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直以热情呼唤人道主义、努力探寻美好人性的小说家、散文家名世，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却较少受到人们关注，其实早在30年代初他就开始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批评文章，直到解放前夕仍有不少文艺随笔发表，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批评风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这一个”。1930年秋沈从文在武汉大学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工作时就写了一系列评论当时各类作家的文章，大都能准确抓住各家风格，寥寥几笔便已传神。这组文章于1934年结为《沫沫集》，由上海远东书局出版。1937年1月， 沈又将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时致读者、作者的信结集为《废邮存底》（与萧乾合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相继有了《续废邮存底》和《新废邮存底》，集中亦多有文艺批评性文字。1941年他的文艺随笔《烛虚》由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此后还有《水云》、《从现实学习》等回顾其生活和创作道路的散文，至此，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思想和创作观已较为成熟，故多沉思之语。上述的批评性文字在沈从文的创作总量中份额虽小，却为我们研究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那独特的文学批评观和文学批评风格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注脚。正如沈从文所自云，那些批评文字“注释了我对于‘批判’的意见，说明我对于‘创作’的一部分意见”（注：本文多次引用《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7 月版）第10，11卷原文，因篇幅关系只在内文中注明篇名，不再一一作篇末注。）（《〈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
一
对于一名批评家，批评的公正性、客观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如鲁迅所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514页。）沈从文正是在保持其批评的宽容性、 公正性的基础上体现出自身的独特风格。他的文学批评对象虽杂，涉及现代文坛新老作家40余人，批评体裁亦散，既评小说也议诗歌，但凡所评介都能秉于公心，褒贬分明，绝少阿谀过誉之词，也无有意诋毁之态。郁达夫可称是沈从文的恩人和导师，生活上和写作上对沈的帮助都很大。沈从文评论郁达夫小说时基本上没有将这种感恩思想带进文学评论，而是对他的创作作了实事求是切中肯綮的评价。“取向前姿态，而有希望向前，能理解苦闷以外的苦闷，用有风度的文字表现出来，是郁达夫。”（《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他肯定郁达夫对“表现自我”这种方法的把持不松手，因而其创作也取得了“忠于自己”的最纯净的成就。但他指出，郁达夫的风格缺少变化，只顾展示个人苦闷而与时代逐渐脱节，因而读者“并没有在《沉沦》作者其它作品中得到新的感动”（同上）。再如评价鲁迅时，沈从文也不因早年与他的一场大误会而心存芥蒂（注：见凌宇《沈从文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13～218 页。1925年4月20日，鲁迅收到署名丁玲的来信， 因丁玲笔迹与沈从文相仿，鲁迅以为是沈从文以女人身份写信与他开玩笑，很恼火，曾几次与钱玄同在信中提及此事。），对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贡献作了极高的评价。沈认为“几个先驱者”工作中，鲁迅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因他的贡献也“明确而久永”（《学鲁迅》）。关于他对文坛的具体贡献，沈从文肯定了鲁迅在古典文学的爬梳整理，批判社会现实的杂文及乡土文学的发轫这三方面的工作，从而由衷地发出“学鲁迅”的号召。对其它各类作家，沈从文也能较好地超越社会思潮的变幻，党派的纷争，人际关系的亲疏，个人名利的得失等种种羁绊，始终与批评对象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以一种平和冷静宽容旷达之心去研究、评析，正如他所自云：“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附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不“阿谀作者”，不“苛求作者”，“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
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格不仅仅建立在公正性之上，更与他那独特的文学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在多年的“习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学批评风格。沈从文的文学观较为复杂，交织着现实与浪漫的冲突，渗透了切利与唯美的张力。一方面，沈从文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提倡关注血肉人生。他非常欣赏康拉得的一句名言“给我恰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他认为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只有“一个能处置故事于人性谐调上且能尽文学德性的作者”，作品才“易具普遍性与永久性”（《论穆时英》）。具体到文学批评上，沈从文对那些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大众疾苦、揭露民族缺陷的作家如鲁迅、叶圣陶等作了较高评价。他还热情呼唤能出现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我们民族在人生观上的缺陷如“虚浮，懦弱，迷信，懒惰”，找出历史的遗毒，以便清除这些“坏影响”，从而重造民族（《废邮存底•八•元旦日致〈文艺〉读者》）。对沈从文的这种功利倾向早在30年代苏雪林就作了精当的分析：“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注：苏雪林：《沈从文论》，原载《文学》1934年9月第三卷第三期。）另一方面，沈从文在其创作和批评中又流露出较为明显的唯美倾向，对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普罗文艺和部分左翼作家作品的那种“急功近利”，沈颇为不屑，对其标语口号化倾向更作了较为清醒的批评。他自称是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不注重作品生活的真实，而看重艺术的真实。他认为“精卫衔石”，“杜鹃啼血”，只要情真即可，事不必求真，进而他提出自己对美和善的看法，“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美或善的一种象征”（《〈看虹摘星录〉后记》）。谈及《边城》的创作缘起时，他更是夫子自道：“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连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朽的痛苦经验，一分从‘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水云》）这种唯美倾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批评上，如批评朱湘、闻一多、孙大雨等带有唯美倾向的诗歌便表现出惊人的领悟力。对闻一多的诗集《死水》，沈从文赞赏如许：“一首诗，告诉我们不是一个故事，一点感想，应当是一片霞，一园花，有各样的颜色和姿态，具各样香味，作各种变化，是那么细碎又是那么整个的美，欣赏它，使我们从它那超人力的完全中低首，为那超拔技巧而倾心，为那由于诗人手艺熟练而赞叹，《死水》中的每一首诗，是都不缺少那种完美的技巧的”。（《论闻一多的〈死水〉》）
沈从文的文学观呈现出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冲突，原始性非人性的冲突，因而充满了由历史的态度和审美的态度交织渗透和对立统一的内在复杂性（注：邵伯周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5，399页。），自然，这种内在复杂性也影响到他的文学批评风格。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批评文字中去发现一个完整的系统，严谨的批评观，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其独特的个性，鲜明的风格。沈从文曾这样自述其创作，“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一切作品都需有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的独断。”（《〈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其实其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作家，沈从文具有自己独特的批评模式和批评风格。姑且以“独断”作一个代用词来概括他的文学批评风格吧。
二
“独断”从字面来看即专断之意，但笔者借用此语并非此意，而指沈从文文学批评风格的独特性。总的说来，沈从文文学批评风格的“独断”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即善于审美地把握作家的总体风格，长于作家间的比较，敏于关注广大的读者群。
沈从文很少对作家作品作条分缕析式的批评，而是着眼于其总体风格，只寥寥数语，便成不移之论：
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皱，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论朱湘的诗》）
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的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至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论冯文炳》）
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为创作基本，以佛教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境界的作者之一。（《论落华生》）
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地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作品上，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是闻一多先生的《死水》。（《论闻一多的〈死水〉》）
这种风格评定式的批评尽管有理性不足之嫌，读来却色、香、味俱全，令人不能不佩服批评者那过人的感悟力。沈从文把握作家总体风格时能超脱于党派之外，完全服膺自己的文学感悟从审美的角度去评定作家风格，这种批评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较为少见。这种批评方式从来不玩弄抽象的概念，搞术语的轰炸，更多的是明如秋水轻如行云般的感悟，注重与批评对象心灵的对话，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惊人的准确性。沈从文评论某些作家时，常与其它以理性为主的批评家如茅盾等有着某种一致性。如评及落花生（即许地山）的散文时，茅盾便认为其中充满了“异域情调”，亦表露出“迥避现实”的倾向（注：茅盾：《落花生论》，《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1月，第135页。）。沈从文在同一时期批评许地山作品时，亦看出其中的“异教特殊”性，并指出他对“和谐境界”的追求，其实这亦是其“迥避现实”的注脚。
作为作家型的批评家，沈从文不仅善于用感悟方式去把握作家的总体风格，也擅长于比较不同作家风格的异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发现他们风格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对于表面风格趋同的作家，沈从文往往能在肯定其风格近似处的基础上指出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如评论施蛰存与罗黑芷时，他指出二者在题材与笔致等方面的共同处，即都以被都市文明侵入后小镇的毁灭为创作基础，在笔致技巧的某一方面有着共同的得失。随后，他准确地指出了施罗二人的“同中之异”；即施较罗为沉静，因而文体纤细，“在描写上能尽其笔之所诣，清白而优美”，而罗黑芷则因时代与环境的限制（当时罗在政治黑暗、党派纷争的湖南），想要表现自己的愤怒，其作品“貌似闲静却极焦躁”，缺少了施蛰存的那一种“从容”，而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去表现他自己的苦闷、恍惚、焦躁。鉴于此，罗黑芷的作品较施蛰存更能显示“这一时代的人格”，也较为“真切而动人”（《论施蛰存与罗黑芷》）。再如评论郁达夫与张资平时，沈从文甄别了他们在同一题材下不同的品位。郁达夫能以坦白的笔调直陈卑微者的性的苦闷，引起广大青年的真切共鸣，格调并不卑下，而张资平却只能以“说故事高手”的笔法，写恋爱的错综关系，用官能的挑逗，凑巧的遇合来抓住读者的心，引起他们一种本能的向下发泄的欲望，从而转入低级趣味的培养。其实，发现“同中之异”更为经典的是沈从文自己与废名（冯文炳）的比较。沈承认二人风格的一致性，即“农村观察相同”，“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文体同样的单纯。尽管如此，他还是敏锐地抓住了二人最大的分歧，即创作倾向的异途。冯文炳是以诗人之心用细微雕刻之笔去显示那最小一片的完全，其作品基调“平静”，“尽管也有一点忧郁，有爱、有憎”，但还是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沈从文自己则力图用“矜慎的笔”去表现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努力去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释，使人有对于另一世界的憧憬以外的认识。”（《论冯文炳》）应该说，
沈对二者间分歧的把握是准确的。确实，与废名不同，沈从文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爱憎，悲悯的情怀，“有一种内在情感与意象内蕴的共振性，站在一个广阔的时空抒发自己内心情怀，因此在湘西人民的悲欢中熔铸了长期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孤独感”，表现了“一个民族对自己被压迫命运的申诉以及对自身的理性反思”（注：邵伯周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5，399页。）。
在看似风格截然不同缺乏可比性的作家中，沈从文往往能发现他们的“异中之同”。徐志摩与鲁迅，风格相差甚远，一个热情似火，一个沉静如铁，这种差异，沈从文自是了然于胸，曾作了非常精彩的概括。他认为徐志摩“给读者的印象正如作者被人间万汇百物的动静感到眩目惊心，无物不美，无事不神，文字上因此反照出光彩陆离，如绮如锦，具有浓郁的色香与不可抗的热。”而鲁迅却“好象凡事早已看透看准，文字因之清而冷，具剑戟气，不特对社会丑恶表示抗议时，寒光闪闪，有投枪意味，中必透心，即属抽抒个人情绪，徘徊个人生活上，亦如寒花秋叶，颜色萧疏”。即便风格相差如许，沈从文还是指出二人在“情感黏附于人生现象（对人间万事的现象），总像有‘莫可奈何’之感”，因而都不由自主地有一种“求孤独”的情绪，有一种对“当前”的“游离感”和“厌倦感”（《从冰心到废名》）。姑且不论这种概括准确与否，沈从文这种独特的对比本身就难能可贵。认真考察徐鲁二人生平，沈的概括也有某种深刻性。徐志摩一生尽管热情似火，却在婚恋上历经磨难，其政治理想即他所希望的中西文明结合的“宁馨儿”亦万难出生，因而时常在诗文中表现出一种淡淡的哀愁，莫名的失落感。鲁迅则更有“两间系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感叹，“如入无物之阵”的茫然，总想在纷争中欲寻出一种闲静而不可得，更在“呐喊”之后倍觉孤寂。他们这种理想破灭后的“莫可奈何”何其相似。另外，评论冰心、朱自清、废名等人的散文时，沈从文亦准确地把握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即“同样用清丽素朴的文字抒情，对人生小小事情，一例俨然怀着母性似的温爱，从笔下流出时虽方式不一，细心的读者却可得到同一印象”，即他们的作品无不对人间“有个柔和的笑影，少夸张，不象徐志摩对于生命与热情的讴歌，少愤激，不象鲁迅对于社会人生的诅咒。”（同上）
普通的文学批评较为注重对作家作品这一批评本体的分析，“心无旁鹜”，沈从文则不仅对这一本体有精当的阐释，还常拿出作家的“第三只眼”，密切关注着广大的读者群。他常常能准确把握某一特定时期读者的趣味，从而分析某些作品之所以盛行的原因。“纤细的敏感的神经，从小小人事上，作小小的接触，于是微带夸张或微带忧郁，写成诗歌，这样诗歌才是合乎1920年来中国读者心情的诗歌”（《论闻一多的〈死水〉》）。焦菊隐的诗歌便正具有这种“易于为读者所接受的平常风格”，因而得到了“极多的读者”。沈从文更通过焦菊隐的作品进一步分析了当年青年男女学生的诗歌欣赏趣味：“一，是用易于理解不费思索的形式；二，是用一些有光有色的文字略带夸张使之作若干比拟；三，是写他们切身的东西”。（《论焦菊隐的〈夜器〉》）此外，分析张资平小说风行于青年读者群的原因也颇有见地。五四运动后，两性问题引起国内青年人内心激烈的动荡，他们急切地想把恋爱问题探个究竟，然而早期的诗歌和小说涉及此题材时或过于迥避如许地山，或近于矜持如冰心，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张资平却充分借鉴日本人作品中的体裁和布局，以“说故事高手”的姿态，“写年青人亟于想明白而且永远不发生厌倦的恋爱错综关系”，用“官能的挑逗”，“凑巧的遇合”，写“平常心灵产生的平常悲剧”，给了年青人兴奋和满足，因而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不仅能准确把握特定读者群的趣味，还常常试着去分析作者对读者兴趣的影响。如上面提到的张资平，沈就批评他“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趣味的培养”（同上），因而其作品最相宜的去处，“是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的书桌上”（《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及闻一多《死水》时，沈从文坦诚地指出其诗歌的“安详世故”令年青人“恼怒”，故而不易得到知音，但他却独具慧眼，指出《死水》对另一读者群——作者的广泛影响：“在体裁方面，在文字方面，《死水》的影响不是读者，当是作者。由于《死水》风格所暗示，现代国内作者向那风格努力的，已经很多了。在将来某一时间，诗歌的兴味有所转向，使读者以诗为‘人生与自然的另一解释’文字，使诗效率在‘给读者学成安详的领会人生’，使诗的真价‘由于诗所启示于人的智慧与性灵’，则《死水》当成为一本更不能使人忘记的诗。”（《论闻一多的〈死水〉》）更深一层，沈从文已经意识到读者作者兴趣的不自由，他们都受到书商的垄断和控制。论及穆时英，沈从文颇有微词：“因年来电影杂志同画报成为作者作品的尾闾，作者的作品，自然还有向主顾定货出货的趋势。”（《论穆时英》）此外，沈还批评张资平修正上海礼拜六派所酝酿的兴味，成功中有着堕落，赋予其作品浓郁的商业味，铜臭气。对此，沈感慨系之：“文学趣味的方面，并不在乎读者而转移。读者永远无能力说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一切都安排在商人手中。”（《论中国创作小说》）
三
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独特风格的形成并非偶然，与他所受荆楚地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及京派同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他作为一名作家自身所具的修养素质密切相关。沈从文成长于山明水秀的湘西，小小年纪便随军队穿行于千里沅水之上，对湘西的山水风物有着广泛的了解，正是这些有灵气的山水为沈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浪漫的背景，也培养了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感悟力。刘禹锡曾有语云：“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注：刘禹锡：《送周鲁儒序》。）。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观，其文学批评中独到的感悟力，不能不说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山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对这种“江山之助”，国外学者也常有精当论述。日本的青木正儿曾这样论述中国南方气候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温，草木繁茂，山明水秀，富有自然资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思的悠闲。因而，民风较为浮华，富于幻想，热情，诗意。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唯美的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注：（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湘西的大自然对沈从文批评个性的发展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影响，而荆楚文化则为其成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楚地巫风盛行，由来已久，汉代王逸曾道及此俗：“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以乐诸神。”（注：王逸：《楚辞章句》。）荆楚之地长期以来都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这种巫文化氛围，使楚人部分地摆脱了宗法制的严重束缚，表现一种自发的自由精神，用直观想象的方式去把握周围世界，因此楚地的巫风带有较多的艺术性质，对作家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注：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67页。） 《楚辞》激宕淋漓，想象丰富奇异，表现出“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注：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第72页。），与巫风这种独特的直观想象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同样，处于巫风盛行中心湘西的沈从文也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表现在其创作中，则是对巫风这种习俗的多次描述，作品在浪漫的意绪中透出几丝神秘的气氛，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则是那种天马行空的感悟方式。此外，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式点评式批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着沈从文的批评方式。早在1921～1922年沈从文在保靖任陈渠珍书记期间，他就系统地阅读了司令部的《四部丛刊》，并与姨父聂仁达有密切交往，大谈“宋元哲学”、“大乘”、“因明”等，饱受传统文化的滋润（注：参见《从文自传》，《沈从文文集》第9卷，第214～218页。）。 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达方式上注重领悟和感受，常常用中国式的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去感悟作品，不重分析、归纳、演绎，而重静观、感受、领悟。这种表达方式表现在具体的文学批评时，不重对作品作分析擘理的解剖，而重总体的感觉判断，常用形象化的描述，借助类似的意境，直接抒发自身的感想，表达自己对作家作品的总体感受（注：参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绪论部分第12～13页。）。沈从文的批评模式表现出与这种感悟式表达方式惊人的相似性，不能不说是受了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深刻影响。当然，沈从文也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性的。沈平生不通外文，只是在与京派同人如李健吾、朱光潜等的交往中，接触到法国印象主义批评及德国的直觉论，但总的说来，这些影响对其早期的文学批评影响不及古代文论，较为微弱。沈从文独特的批评风格还与他的作家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宁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取得成功”，创作不拘一格，不“文体家”的美誉。同样，其文学批评亦非常注重自身特色，他觉得“写评论的文章本身就得象篇文章”（《〈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因而认真对待，力争写出自己的风格。如本文所提到的对作者风格的审美把握，作家间的比较，对读者群的关注都有独到之处，非沈从文莫属。正如苏雪林所评，沈从文“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他自己”（注： 苏雪林：《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1934年9月第三卷第三期。）。此外， 沈从文自身的创作道路充满了艰辛，早期更是饱受书商的剥削，深深感到作者、读者双方双重的不自由，因此在文学批评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对读者的热切关注。沈从文以作家身份参与作家间的比较，难免有些偏颇，甚至有点“异想天开”（如鲁迅与徐志摩的比较），这又与他作为一个作家想象力丰富，感受力敏锐密切关联。
本文联系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观分析了其文学批评三个方面的特色，并粗略地探讨了这种风格的成因，尚未能对其文学批评的所有成就和特色作全面深入的探讨。作为一家之言，自有管窥之嫌，但我们坚信，沈从文在文学史上不仅仅是小说家、散文家，也是批评家。随着沈从文热的掀起，其创作已重新得到人们的认可，他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逐步上升。我们相信，他那独具风采的文学批评也必会引起文学批评史家的广泛关注，并将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0
〔2〕艾光辉.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4）：162～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