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1921年7月30日为自己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写的《自序》中说：“《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便是我的第一篇创作，是今年正月初二脱稿的”，“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寄去的，《学灯》栏的主持者，好像把它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我也很觉得奇怪，但是半年的中间，还不曾把那原稿销毁，却是他的盛意……”
郁达夫在这里说的“《学灯》栏的主持者”的“他”，就是指郑振铎。因为郁达夫知道当时郑振铎正在编《时事新报•学灯》，这段话便是对郑振铎的调侃和指责。然而这却是冤枉了郑振铎。郁达夫并不知道，最初他从日本寄稿来时，郑振铎还没有从北京到上海工作呢(当时的《学灯》主编是李石岑，而郑振铎是3月下旬到上海，4月中旬才参加编辑《学灯》，7月17日正式接替李石岑任主编)。只是后来当郑振铎从郭沫若那儿得知郁达夫有稿子寄来没发表一事后，才立即从《学灯》的积稿中找出此稿，并将它连载发表于7月7日至13日的《学灯》上的，然而郁达夫却因“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而“很觉得奇怪”。
我们从郁达夫1921年6月14日脱稿的纪实作品《友情和胃病》中可以看到，这年5月底郭沫若从上海回日本，于6月5日见到郁达夫，当郁达夫问起上海文坛情况时，郭沫若曾大发感慨说：“再不要提起！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一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以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
这篇作品是郁达夫与郭沫若见面后不久写的，又经郭沫若看过。这里所谓的“新文学团体”，除了当时郑振铎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以外，还有哪家呢？奇怪的是，郭沫若不久以前刚刚在上海半淞园与郑振铎、沈雁冰等文学研究会作家友好地见过面，吃过饭，郑振铎还和叶圣陶去访问过他，怎么又这样说话呢？而这番话对当时不了解国内文坛情况又性格敏感、好强的郁达夫来说，不啻火上浇油。因为他多年未回国，在日本受了很多气，年初寄给《学灯》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又杳无音信，正憋得慌呢。他从郭沫若处了解到郑振铎是《学灯》的主持者，因而自然便把一腔怨怒都记在了郑的头上，并进而将整个文学研究会都视作了“假想敌”。他并且当即要郭沫若回国后便代他索回那篇稿子。然而，这篇文稿被耽搁未发表是完全不能怪郑振铎的，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了。
我认为郁达夫是在郑振铎的帮助下走上新文坛的。这样说，一定有不少人会感到惊讶。因为郁达夫不仅长郑振铎二岁，而且是与文学研究会齐名的创造社的元老啊。再说，本文下面还要讲到，正是郁达夫，在1921年9月起草发表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和翌年5月创刊的《创造》上发表的《艺术私见》等文中，暗射郑振铎等人“垄断文坛”、“压制天才”呢。
但是，郁达夫的这些话，不仅是偏激的，而且是严重误会的。关于《银灰色的死》的拖延发表的原因，上面已经写过了。毕竟他的第一篇小说还是由郑振铎发表的(郭文友《郁达夫年谱长编》引台湾刘方矩文章，称这篇小说是王平陵发表的，那是无耻的造谣，我已在报纸上揭露过了)。郁达夫这篇处女作《银灰色的死》“是不写名字寄去的”，他署的是笔名“TDY”；郑振铎绝它发表后不久，郁达夫又以颠倒过来的笔名“YDT”寄来第一首新诗《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郑振铎立即将它发表于7月27、29日的《学灯》上。郁达夫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茵梦湖〉的序引》，也是由郑振铎发表于同年10月1日他主编的《文学旬刊》上。郁达夫的第一篇散文《芜城日记》，又是由郑振铎发表在同年11月3日《学灯》上。这四个“第一篇”，有力地说明了郑振铎绝没有对郁达夫这样的“天才”，做了“倾轧嫉妒”和“压制”的事；相反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郁达夫在刚刚跨上新文坛的最初几步，是得力于他的帮助的。
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对文学研究会的突然发难和郭沫若的说谎
然而，当时郑振铎没料到，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及成仿吾等人对他和沈雁冰发动了一场历时颇久的攻击。
1921年9月29日，《时事新报》第一版，发表了创造社全体同仁署名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那是郁达夫起草的。其中锋芒毕露地说：“自新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当时，郑振铎正好为祖父迁葬之事到福州去了，一个月后回到上海，沈雁冰等人才把这则出版预告给他看。文学研究会同人有点纳闷的是：所谓“垄断”新文艺并使其“新兴气运，澌灭将尽”的“一二偶像”，究竟是指谁呢？
郑振铎记起，年初1月15日《学灯》上，曾发表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致李石岑的信，其中指责“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同时就提到了“当打破偶像崇拜”的话。当时，他不赞成将翻译比作“媒婆”的说法，曾发一则短文表示商榷，郭沫若还来过信，说“虽然彼此意见有些不同，但是你那堂堂正正的批评的态度是我所十分欢迎的”。据郭沫若后来说，他当时给李石岑信中发这通牢骚，起因是对1920年双十节出版的《学灯》增刊所发文章的编排顺序有意见。
今查那期增刊，依次发表的是周作人翻译的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迅创作的《头发的故事》、郭沫若创作的《棠棣之花》和郑振铎翻译的俄国作家的《神人》。郭沫若后来解释说，当时他看到鲁迅的创作被“屈居”于周作人的翻译之后，令他感到“不平”，因而说了“媒婆”、“处子”这样一番话。但郭沫若忘了他自己在其他文章中发表过对鲁迅这篇小说的微辞；而且，郑振铎的翻译，不正是排在他郭沫若的创作之后吗？可见，真正使郭沫若不满的，并不是因为鲁迅的创作排在了周作人的翻译之后，而是他自己的作品“屈居”于“偶像”之后的缘故吧？
现在，以创造社全体的名义，又一次提出了“偶像垄断”的问题，这究竟是何所指？郑振铎是一个直性子的人，郭沫若又正在上海，他便去当面问了。郭沫若却说他也不知道，甚至说他连这广告词是谁写的也不知道。郑振铎也就相信了郭沫若的话。11月3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郭沫若、田汉登的《创造》的广告，实未免太为可笑了。郭君人极诚实，究不知此广告为何人所做。”其实郑振铎自己才是太诚实了。
由于郑振铎和沈雁冰都木木然未察知这些“偶像”、“垄断”的话，已经从最初暗指周氏兄弟而扩而大之针对文学研究会，因此，他们也就未作出什么反应。而《创造》又迟迟出不来，直到1922年5月1日才正式发行。在未读到它之前，郑振铎怀着高兴的心情还在同一天出版的《文学旬刊》的“新刊介绍”栏中，作为兄弟刊物向读者作了推荐。
然而，当读到《创造》创刊号上郭沫若、郁达夫的文章后，郑振铎和沈雁冰就不能不都感到惊异了。郁达夫在《艺术私见》中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而“天才的作品……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理解的”。文中甚至用了骂人的话说：“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白羊宫里去呢！”郭沫若在《海外归鸿》中也说：“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党者流不相上下”，“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还“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他们这样嫉恨的主持文艺报刊的“假批评家”，除了暗射郑振铎与沈雁冰以外，还能指谁呢？而且，《海外归鸿》中的第一封信，是1921年10月6日郭沫若写给郁达夫的，其中透露了郁达夫在当年9月26日就写信告诉郭沫若关于《创造》的出版预告事，郭沫若并说看到报上刊出这则预告后“感得快意”，还说“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那么，郭沫若绝不是“不知此广告为何人所做”，而是商量好了要突然向郑振铎和沈雁冰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发难，以反对他们所谓的“党同伐异”、“压制天才”。
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对文学研究会的发难是完全无理的
可是，郑振铎实在想不出自己和沈雁冰在什么时候压制过创造社的什么“天才”，有过什么“卑鄙”、“狂妄”的劣行。就说郭沫若、田汉吧，郑振铎一开始就曾邀请他俩一起做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至于没有邀请郁达夫和成仿吾做发起人，那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未走上文坛，当然郑振铎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去年半淞园相聚时，郑振铎和沈雁冰还当面邀请郭沫若加入文学研究会，虽然郭沫若婉言谢绝，但郭沫若后来回忆，郑振铎随后又曾再次通过李石岑等人劝过郭沫若两次。至于郭沫若投给《学灯》的诗稿等，郑振铎也总是尽快刊出。如诗集《女神》的序诗以及《孤寂的儿子》等诗，还是郑振铎亲自到郭沫若那里拿去发表的。郑伯奇也是创造社的发起人，写的第一篇评价《女神》的论文，也是由郑振铎拿去发表在1921年8月21日《学灯》上的。郑伯奇在三十多年后曾公正地说：“那时候，评价作品的文章似乎还不大流行，我的文章虽然很浅薄，居然受到振铎的称赞和鼓励。由此可以看出，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当时似乎是并无芥蒂的。”另外，就在半个月前，他还曾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社另一位发起人张资平的评《女神》的文章呢！
对于郭沫若的创作和译作，郑振铎和沈雁冰一直都很赞赏，并且都曾在文章中作过高度评价。沈雁冰称《女神》是“空谷足音”，郑振铎称郭沫若的翻译是“晨鸡偶唱”。这又怎么能说是“党同伐异”呢？至于郁达夫，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郑振铎发表他的四个“第一篇”的事了。而且，郁达夫的第一篇文学批评，还是在《创造》出版预告发表以后投寄给《文学旬刊》的。而郁达夫的《沉沦》出书后，最早比较公正地写了评论的，正是沈雁冰，肯定它基本是成功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而当《沉沦》受到封建卫道者攻击时，又是最初被暗射为“偶像”的周作人站出来作了权威性的评论，保护了郁达夫。这又怎么能说是“假批评家”呢？更令郑振铎和沈雁冰伤心的是，他们严肃认真地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竟被诬为“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
他们百思不解的是，郁达夫这样一位性情真率的同龄人(与沈雁冰同岁，比郑振铎大二岁)，为什么会这样怨恨他们，并且骂这样难听的话呢？我认为，原因就是郭沫若的挑拨，加上郁达夫当时的不成熟和敏感多疑。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争论的升级和郁达夫提议开“《女神》会”
面对创造社的谩骂，沈雁冰等人忍不住了。他们商量后，由沈雁冰出马，用笔名“损”，在1922年5月11日至6月1日，分三次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逐篇评论了《创造》创刊号上的作品，以表示他们并不是像郭沫若《海外归鸿》中说得对“团体外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同时，并对郁达夫和郭沫若文中的攻击作了反批评。沈雁冰文中虽然表示了对自称“天才”者的不满语气，但绝没有对方那种污言秽语，应该说是正当的文学批评。除此以外，他们也没有发表什么“反击”文章。
然而创造社一方却更恼怒了。郭沫若在6月24日写《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便又骂沈雁冰是“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丑态”、“白描空吠”等等。又在7月11日为《创造》第二期写的《编辑余谈》中，骂文学研究会是“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的“暴力”集团。那简直是要把文学研究会说成恐怖组织了。
他们还把7月号《小说月报》上沈雁冰完全是批判“礼拜六”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看作是针对郁达夫的小说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的；甚至把一年以前《文学旬刊》上郑振铎提倡“血和泪的文学”和批评某些“盲目的翻译家”的文章，都当作是针对创造社(其实那时创造社还没有成立)的文学主张和郭沫若的翻译的。这除了表明他们过于敏感以外，也表明了他们的文学主张确实与郑振铎和沈雁冰有所不同。
文学思想上的不同见解，是可以争鸣的。郭沫若便在7月27日《学灯》上发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8月4日又在《学灯》上发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这两篇文章明白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正确与否我这里不拟作评价(不过可以提一句：几年后郭沫若本人对这些观点都作了自我否定)；但两篇文章都反而指责文学研究会“骂人”，这却没有事实根据。对此，沈雁冰在8月1日《文学旬刊》发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从理论上与郭沫若商榷；郑振铎则在11日《文学旬刊》上发表一则《杂谭》，平心静气地解释去年自己发表《盲目的翻译家》一文的目的，并将原文附载于后，请广大读者看看他有没有“骂人”。这是很坦诚的。
这时，郁达夫忽感到这样闹矛盾没有意思，便想出一个主意，在8月2日《学灯》上发表了一篇《〈女神〉之生日》，建议趁《女神》出版周年之际，邀请文学研究会作家与创造社作家一起开个纪念会，双方也可沟通、缓和一下。虽然，郁达夫在文中仍然安下了诸如“只知党同伐异，不知开诚布公”、“骂人的机关”等钉子；但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郁达夫硬拉着郭沫若来找郑振铎，邀请他们参加。郑振铎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据郭沫若《创造十年》中回忆，“振铎高兴地答应参加，并答应要多多邀约些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出席，想借这个机会来组织作家协会”。
第二天晚上，郑振铎拉沈雁冰、谢六逸、王统照、庐隐等文学研究会会员应邀出席了在一品香饭店举行的这次聚会。据应修人日记：“晚静[汪静之]来，六点半，同到‘《女神》生日纪念会’。到者约三四十人。上海知名的，大概都到。沫若、达夫都诚挚而和蔼。王统照、郑振铎、王怡菴、滕固都好。十点摄影，散。”
这次开会气氛好像很好。但沈雁冰那天其实不很高兴，因为就在前一天4日的《学灯》上，郭沫若的文章中还在说他“隐姓匿名，含沙射影”呢。沈雁冰有点情绪是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倒是郁达夫，就在自己拉郭沫若来找郑振铎的这天(4日)，竟还“创作”了一篇“小说”《血泪》，生造了一个所谓“人生艺术主唱者”，来丑化、嘲笑郑振铎和沈雁冰很严肃地提倡的“血和泪的文学”。这篇小说发表于8日至13日《学灯》上，不过当时郑振铎因为太忙并没有注意到。郁达夫曾错怪郑振铎把他的作品“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但他当时的有些做法却真的有点孩子气。而由于双方隔阂尚未消尽，郑振铎原来设想的组织作家协会一事无从谈起。郑振铎在9月1日《文学旬刊》上发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说：“你往往误会我们‘伐异’以及其他一切，其实我们绝没有这种心思。”
到11月初，郑振铎忽收到一位读者汪馥泉寄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其中谈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争吵，还提到郁达夫的这篇小说，认为是“故意别解”了郑振铎提出的“血和泪的文学”这个口号。郑振铎和沈雁冰都在汪馥泉文后加了附言，发表于11月10日《文学旬刊》上。郑振铎生气地说，本来倒没有注意这篇《血泪》，但“我不知达夫一个很直爽的人却这样地会疑心。……当面嘻嘻笑，背后却在讥骂，这种人我是不屑为的。如果是要骂人，索性连见面也不招呼，倒真是‘直爽’！我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但我对于创造社的诸位，向来是绝无恶感……”不久，25日出版的《创造》第三期上，郭沫若在《反响之反响》一文中又说什么中国“原只是‘睚眦必报’的世界，‘一分颦笑见恩仇’的世界”。郑振铎和沈雁冰商量了一下，觉得对方敌忾气太强，决定不去惹他们，还是只顾做自己的工作，随他们去吧。
创造社无休无止的攻击和文学研究会的大度
这样，1923年2月《创造》第四期成仿吾发表长文《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文学研究会颇有攻击，但他们没有理会。成仿吾在这以前没有参加论争，是因为人不在上海，而这时却越骂越凶了。随便举些例子：5月1日《创造》上的《雅典主义》一文，成仿吾抓住沈雁冰翻译中的一个差错，大事挖苦。5月13日《创造周报》创刊号上，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批了文学研究会很多诗人，并用了“令人作呕”、“浅薄无聊”、“鄙陋的嘈音”一类话语。9月2日，成仿吾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小说”《牧夫》，说什么“无知的群小所盘踞的文学界，万恶的政界一般的文艺界”，“朋比为奸，利用政党式的组织，欲以离奇的介绍与错误的翻译书来垄断一个时代”。还骂什么“鸡鹜般的争逐，与狐狸般的欺狡”等等。11月2日，成仿吾在《创造日》发表《终刊感言》，骂人家是“败类”、“一知半解之徒”、“市井无聊之辈”等等。12月2日《创造周报》上，成仿吾《郑译〈新月集〉正误》更骂郑振铎“诬人欺世”，令他“胸中作呕非吐出不行”，说“郑君的译书资格已经自行取消了”。1924年2月28日《创造》上，成仿吾《批评的建设》影射文学研究会为“狐群狗党互相称誉，非我族类便任情暗刺明讥”等。4月13日《创造周报》上，成仿吾《江南的春讯》、《矮丑的说道者》二文，也是影射、骂人。4月27日《创造周报》上，成仿吾《文学界的现形》，骂得更厉害，什么“利用丰厚的资本，拉人组织研究会，以人生主义相标榜，而以颓废派的名称加在别人头上”，什么“他们是一些政客，他们专事植党营利，以利相诱，他们的目的不在新文学的建设而在像把持政权一般把持文学界的势利”，并又使用了“狐群狗党”之类骂人话。5月29日《创造周报》上，成仿吾《批评与批评家》、《一年的回顾》中，又骂文学研究会是“不义的以利相结的文学团体”，“一群妖鬼”，“利用他们的财力与机关，专门假造一些时人所深忌的名称加在别人的头上”，“托荫在资本家的高墙下的他们，依然在肆行无忌，在暗咒而静待我们的疲惫而死”等等。
郭沫若也继续在1923年10月28日《创造周报》上的《批评——欣赏——检查》中，暗射沈雁冰和郑振铎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剧秦美新的扬雄，化媸为妍的毛延寿，投清于浊的李振”等等。郁达夫则在7月14日《创造周报》发表《批评与道德》，虽未必全是针对文学会(同时也是针对当时批评过郁达夫的胡适等人)，但极为难听，骂人家“不学无术，天良昧尽”，“也许有人来铸你们的铁像，但到后来怕终不免化成溺器呢”等等。
创造社一方不仅无休无止地攻击谩骂，而且他们自己才真的干出“党同伐异”的事来了。例子是，当时一位青年作者顾毓琇(尚未参加文学研究会)，本来有篇作品已被通知要在《创造》上发表，只因为他又在1923年3月号《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另一篇作品，成仿吾便写信给他说不能用原先已决定要用的那篇稿子了。顾毓琇在1940年写的《我的父亲•自序》和1980年写的《戏剧与我》等文中，都提到此事，可见对他刺激之深。创造社当时的骂人态度，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不良印象。然而成仿吾却迁怒于群众，说什么“不辨黑白的群众对于我们的诬枉倒使我们要作呕三日了”。
值得称道的是，文学研究会一方除了郑振铎在给周作人的信(未刊)中表示对创造社的无理谩骂十分愤慨外，在1923年一年中，任凭攻击，没有回敬过一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仅如此，而且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还经常公正地介绍、评价创造社作家的作品。如1923年1月号的《选录》栏，选载了郭沫若译诗八首，并在《文学杂志介绍》栏介绍了《创造》。在3月号的《国内文坛消息》栏，郑振铎将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相提并论，都作为努力于研究中国文学的代表；并报告郭沫若即将选译《诗经》的消息。同期卷末还介绍了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4月号的《国内文坛消息》栏，他又报道了郭沫若译《浮士德》已完成的消息。5月号《国内文坛消息》栏，报道创造社将出版《创造周报》。6月号报道《创造周报》已出二期。9月号报道郭沫若《卷耳集》已出版。10月号郑振铎在《通信》栏中回答读者提问初学新文学的人应买何书时，特别提到《创造社丛书》。11月号的《国内文坛消息》栏，介绍了郁达夫的小说集《茑萝集》和郭沫若的诗集《星空》，认为“都是很能感人的”。在7月30日《文学旬刊》改为周刊时，郑振铎发表的《本刊改革宣言》中表示：“对于‘敌’，我们保持严正的批评态度，对于‘友’，我们保持友谊的批评态度。”显然，郑振铎是把创造社当成“友”的。
论述历史事实恢复真相分清是非乃是对先人的最好的纪念
照以上情况，一方虽不断进攻，一方却主动修好，该也形不成大争吵了吧。然而，1924年5月12日《文学》周刊上发表了读者梁俊青的《评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批评了郭译中的错误，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创造社一方认为这是文学研究会“借刀杀人”(其实，此时郑振铎因为太忙，已不直接管该刊的编辑了，该文也未必是郑振铎经手发表的)。然而，这以前创造社的刊物上是经常发表读者对文学研究会出版物的批评的。例如1923年7月7日《创造周报》上，就发表过另一位姓梁的读者梁实秋批评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的文章。那按照他们的逻辑，算不算“借刀杀人”呢？
然而这一回，郭沫若气冲冲地给梁俊青写信，成仿吾则给郑振铎写信责问，两信均被文学研究会发表于6月9日《文学》上，郑振铎、沈雁冰以编者名义加了跋语：“郭君！成君！且平心静气地与在同路相见，不必一闻逆耳之言即忘了自己前途的‘事业’，而悻悻然欲与言者拚命。”16日，该刊又发表梁俊青致郑振铎、致郭沫若、致成仿吾的三封信。23日，又发表成仿吾致梁俊青信。7月7日，又发表梁俊青致成仿吾信。直至21日，《文学》又发表了郭沫若致编辑诸君信，而郑振铎与沈雁冰以编辑名义发表了一封回信，最后指出：“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及事实方面，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今后，“郭君及成君等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这样，他们挂出了“免战牌”。该刊除了又发表一篇梁俊青的《我对于郭沫若致〈文学〉编辑一封信的意见》以后，就坚持不再刊登与创造社争论的文章了。从而，延续两年多的这场文坛论争总算结束了。
不过，这以后成仿吾忍不住还要再骂几句。如1925年10月《洪水》上，成仿吾便骂人家是“无聊的分子”，“外国字母还认不清的低能儿”，“出风头，学时髦”，“不成器狡猾的东西”，“阴险的行为”等等。还说什么“最使人发噱的是他们写了满纸的‘血’、‘泪’，便以‘血与泪的文艺’自豪，而封他人的作品为为艺术的艺术”，“专横而更可使人喷饭”。直到1927年7月出版的《使命》一书的序中，成仿吾还在骂文学研究会是“群鬼”。但此时，创造社已经逐步走上“革命文学”之路，在文学思想上与郑振铎和沈雁冰已经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矛盾，甚至比后者更为激进了。
在这最后一场论争中，郁达夫写了一篇《读上海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而作》，虽然是帮郭沫若说话的，但总算没有了难听的骂人话。遗憾的是，我见过的两本《郁达夫年谱》，都把郁达夫文中提到的“姓梁的”(梁俊青)说成是梁实秋，可见作者都不看第一手资料就落笔为文了。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争论的双方——严格说起来就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沈雁冰、郑振铎——后来成为了亲密战友，并且都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场“公案”，早已过去，鲁迅先生也早已作过明确的定论，似乎可以不必提了。尤其是在纪念郁达夫的时候，好像再谈这些很不合时宜。但我不这样看，并且愿意打破那种庸俗的忌讳。而且我认为，在现在的所谓“现代文学”研究界，瞒与骗的现象，昏庸而冒充公正的评说，仍大量存在。甚至还有一些志在“学术”上“创新”的“勇士”，
要全盘推翻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这一“公案”的定论。本文不想去驳斥这些“新论”，只是以大量史料来再现当年的实际情况。事实本身是最雄辩的。而我们论述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正是为现实的事业服务的，也正是对先人的最好的纪念。
郁达夫和郑振铎的交往，除了早期的那次争论外，就都是共同战斗的友谊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郁达夫去了北伐的策源地广州，写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这样的文章。郑振铎则在上海参加了一些实际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时，郑振铎因为领衔发表抗议反革命屠杀的公开信，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避难。他临离国时，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散文《离别》，分三大段，向亲爱的祖国告别，向祖母、母亲及其他亲友告别，向妻子告别。这篇散文当时郁达夫读后深受感动。后来，1935年8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郁达夫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其中就收入了郑振铎的《离别》和《蝴蝶的文学》二文。郁达夫在该书导言中评论说：“郑振铎本来是个最好的杂志编辑者，转入考古，就成了中国古文学鉴定剔别的人。按理而论，学者是该不会写文章的，但他的散文，却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且取他的叙别离之苦的文字，来和冰心的一比，就可以见得一个是男性的，一个是女性的了。大约此后，他在这一方面总还有着惊人的长进，因为他的素养，他的经验，都已经积到了百分之百的缘故。”
这是一位散文大家对郑振铎散文作出的好评，而且是与另一位散文大家冰心相提并论的。这也是我们见到的对郑振铎散文成就的较早的评价。后来，另一位著名评论家阿英也曾把郑振铎的散文与冰心的散文作比较评论，阿英在《青年界》月刊第2期上发表书评《一部绥远和山西的游记——郑振铎的〈西行书简〉》，将郑振铎《西行书简》与冰心同时写的《冰心游记》相比较，指出：“从这两部游记的对比上，很可以看到由于各个作家对于社会认识的不同，注意点的各别，写作的重心也就自异。《冰心游记》是强调着景物的描写的，而《西行书简》却把沿途的社会生活和古迹详加叙述、考证。”“归结地说，《西行书简》在写作的态度上，是较之旧的游记更发展的；在社会的意义上，应予以较高的估价……《冰心游记》在这些地方是弱于《西行书简》的……”阿英的评论与郁达夫可谓异曲同工。
三十年代初，由于《小说月报》的停刊，使整个中国文坛缺少了一个中心刊物，当时，左联办的杂志在当局的压迫下又难以生存。鉴于这种情况，郑振铎于1933年4月初从北平回上海，向茅盾(沈雁冰)提议创办一个能长期生存的进步的大型文学刊物，并商诸鲁迅，决定创刊《文学》月刊。郑振铎提出编委会名单共十个，都是国内新文坛著名人士，即鲁迅、茅盾、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又决定分头通知，由两人出面请一次客，把这些内定的编委请来，正式商定办刊之事。
4月6日晚，他们在会宾楼聚餐。郑振铎由周建人陪同，亲自去接鲁迅到会。郁达夫等人到齐后，由郑振铎介绍了创办这个大型文学刊物的种种设想，大家相继发表意见，都非常支持。会上决定鲁迅不公开列名，即以九人正式组成编委会。并决定由郑振铎与傅东华出面任主编，但实际主要由茅盾在上海就近指导编辑。版权页上开始也不署郑振铎与傅东华的名字，而署“文学社”，以示由编委会集体负责。《文学》定于7月1日由生活书店正式创刊，社址设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傅东华家的隔壁。这次聚餐后不久，郑振铎就回北平了，同时负责平津地区的组稿。郁达夫在《文学》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小说《迟暮》。后来，因为傅东华以“伍实”笔名在《文学》上发表《休士在中国》一文，出语不逊，奚落了鲁迅，鲁迅极为生气，甚至表示要与《文学》脱离关系。郁达夫和郑振铎都对鲁迅作了调劝工作。
郁达夫和郑振铎还曾一起参加了1934年9月4日陈望道在上海东亚酒楼召开的有关创办《太白》杂志的聚会。《太白》半月刊于这年9月20日创刊，主要是为了对抗当时所谓的“文言复兴运动”，提倡大众语，以及对抗林语堂等人当时提倡的逃避现实的小品文而创办的。《太白》也是由生活书店出版的，编委会成员是：艾寒松、傅东华、郑振铎、朱自清、黎烈文、陈望道、徐调孚、徐懋庸、曹聚仁、叶圣陶、郁达夫(该刊按当时罗马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单)。半数以上为《文学》的编委，而鲁迅、茅盾、胡愈之虽未列名，其实也都参与其事。郁达夫和郑振铎都在该刊发表了文章。
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新的历史讽喻小说(包括神话讽喻小说)的开山作者，无疑是鲁迅。然而鲁迅在1935年以前只发表了《补天》等三篇，其他都发表于1936年。郁达夫也是有名的历史讽喻小说作家，在1935年以前发表过两篇，其后就基本不写了。此外，1935年以前郭沫若发表过两篇、茅盾有三四篇等。郁达夫的历史讽喻小说当时很有影响，显然对郑振铎也是有启示的。而郑振铎在1933年至1934年一口气发表了七篇，并集成两本书，其后还继续有所创作，这对鲁迅开创的这一新的文学品种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比起郁达夫、郭沫若等人三十年代的同类作品，又有了很大的进步。王任叔当时就指出：“文学作品，以历史为题材，从前不是没有。郭沫若先生的好多剧本，都是取材于历史的，如《三个叛逆的女性》。郁达夫先生也写过《采石矶》等。但自去年来，郭源新(按，即郑振铎)先生在《文学》上发表了几篇历史小说以来，其间有个显然的变化，即是前者以个人主义的立场，借古人的尸体，来还自己的灵魂，作为表现自己底思想与性格底一面的。后者，却从社会学的某一个观点，截取历史事件底某一现象，从而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面的。”张香山也高度评价了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指出：“以历史的题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之出现，并不是最近才初有”，“可是到了最近，这种文学作品，因为给灌进了浓厚的进步的现代性，所以惹动了许多人的注目，而且是成了一种强固的新倾向”。张香山认为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是“以新的意识，方法，给历史以一新的评价”。从这二位“左联”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的话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郑振铎的这些创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1935年8月，郑振铎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为暨南大学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便是为文学院网罗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有名望的进步教师。但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暨南大学控制很严，凡聘教员，均须报南京教育部批准。郑振铎原拟聘郁达夫来校教日本史，1935年7月11日，郁达夫日记记道：“遇到了振铎，关于下学期暨大教授之课程计划等，略谈了一谈。”但此事后来竟未成功。据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说，是因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说郁达夫“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遂未批准。
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和郑振铎都参加了神圣的救亡运动。1937年8月10日，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开会。郑振铎与“别妇抛雏”刚刚只身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的郭沫若，以及郁达夫、茅盾等六十余人聚会，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激愤地说：“暴日寇夺平津，屠戮民众，而于文化机构，尤狂肆摧残，逮捕我学人，炸毁我学校，屠杀我知识青年，焚烧我图籍。如此兽行，实蛮貊之所不为，人神之所共怒。我北平文化界同人，身居前线，出死入生，心爱宗邦；赴汤蹈火，在诸公自是求仁得仁，在我辈只差先死后死。尚望再接再厉，抗敌到底，维系国脉于不坠。”北平文化界后来除了像周作人这样的绝少数人丧失人格、堕为汉奸外，绝大多数文化人都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后来，在周作人开始落水时，在武汉的郁达夫与茅盾等友人共十八人发表了致周作人的公开信，希望周作人“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郑振铎虽因人不在武汉而未能署名，但此信也表达了他的心情。
郁达夫后来竟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时候，被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杀害了！郑振铎则一直坚守在上海，九死一生，幸存了下来。
郑振铎对郁达夫抗战时期在南洋一带的英勇表现，后来肯定是十分了解的。因为郑振铎的挚友胡愈之与郁达夫当时在一起，胡愈之后来一定会告诉郑振铎的。1949年1月，上海的《青年界》杂志上刊登了《〈达夫全集〉出版预告》，拟分六卷，约二百万字，编辑委员会为郑振铎、郭沫若、刘大杰、赵景深、李小峰、郁飞组成。但可惜后来该计划因故未能实现。这当然因为上海不久就解放了，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一时顾不上。后来也是因为文化出版界的指导思想有失误，太“左”。1951年7月7日郑振铎致唐弢信，就谈及出版郁达夫诗集的事，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好暂缓进行。
现在，我们克服了“左”的偏见，更加清楚地认识了郁达夫的真正价值。郁达夫的全集、诗集也早已出版了，足以告慰郁达夫、郑振铎等先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