎的菩萨，一个红面长须，一个青面獠牙，都有一丈多高”，胡瑙见了连忙拜揖顶礼……
程翼华便问道：“姑夫，这是什么菩萨？好怕人呀！”
胡瑙低声答道：“这一位是大王菩萨，便是唐朝的雷万春将军。”又用手指道：“那一位是小王菩萨，便是唐朝的南霁云将军，都是生则为英死则为灵的大英雄呀！”……
边说边走，眼看着就进了大门，上面塑着一位菩萨，“粉红脸儿，年纪像是甚轻”。胡瑙道：“这位太子菩萨，便是唐朝的张巡，两旁这些菩萨，都是那睢阳城内战死的三十六人。当日亏得他保障了江淮数郡，我们这里的人才得不遭兵难。”
胡瑙提及的“张巡”，在唐朝历史上是实有其人。此公为开元末年进士，安禄山起兵后，诏拜御史中丞，守护睢阳。据正史记载：“巡神气慷慨，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他与太守许远以微弱兵力，抗击数十万叛军，苦撑数月，终因粮尽援绝，城陷被杀。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的相关史料，张巡麾下诸部将中，以雷万春、南霁云最为著名。
胡适是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人，《真如岛》中的“下泉村”，从命名方式来看与此颇相契合（“上庄”亦称“上川”，“上”与“下”相对，“川”与“泉”同类）。大王、小王和太子会等，留给胡适的印象大概极深，直到晚年，他在各种场合都还时常提及。譬如，一九六○年四月六日，寓居台北的胡适从“中研院”出来，“在出来的车上，看见南港一带家家户户的拜拜情形，很热闹”，这陡然勾起了他的回忆：
这就是我们大陆的迎神赛会。绩溪的“太子会”之外，六月、七月也都有一个赛会，叫做“大王会”、“小王会”的，相传是南霁云和许远的故事。南霁云和许远帮同张巡守睢阳很久，睢阳在河南省；北方暂时稳定下来，江淮得以无恙，因此我们徽州也为他们举行迎神赛会。这时还作戏，远道的亲戚，要早几天预备一些礼物像水果一类的东西，用花布包好送去请亲戚来看戏。邻近的，也要请他们吃了饭看了戏才走的——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社会背景。
虽然南港不是绩溪，台湾亦遥隔大陆，但风俗的相似，还是勾起了他对于故土的一脉相思。
根据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的调查，绩溪县西北乡五都、六都、八都（绩溪自县城北门起，按逆时针方向，将境内划分为十五都，上庄即属八都）一带的“太子菩萨会”最为盛行，届时的迎神赛会，“演剧进香者以千计，妇女跪拜，焚纸箔者无算”。“太子菩萨会”即太子会，胡适在《四十自述》的开头就写道：“太子会是我们家乡秋天最热闹的神会”，虽然当年的太子会多少让人有点失望，但其中仍有四队昆腔、六出正戏：
粗乐和昆腔一队一队的过去了。扮戏一出一出的过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轿。路旁的观众带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啊！拜啊！”许多穿着白地蓝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轿的后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长衫，捧着炷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炉挂，炉里烧着檀香。还有一些许愿更重的，今天来“吊香”还愿；他们上身穿白布褂，扎着朱青布裙，远望去不容易分别男女。他们把香炉吊在铜钩上，把钩子钩在手腕内里，涂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吊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吊在左手腕上，有的双手都吊；有的只吊一个小香炉，有的一只手腕上吊着两个香炉。他们都是虔诚还愿的人。悬着挂香炉的手腕，跟着神轿走多少里路，虽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暑热走不动的。
…………
这里的描摹，是当年绩溪太子会的真实场景。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还提及，某年上庄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让他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但后来由于族中长辈反对而作罢。
关于“太子会”和“保安善会”，在徽州各地颇为普遍，晚清经学大师俞樾的《春在堂诗编》卷二有《打标》诗：
有唐张睢阳，正气干云霄。即今对遗像，凛凛寒生毛。
…………
独念南与雷，两君人中豪。面受城下箭，指断筵前刀。
城破等死义，大节皆无桡。鬼岂有大小，分别真徒劳。
上揭最后四句注曰：“船中奉唐张睢阳以逐疫，而以雷万春为大王，南霁云为小王，神像大小因之。”俞樾于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秋天前往徽州，馆于休宁汪村（也就是充当徽商汪氏的家庭教师）。此后“萍踪岁岁客新安”，每年都是二月前往，十一月返归，前后历时六年。他所撰写的《打标》诗，状摹的是休宁的保安善会。至于绩溪，据清抄本《绩溪县城市坊村经理风俗》记载，“闰年于六月中，阖城卜日致斋，造龙舟，分方隅，祀五方帝，共祀张睢阳殉难诸神，名曰善会”。另外，在绩溪，除了六月外，七月二十三日为张睢阳诞辰，“坊市分五土之色，制花灯，遍游三夜，日出瘟车，以驱疫疠”。揆诸实际，无论是“五方”还是“五土”，都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有关。
在传统时代，瘟疫是一种极为恐怖的急性、烈性传染病，因其发作快，且传染迅速，往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置人于死地，一般民众对之恐惧至极，但却束手无策。而从传统医学的角度视之，人之患病是因为身体内部的五行相克，引起阴阳失调所致，故而瘟疫便相当自然地与阴阳五行相结合。《真如岛》中那位颇懂得新学的孙绍武认为：
先王以神道设教，做会赛神，便也是神道设教的一条法子。因为每逢炎热的天气，便有许多秽气，积蓄在空气里面，久而久之，叫人家用锣鼓、爆竹把这些疫气都震得散开了，这便是预防瘟疫传染的法子。后人不懂得这个原理，于是变本加厉，专在木人土偶面前烧香许愿，祈求免疫……
但不管怎样，举办善会是为了保佑社区安宁，男增百福，女纳千祥，故而称为“保安善会”。据新编方志对当地风俗的记录：就整个绩溪而言，保安善会的会期一般为三五天，而在胡适的故乡上庄一带则较长，前后长达十天左右——这与小说《真如岛》的描摹恰相吻合。保安善会举办之前，一定要请纸扎工匠打造龙舟，糊以棉纸，染以黄色，并画水浪、鱼虾等，每艘龙舟长约一点五丈，有二十四舱和三十六舱之别，其中各置大小菩萨二十四尊或三十六尊。通常是在船头立大王雷万春、小王南霁云，其大小与真人相似。而在舱中，则安置张巡、许远相对而坐。有的保安善会的规模相当之大，如明末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毗邻上庄的旺川（胡适情人曹诚英的家乡）一带之保安善会，笙鼓细乐，燕饮累日，参加者就多达一千七百多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曹诚英在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编辑的《农学杂志》特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题作《安徽绩溪旺川农村概况》的调查报告，其中也提及保安善会的做法：
……有大兵船一只，船头所立为某将军大王菩萨，身大丈余，青面，执大刀；船尾立某将军小王菩萨，红面，亦执大刀。船中有兵士五百余，所有菩萨皆草裹纸，衣内有木架，大王、小王之身架为黄檀树所制，极坚硬，以……村民必须抢大王奔跳而期得走也，会期十日……
大概是举行善会时需要建造龙舟，故而保安善会通常也被称为“龙舟会”或“船会”。另外，由于建造龙舟是为了送瘟神，当地亦称之为“瘟舟善会”。送瘟神时，有一整套相关的仪式：
花花锣鼓闹宣［喧］天，三界大王上法筵。
禳瘟饯圣之以后，收瘟时气返天庭。
…………
十年悃［困］守在睢阳，杀寇归天力怎亡。
尽忠报国黎民靖，果然忠烈实无双。
主瘟总管元帅，收瘟大力魔王，
…………
虑诚顶礼送大王，饯送大王往苏杭。
上述的文字源自一册民间宗教科仪，因系辗转传抄，且为蠹简残编，文字颇不连贯雅驯。该书全本要目分为“设粥”、“请十庙”、“大王出身”、“船出水”和“铺司”等，内容是以新安江沿岸为其活动空间，展示了“收瘟摄毒满船装，安奉龙舟来供奉”的迎神赛会场景。此外，笔者手头尚有一份保安善会的《登程船引》抄件，颇为珍贵：
钦差瘟部都督宪府大堂张，为出巡
世界，检察庶民，经过沿河旱道，须备神夫、轿马、舡只
等项，护送本部上奉
玉旨，今行水路，禁止私造舡只，即贩私货，令行立拿究
治。今照得江南徽州府绩溪县杨山乡高风里厚儒社内
预禳保安善会，特备龙舟、花篮、彩旗饯驾，回
天请旨颁恩，赦尔等之愆，赐将来之福，灾消祸散，名利
两全，须至牌引，合行通用，如违即拿，重究不贷，速速！
须至牌引者。
中华民国年月日吉时发行
引右仰舡神送至杭州钱塘县富春驿投缴。
《登程船引》上钤“绩溪县”朱印，其中的“江南徽州府绩溪县”颇堪玩味。从建置沿革来看，清代的江南省，地域范围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两省地，康熙之后虽有分省之说，但“江南省”的称呼仍然约定俗成。及至民国，江苏、安徽早已一分为二，但在民间科仪中却还是一仍其旧——这反映了此类民俗至少可以上溯到清代。而“中华民国”之后并未填写明确年份，则表明它是一份空白的船引，供人们在实际使用时依据具体情况填写。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类保安善会在民国年间曾一再举行，想来，这也正是胡适曾经见到过的。
从“船引”的源流来看，这应来自明清时期的“路引”和“船引”。路引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的产物，它是人们离乡外出时的证明，相当于后世的介绍信或通行凭证。从明代开始，根据政府规定，“凡远出门，先须告引”。近年来，各地还陆续发现明清时代木刻的朱印路引，颇为精美。从中可见，举凡外出务工、经商，无论远近、水陆，都需在路引上开具明白，这一点，在明代尤为严格。除了路引外，商船出洋，按照官府规定，船主也都要向政府领取船引作为执照，船主必须严格按照船引开列的贸易目的地前往，所载货物亦不得违禁及超限，严禁民间私人贸易。后来，此种开具通行凭证的做法，逐渐为民间信仰所吸收，转变而为死者导入天国的凭证。譬如，安徽九华山的地藏禅寺，一向就有《西方公据冥途路引》、《大九华地藏王为出给路引通关事》等相关文件，“普度群生”，颁发给那些前来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而四川的鬼城，自古及今亦为民众出具《酆都天子大帝冥途路引》。据说，亡魂持有此类路引，前往黄泉途上的所有关津渡口皆可放行，从而顺利地进入轮回之境。
《登程船引》中的“钦差瘟部都督宪府大堂张”，也就是张巡。此时的张睢阳，已成了职司驱瘟的神庥。大概是因为死前曾赌咒“虽为鬼，誓与贼为厉”，民间遂以张巡为驱鬼辟疫之神，甚或直指为瘟神。对此，前引的徽州民间宗教科仪书中，有一段叫《大王出身》，想来便是迎神赛会时所唱的小戏：
大唐一统天下，皇图帝德遐昌，唐太宗开科取士，……尉迟公单鞭救主，薛仁贵跨海征辽，剿灭翻［番］邦一统，传与后代明王。杨国忠不守国法，与贵妃扰乱朝纲，安禄山胡寇作反，统人马围困睢阳，张老爷尽忠报国，许老爷赤胆忠良，雷将军面中六矢，蓝元帅自刎而亡，姚将军断指伏义，贾元帅铁石心肠，钟景其西京保驾，郭太古迎帝回朝，李光弼征胡破掳，景香亭万古流方［芳］……
之后的一大段是唱张巡、许远困守睢阳的历史故事，歌颂二人的奇勋伟绩孤忠劲节，文繁暂且不录，此处但表俩人战死之后：
……后来感郡邑城隍司，将此事奏为玉帝，奏到张、许二位老爷，尽忠报国之心，赏善罚恶之意，玉帝准旨，就封张老爷为东平圣帝，许老爷封为千圣慈王，蓝、雷二将封为护国二先锋，帐下三十六人加封有级，又差张、刘、赵、史、钟五位大王，降下凡尘，结成一党，带领二十四气天兵，三十六旬瘟疫，七十二喉瘟神，带领药葫芦，前往胡地放瘟，打起花花锣鼓，开口嗳呵，瘟放出，有些难分善恶……
话说张巡、许远等人不敌安禄山，战死疆场，幸亏玉皇大帝授以独门秘器，前往胡地放瘟。众将将药葫芦打开，放出来的都是“白色瘟，当时的场景是——
（又）摇［遥］望见船头大王……
（又）逞威风站在船头之上；摇［遥］望见船尾小王，摇摇摆摆，他摆船而开放，放出来，都是五色瘟。
（又白）众大王，胡地放瘟，观见安禄山的人马，由［犹］如满天星半一般，瘟大主，放将出来，摆［把？］安禄山人马，瘟去八九了，郭令公回朝，依旧复了大唐一统……
就这样，为非作歹的安禄山人马被瘟杀得大半，大唐遂得光复。不料，放出的五色瘟，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之盒，后来竟使中华本土亦惨遭流毒。于是，慈悲为怀的玉帝，只得再次差遣唐王第三子，封为收瘟三太子，协同其他诸神收瘟摄毒……
前述戏文唱道：张巡、许远二人死后，分别被玉帝封为“东平圣帝”和“千圣慈王”。在绩溪的民间文献中，“东平圣帝”亦作“东平王”，而“千圣王”则因方音之讹，亦作“谦逊王”。另外，戏文中提及的“收瘟三太子”，也是张巡的另外一个衔头。此前，不少论著谈及绩溪的“太子会”，多不清楚“太子”一名渊源何自。其实，根据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的考释，因张巡曾任太子通事舍人，后世误以唐室曾赠巡为通真三太子，故而在绩溪，有关张巡的祭祀活动，又称“太子会”。
管弦嘈杂、炫异矜奇的保安善会，于驱瘟逐疫之同时，亦宣扬“赏善罚恶奏闻知，阴阳报应总无差”的观念。无论是从船引的形制还是祭祀的仪式来看，动魄惊魂之民间迎神赛会，有不少都是模仿官府的排场，这是明清以来迎神赛会与官府产生紧张关系乃至冲突的根源所在。《登程船引》中提到“杨山乡”所辖之五都、六都，与旺川、上庄一带的七都、八都壤境相接，趋尚略同。而从水系发育的情况来看，分别流经杨山乡、旺川和上庄的小溪共同汇入大源河，并辗转流入扬之河，最后进入新安江、钱塘江，一直到达下游的杭州，这种共同的流域背景，更促成了彼此的风俗大同小异。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这一带的保安善会，才会出现《登程船引》这样的文书。《登程船引》实际上是模仿新安江上官府出巡的行舟，将瘟神押送出徽州境内，一直送往下游的杭州府，最后“龙舟花灯归大海”，实际上也就是将之驱逐出海——这与江南的“都天会”以及华南（包括台湾）等地之送瘟神的仪式并无太大的差别。
在传统时代，争强赌胜的迎神赛会固然糜费金钱，但以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视之，它却是普通民众构筑社区共同体和地域社会的方式之一。人们鸣钲击鼓团聚为乐，祈保风调雨顺民安户泰，是在借助神的灵光，强化各村落的相互认同和共存意识，实现世俗社会中村际、族际的沟通与和谐。不过，胡适在《真如岛》中所尽情摹写的，当然不是为了刻意记录此类风俗。
发表《真如岛》小说的《竞业旬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是清季的一份白话小说，该报的主要宗旨在于振兴教育、启迪颛蒙、改良社会。胡适在旬报出刊两周年纪念时撰文指出：“我们这个报，本来是想对我们四万万同胞，干些有益的事业，把那从前种种无益的举动，什么拜佛哪，求神哪，缠足哪，还有种种的迷信，都一概改去，从新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大家齐来，造一个完完全全的祖国，这便是兄弟们的心思。”他接下去安排了一位披发叫骂的妇人，手拿一把切菜的朴刀，将大、小王等三四十个菩萨的头全都剁了下来，一股脑儿倒进露天粪窖。接着他说出了妇人剁杀菩萨的原因：当时，瘟疫盛行，妇人家中计有五个病人，虽曾许下大愿，单独出钱做场保安善会，但善心未得好报，家中仍然是死丧接踵，一怒之下，遂杀起土偶菩萨来了。胡适的此种谋篇布局，无非是要彰显“迷信的罪恶”，破除他眼中的“乡曲僻陋之见”。而小说的主人公被取了个异常古怪的名字——“胡瑙”，其寓意也再明显不过：主人公的行为举措纯属胡闹。
胡适是个早慧的天才，他不满三岁，就已认得八百多个汉字；三岁即进入学堂念书；九岁以后就开始大量阅读小说；十一二岁时，便与一群同学组织戏班，扮演诸葛亮、刘备之类的文角，沉酣经史，咀嚼名臣；不到十五岁，这位独步奇才已是砚田久耕，文入妙来。后来，他反省个人的成长经历，认为自己生长于拜偶像的环境中，习于诸神凶恶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狱的民间传说。直到十一岁温习朱子《小学》，念到司马光攻击天堂地狱通俗信仰的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从此以后，他便怀疑起神灯鬼火谲诡幻怪之奇。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这句话是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的一个典故，为那个时代的徽州人所耳熟能详。就这样，胡适用有神论的语言状摹了自己豁然开朗的思想境界——十一二岁时，他就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十三岁那年的正月，他到大姊家拜年，半路上经过中屯村口，见其中的三门亭供着几个神像，他便对外甥砚香说：
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
这一突然的念头，吓坏了外甥和同行的长工，他们竭力劝阻，莫要去惹那些本已濒于危境的神道：“菩萨是不能得罪的！”然而，胡适仍悻悻然地偏要拾起石子，掷向亭中的那些神像。虽然此次逆天拂人的举动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了劝阻，但他还是忍不住在自己的小说中，将那些烂泥菩萨统统抛向茅厕……
二○○八年盛夏于复旦
原载于《读书》200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