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文学新格局”的确立
1949年7月在已解放了的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 通常被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入“当代”时期的开端。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家八百二十四人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茅盾和周扬作了报告，分别总结四十年代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大会确立了中国大陆文学的新格局：在存在的多种文学成分、力量中，革命左翼文学被确定为惟一合法存在的文学；毛泽东的《讲话》被宣布为文艺家的“共同纲领”；对于即将展开的“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式，包括创作的题材、主题、人物、语言和风格，也都确立了应予遵循的规范。作为文学“新格局”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作家、艺术家都被纳入各种组织之中，并成立了“专管文化艺术部门”（郭沫若：大会“总结报告”）的机构，加强对文艺工作和作家艺术家的思想、组织领导，这就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周扬）和下属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等各协会。
1954年，“胡风集团”的覆没
胡风为首的文学集团，是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派别。在理论、世界观和实践的关系上，他们更重视生活和创作实践；在创作的主客观问题上，更突出文艺的生命力和作家的人格精神；并从对中国现代化面临“封建性”巨大阻力的估计出发，强调作家发扬的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这些主张和实践，与周扬等的左翼文学主流派发生冲突。事实上，到四十年代后期，胡风等已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但胡风一派坚信其主张的“真理性”，并理想主义地相信终会取得胜利。1954年，他采用中国文人传统的“上书”方式，向中共中央呈交近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企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意见书”再次申明他的理论观点，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等的批评，批评“解放以来”周扬等所主持的文艺工作，提出文艺问题的歧见应“在实践过程中去解决”等重要建议。但“意见书”不被接纳，毛泽东指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1955年，批判运动在全国展开。由于胡风追随者舒芜在批判运动中交出胡风写给他的信件，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与胡风的往来书信，对胡风等的批判，从文艺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胡风等成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包括路翎、阿垅、鲁藜、吕荧、牛汉、绿原、王元化、贾植芳、曾卓等七十八人；几十人被捕入狱。“当代文学”失去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失去了在左翼文学框架内对文学观念和政策的偏狭和僵硬进行调整的机会。
1956年，文学的“百花时代”
这一年春天，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开始推动文学的革新潮流。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何直，即秦兆阳）、《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论人情》（巴人）、《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刘绍棠）、《刺在哪里？》（秋耘）、《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陈涌）等文章中，对解放以来的文学状况，和理论、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而期望能出现艺术创造自主性的自由环境。这期间，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等）也作出许多重要改革。在这一环境下，从1956年到第二年，发表（出版）了不少重要作品。如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铁木前传》（孙犁）、《改选》（李国文）、《明镜台》（耿龙祥）、《小巷深处》（陆文夫）、《红豆》（宗璞）、《美丽》（丰村），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被围困的农村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当时未公开发表，受到内部批判）、《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在智利海岬上》（艾青），话剧《茶馆》（老舍）、《同甘共苦》（岳野）等。这些作品，或者表现了关切社会缺陷的“干预生活”的倾向，或者向着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的维护和开掘，并在艺术上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但是，1957年下半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使这一革新受挫。
1958年，长篇小说的“丰收”
在“大跃进”运动中，文学创作的质量显然受到极大的损害。不过，需要有较长时间孕育、写作的长篇小说，在这期间则有多部重要作品面世。1957年，写四十年代内战的吴强的《红日》和曲波的《林海雪原》，和写了三十年代北方农民运动的梁斌的《红旗谱》相继问世。1959年出版的长篇更为集中。它们有《山乡巨变》（周立波）、《战斗的青春》（雪克）、《青春之歌》（杨沫）、《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周而复）、《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苦菜花》（冯德英）、《敌后武工队》（冯志）、《烈火金钢》（刘流）等。长篇出版的这一势头，延续到六十年代初。如1959年的《三家巷》（欧阳山），1960年的《创业史》（第一部，柳青），1961年的《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这一时期的长篇中，数量最多，相对而言质量也较高的，是写“革命历史”的作品。《青春之歌》在六十年代的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地，也拥有许多读者；《红岩》从初版到八十年代，共发行了八百多万册。在五十年代，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由于被批判为“封建”、“买办”性的文化，而受到排斥。《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和《林海雪原》等作品，有限度地运用通俗小说的方法来写“革命历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它们被看作是革命的通俗小说。
1964年，走向中心的戏剧
从1963年到“文革”，出现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热潮。这期间，举办过多次全国性和各大区的话剧和戏曲会演。仅1965年，创作和上演的表现现代生活的剧目就有三百二十七个，其中话剧一百七十二个。在当时产生热烈反响的有：《第二个春天》、《杜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千万不要忘记》、 《年青的一代》等。 此前一年的1964年7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来自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八个京剧团上演三十八台“京剧现代戏”，包括《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等。江青在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作了谈话（谈话1967年公开发表时冠以《谈京剧革命》的标题），并开始了培植“样板戏”的实验（“样板戏”的概念1967年才正式使用，当年并开列第一批八个“样板戏”的名单：除上面提到的四部外，还有京剧《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在文学（文艺）的各种样式中，戏剧走向了中心地位：不仅在数量上，不仅在对其他文学样式（诗、散文、小说）所产生的影响上，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上。戏剧既是被选择来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突破口”（对《海瑞罢官》、《李慧娘》的批判），也是用来“占领”政治和文艺“阵地”的重要“武器”（如“样板戏”）。
1968年，文学世界中的潜流
“文革”时期（1966—1976）的文学，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是公开的部分（公开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在公开出版物上刊发），另一是潜隐（有的人称为“地下”）的部分。1968年，知青郭路生（食指）写作了《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在知青中广泛流传，可以看作是最初的“地下文学”。作为分裂的文学世界中的潜流，这些作品的写作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不可能在当时获得出版，大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一些知名诗人，如蔡其矫、穆旦、牛汉、流沙河等，在此期间写下他们的许多重要作品。“文革”中知青的诗歌写作，是颇为普遍的现象。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群”。一些来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白洋淀插队的北京中学生，在这里写下他们的精神体验，表达他们对专制统治的批判，对生命受挫、脚下土地发生断裂时的迷惘和痛苦。主要作者有多多、芒克、根子。北岛、江河、郑义、陈凯歌等与这一诗群关系密切。知青在“文革”中的诗歌写作，为七十年代末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为代表的朦胧诗潮的涌动，做了准备。这一时期的“地下文学”，还有手抄本小说。最著名的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最有价值的则是“文革”后期的三部中篇：《公开的情书》（靳凡）、《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波动》（赵振开，即北岛）。
1978年，大型文学期刊和“四大名旦”
在五六十年代，大型的文学期刊只有创办于1957年的《收获》一份。1978年3月，大型文学期刊《钟山》在南京创刊。8月，《十月》在北京创刊。第二年的1月，《收获》复刊。4月，《花城》在广州创刊。 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创刊。此后，各地的大型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长城》（石家庄）、《春风》（沈阳）、《清明》（合肥）、《长江》（武汉）、《江南》（杭州）、《芙蓉》（长沙）、《小说界》（上海）、《昆仑》（北京）、《黄河》（太原）、《莽原》（郑州）等等。由于这些刊物每期有二三百页码，可以容纳中长篇小说，这对八十年代中篇小说取得的巨大成就，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八十年代，这些刊物中《收获》、《十月》、《当代》、《花城》，由于成绩蜚然，被戏称为“四大名旦”。当然，后来《钟山》（南京）、《大家》（昆明）等在推动文学的发展上，也功不可没。
1980年，“京派”小说的馀绪
从1978年到八十年代初的小说界，引领风骚的是被称为“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小说家纷纷叙述他们有关“文革”的记忆，提供这一“历史悲剧”的亲历者的或感伤、或悲愤的“证言”。它们有：《伤痕》（卢新华）、《班主任》（刘心武）、《枫》（郑义）、《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芙蓉镇》（古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李顺大造屋》（高晓声）、《人到中年》（谌容）、《月食》（李国文）、《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张贤亮）、《蝴蝶》（王蒙）等。它们或表现生命中留下的创伤，或探索历史曲折的根源，这成为“新时期”小说的潮流。不过，1980年汪曾祺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短篇《受戒》，连同接着问世的《大淖记事》、《异秉》等，取材和主题，似乎和“文革”并无直接关系。他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表现他熟悉的、经过心智、情感沉淀的记忆，而多少表现了“潮流之外”的写作立场。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学习和创作，受到沈从文等的影响。八十年代发表的短篇，在艺术追求上，仍承续京派小说家（如沈从文、废名、卢焚等）在四十年代的主张：消解小说过强的“戏剧化”（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精心、刻意设计）倾向，提倡平淡、和谐，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
1985年，文学革新年
这一年所发生的众多文学事件，使1985年为一些批评家所津津乐道。一批在艺术形态上和“伤痕”、“反思”小说不同的作品出现。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这一年。在1985年，有两个创作潮流引人注目，一是文学的“寻根”，一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出现。文学寻根由韩少功、阿城等一批知青作家所发动，目的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以动摇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载体的当代状况，并发掘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刘索拉、残雪、陈村等的小说，
有着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近的主题：表现对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有“反文化”、“反崇高”的倾向。批评界对这些“现代派”文学持对立的态度：有的认为是文学的“堕落”，有的则认为还不够“现代派”，而有了“伪现代派”的谑称。这个期间，诗歌也面临“转折”。“朦胧诗”已经式微，出现了更年轻一代诗人的“第三代诗”（或“新生代诗”）。1985年文学的“革新”，有助于作家面对更广阔的现实和人生处境，并培育新的思维、体验方式，探索多样的艺术形态和语言表达方式。
1993年，九十年代的文学分化
1993年文坛充满热点。小说《废都》、《白鹿原》的出版和引起的争论；年底，诗人顾城的杀妻和自杀；围绕王朔创作的论争；“人文精神大讨论”等等。八十年代末以来，王朔的小说已获得大量读者；一些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他也直接参与影视创作，更使他的影响迅速扩大。1993年年初，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躲避崇高》一文，盛赞王朔的小说“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和作品思想感情、语言的“平民化”。这引起了对王朔创作持批评态度的人的不满。他们认为王朔的文学是“痞子文学”，在消解伪崇高时也嘲弄了一切有价值的、尊贵美好的东西；王朔的人物的“无耻无赖”是金钱化、利己化、实用化、世俗化社会文化现象的体现。这一年中，《上海文学》第六期刊出批评家王晓明等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认为当前的文学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在此之前，作家张承志在《以笔为旗》等文章里，激愤地抨击文坛的堕落。这些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在许多报刊上持续一段时间的人文精神讨论。王蒙、王彬彬、谢泳等，卷入激烈论争；而众多作家、学者，也都著文表达他们的看法。1993年爆发的诸多文化论争，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文化冲突：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占居中心地位；“精英文学”退向边缘；知识分子在这一情景下对自身价值和文化观念的困惑和重新选择。这表明多元文化格局的开始确立。
1995年，“女性文学”的风景
女作家在新时期文坛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对她们创作的评价，已不必照顾性地降格以求；她们发表了许多完全能与男性作家媲美的佳作。对她们的名字的列举，将是一份不短的名单：张洁、谌容、戴厚英、宗璞、杨绛、韦君宜、茹志鹃、郑敏、戴晴、王安忆、张抗抗、舒婷、张辛欣、铁凝、凌力、残雪、刘索拉、翟永明、方方、池莉、蒋子丹、迟子建、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须兰……八十年代后期，由于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由于女性作家写作实践的丰富，加上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使“女性文学”成为文坛关注的现象。这期间，出版了若干展示女作家创作实绩的丛书，如“红辣椒”文学丛书，“风头正健才女书”创作丛书，中国女性诗歌创作文库等。而部分女性作家创作愈发强烈的“性别立场”和表达的经验的“私人化”（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在批评界存在较大的争议。
1999年，“世纪末”的回眸
这个世纪即将过去。对于这个世纪文学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是许多作家、批评家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命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98年推出了两部（分别由文学史家孔范今、黄修己主编），共十一卷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从1898到1993，分别选取十一个年头，来评述本世纪文学的艰辛而光荣的历程，由谢冕、孟繁华主编）也于本年出版。在此之前，《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作品选也已面世。到了1999年，《亚洲周刊》举办了百年百部华文小说的评选，而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聘请专家学者组成评委会，评出中国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北京文学》这一年开辟了“世纪留言”的专栏，知名作家学者写出了他们的记忆和期待。世纪老人巴金写道：“我激荡于绵绵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就应当追逐洪流，并且追过它，自己制造更深更广的洪流。要把一切腐朽的垃圾冲洗干净。”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许多“转折”年代一样，人们都在期待、祝愿文学的“新纪元”的来临，不管这一前景是确定，还是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