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已经理所当然地得到充分肯定。固然，这首先源于沈从文作品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一批研究者扎实勤奋的工作和锲而不舍的探索。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始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原则对历史及历史人物进行重新的反思和认识，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在海外及香港的研究成果得以传入的同时，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此期间编写的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注：参见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有关章节。），重要的研究专著也已面世，如由青年学者、沈从文的忘年交凌宇撰写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1985年版）和《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此外，尚有大量研究论文见于《新文学史料》、《吉首大学学报》的沈从文研究专栏、专号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刊物。1988年吉首大学还发起举行了全国“首届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并编辑出版了研究文集《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宏观历史文化角度着眼，微观作家作品研究入手，对沈从文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艺术创作个性、思想文化内涵作了初步论述，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开辟了道路。
9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展开的，研究热潮中涌现出吴立昌、韩立群、邵华强、贺兴安、赵学勇、黄献文等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沈从文研究学者，对上一时期初步建构的研究框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充实和巩固。一方面数量空前的单篇学术论文见诸各类学术刊物（注：《吉首大学学报》在1991年第1期、1993年第9期、1995年第3期次第推出“沈从文研究专号”，为展示其研究成果较集中者。）；另一方面，各种沈从文传记、评论、资料汇编专著得以问世（注：除国内学者的众多著述外，美国学者金介甫在八十年代撰写的、沈从文研究中上第一部传记《沈从文传》也由时事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了中译本。该书附录的著作年表收沈从文作品736篇，篇篇都有详细考证，有些作品在当时国内系首次披露，学术资料价值较高。）。这些研究成果数量多、覆盖面广，在已初具规模的作品研究基础上，对作家的主体研究不断深化，初步形成了较为开阔而合理的学术格局。
一、以揭示沈从文的独特性为指归，以背景探源和思想剖析为主要方向——创作主体研究向纵深推进
沈从文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文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90年代的研究者从这些课题入手，突破以往普泛的“乡土作家”的单一定位，着力探索沈从文的独特个性。
（一）背景研究
沈从文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生存的地域环境和家庭身世等，是形成其独特个性的背景因素，这已是研究者的共识。在研究中“背景”成为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广义概念，它既包括作家人生经历中具体可感的环境、事件，又包括作家精神世界中传统文化因子的凝聚以及外来文化思潮的撞击。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沈宏富曾任贵州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沈从文早年成长阶段正处于这个世家式微的时期。如何看待其家世给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关系，正是显赫家世养成了他的优越感，这作为一种心理积淀在作品中体现为“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以及“梦中的爱情”，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注：黄献文：《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由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是“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注：向成国：《自然的精灵》，《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而金介甫先生则干脆说：“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书香门第。”（注：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总的说来，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但从生活基础到精神基因都为他准备了一定的土壤，于是结出的硕果也就自然带有了兼具光荣和失落的“述祖”意识，也表现出富有将门色彩的雄强气质。
新时期沈从文研究开端时，朱光潜先生便在《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的作品“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忧隐痛。”（注：《花城》，1980年第5期。）的确，沈从文独特的民族背景（按照金介甫的记述，沈的祖母属苗族，母亲是土家族）是理解其创作的一把钥匙。较多的评论者认为，民族意识（主要是苗族意识）对沈从文的一生都有影响：首先，他作品中悲悯、忧郁的基调与历史上备受欺侮磨难的苗族深重的忧患意识是和谐一致的；其次，苗族在长期遭受异族歧视下形成的强烈民族自尊心与回归愿望也影响到了沈从文，他不仅在作品中用苗语作标题和点缀，还热情地对苗族的生活极尽美妙铺陈；具体描写上，沈从文那种对灵肉结合的勇敢歌颂、对水与犬的亲和也都得自于苗族的某些“集体意识”（注：吴曦云：《沈从文的创作与民族意识》，《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沈从文表现出一种“湘西式的孤独”，即“湘西少数民族面对‘现代文明’的暴力摧残、金钱腐蚀，‘神圣事物’被亵渎从而顽强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悲剧性抗争，它不仅体现了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这一人类文明史的永恒课题，而且更以少数民族的悲惨命运昭示着独特的文化价值。”（注：彭晓勇：《民族生命元气的执著追求——沈从文小说论》，《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4期。）但另一位学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角度来考察，认为“沈从文只是一个乡土作家，实难称民族作家”，他在心态和立场上始终是站在他者的位置上看待苗族的。一方面，在确定自己族属时沈从文曾几度反复说明表现苗族文化只是他“在文坛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强有力保证”和“作为湘西代言人与外界对话的依据和支撑”；另一方面，“在他的湘西世界里，紧迫的问题不是苗汉文化冲突，而是城乡差异”，他并不太关注“苗汉文化间极富潜在意义的对话”，而是以地域特征消解民族文化特征，这在他后期创作中尤为明显。（注：刘洪涛：《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汉族形象及其背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一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沈从文的文化源泉是一种以苗族文化为主的“小乡城”文化，它处于乡村与都市之间，是苗族文化、汉族封建文化以及后来侵入的资产阶级文化等的复合体。（注：侯运华：《论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但是，学者们都不否认沈从文作品中的民俗构* 和原型意味，（注：这种意见比较集中地见于李继凯：《民间原型的再造——对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和赵学勇：《沈从文创作的民俗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等文。）这与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湘西文化因素乃至华夏民族集体意识密切相关。
另外，与作家的民族背景相联系，研究界普遍认为沈从文坚持用以自称的“乡下人”这一概念带有明确的少数民族含义，有学者将其具体表述为“在中国社会压抑和蔑视之中形成的非汉族出身者的富于寓意性的存在表白”，并进一步认为“乡下人”又等同于沈从文在都市以创作为职业，而他从事这种职业是以让读者跨越“间隔城乡的深沟”为目的的，因此，作者自称“乡下人”这一概念就是希望在对立的“城市”和“乡村”二者之间作为一种“媒介体”而存在。（注：[日]今泉秀人：《“乡下人”究竟指什么——沈从文和民族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应当说，这种阐释是颇有新意的。
若将视野扩大到沈从文整个的生活时代，可以发现他儿童时代接受的还是汉文化的私塾教育，生活创作又处于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交替阶段，因此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更不可忽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从哲学层面上看，他一方面汲取了儒家那种积极入世、修身立人的精神，因此不断做着以文学改造社会、重建民族道德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汲取了庄子哲学中相对自由的观念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从而具有了强烈的自然观念和生命意识。从美学角度上看，沈从文一方面受到道家思想与禅宗学说的熏陶，注重宁静乡野的朴素和谐（当然也有个别论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沈从文的超脱纯粹为自然山水所哺育，并非来自庄禅），另一方面对自由无羁、浓郁艳丽之屈赋风韵的继承，再加上楚巫文化之神秘气氛与浪漫情调的影响，又促成了沈从文对奇幻神圣的宗教美感的追求。杨义在《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一书中总结性地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可以看作北中国古都文化心态和西部中国初民文化遗留的审美凝聚物，看作南方的古楚文化遗风和北方远离政治旋涡的文化城中闲适飘逸心境的人性共鸣曲。”（注：参见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沈从文创作风格形成的时期，正处于中外文学剧烈碰撞、融合的文化背景下，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注：参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就从这个角度出发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而沈从文作为一位很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他身上显现出的受外国文化影响或与外来思潮暗合的种种痕迹，更得到了90年代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如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就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并结合作家的人性观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作家这种创作倾向的积极意义及片面局限之处做了客观的分析，这是本阶段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还有许多学者注意到沈从文对湘西的歌颂和对都市的批评中表现出反压抑反异化的倾向，谈到这一倾向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则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二者是相切合的，都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有人认为二者虽都对人性的扭曲和分裂进行解剖，但沈从文的自我意识是统一的，他缺乏西方现代派作家那种绝望和分裂的主体感受；还有人认为当时的中国都市还远未跨过工业化的门槛，因此沈从文并不像西方现代派作家那样表现出对工业社会异化现实的精神危机感，相反他正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而批判当时那种“带有很深的封建传统烙印和殖民文化寄生淫逸的气味”的都市文明。（注：秦志希：《关于都市文化批判与乡村牧歌的质疑——沈从文文化困境描述》，《江海学报》1991年第1期。）另有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土生土长于中国的沈从文，其实也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爱欲主题、社会批判、美与爱的文艺宗旨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注：王学富：《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二）思想研究
沈从文笔下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精神气韵，归根究底还在于其思想特质。90年代以来，思想研究在沈从文研究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研究者们以其思想中的人性内涵与生命信仰为起点，从多侧面观照和透视了作家的精神世界。
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
他一贯主张“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注：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大公报•文艺》1936年3月29日。），因此，“人性”问题构成了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
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由此我们可看到他作品中“一系列时空交叉、两相对应的思想和艺术世界的设置”，他以“被动式、逆向型思维方式”表达了对湘西社会健全人性、健康生命的爱，又以“防御性心理机制”表达了他对现代都市文明使人性扭曲、人的价值失落的憎（注：杨洪承：《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贵州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4期。）。正是从文学通过表现人性可以感化教育读者，鼓舞人们向上这一点出发，沈从文自称是“人性的治疗者”（注：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沈从文人性理想的核心是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美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因此他把人性看得超越于时代，避开文学在时代激流面前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道德选择，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文化批判的深度。
关于作家这种“人性”观念的形成：有人认为是在东西方文化共同影响和熏陶的前提下，“沈从文对湘西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外在经验条件而与他的主观政治思想（即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而产生”（注：郑战兵：《植根于湘西的肥沃土壤——作家沈从文成功原因初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但这种认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沈从文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又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于是只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角度作动态的对比；同时，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征。
与他的“人性”思想相适应，信仰生命、探索生命是贯穿沈从文整个创作的基本主题。虽然他在这方面的阐释并不系统，但研究者们不是概括出一些基本观点。
首先涉及到的是沈从文怎样看待人生的问题。他将人生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需要被超越的由现实功利得失构成的“生活形式”，一是应该追求的“生命形式”——后者又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动态提升过程，即：a.人的自在生命形式，“人在社会中的义利取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不为金钱、权势所左右。”b.人的自为生命形式，“经‘理性’与‘意志’认识并驾驭人生”，“使生命从自在上升为自为”。c.这种自为生命形式，还必须“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之外”，“粘附到这个民族的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目”。（注：李明劼：《虹与影：沈从文的生命理想》，《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在沈从文看来，生命具有不可重复的一维性，而艺术是对抗死亡、延续生命的载体，艺术长青的本质在于表现生命之爱；生命具有自然性，应是人性的自然张扬，是强健生命力（即爱欲）的健康发展；生命又具有双重性，其短暂与永恒、爱与死、单纯也复杂都是艺术表现的内容；生命的根本内涵是情感和偶然，它决定了生命的形式和艺术世界的视野；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美的追求（真善美又是统一的），即对种种形式（宇宙自然的形式和人的生命的形式）的疯狂与追求。——总之，沈从文如此关注生命，都是为了表明他的艺术观：美在生命。同时，他所说的“生命”是一种以审美为核心而又不脱离生理和社会的三维结构体。（注：吴东胜：《生命即美——试论沈从文的生命学说》，《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沈从文一方面认识到文化与自然的二律悖反，而试图将文化教养与自然人性扭结起来为人类的远景铺就康庄大道；另一方面他反对战争，想用爱来弥合阶级之间的隔阂。这种从生命理想升发出来的人类之爱有其局限性，但也自有其永恒价值。（注：易小明：《对抗中御悟人生》，《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2期。）还有论者把沈从文的生命艺术观与泛神论思想相联系，作出了“‘神’是沈从文的艺术情结”的结论，认为沈并非虔诚信仰某种具体宗教，“神”对他而言只是一种美的抽象、艺术的迷狂和生命的崇拜。（注：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长期以来，沈从文执著于“人性追求”，强调生命力的张扬，又有意识回避政治表态，这都给人们理解作家政治的观点与态度蒙上了一层迷雾。韩立群认为沈从文的小说中“对于反抗力量和革命力量的同情，对于下层人民悲剧命运的探索，对于上流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于启蒙主义理想的向往”都体现了他的思想倾向（注：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406页。）。吴立昌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态度出发，对有关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具体的辩证的论析：沈从文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致力于“民族精神的重造”，但同时又抱着既不轻视左翼、也不鄙视右翼，只信仰“真实”的“自由主义中间作家”的态度。在当时文学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现实中，这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了力图摆脱政治而又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于是在沈从文的“超政治文学观”中，“既有反对反革命政治错误干涉的成分，也有反对革命政治正确‘干涉’的内容；既有强调文学特点的合理因素，也有反对文学表现革命内容的偏见；既有主张文学远离政治的幻想，也有主张文学应该表现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注：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这样的辩证考察不仅澄清了对沈从文的某种历史误解，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与政治之间各种联系的一个再认识。
9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对沈从文思想困境的正视和剖析逐渐成为研究的新动向。研究者们既不再像新时期以前几十年那样以“左”倾观点简单否定之，也避免了新时期以来一度出现的将其文学成就任意拔高的倾向，对沈从文及“沈从文现象”做了更加客观的探讨。人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沈从文肯定乡土批判都市的坚定立场中含有“超越自卑”的心理动因。沈从文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乡土生活基础的“都市闯入者”，为了找回心理平衡进而获得文化优越地位，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把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即以湘西世界的纯朴、静美来与都市文明抗衡）；二是将都市人的优势转化为劣势（即猛烈抨击都市的一切生存方式）（注：罗成琰：《沈从文构筑的都市世界——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求索》1992年第3期。）。基于这种心理动因而产生的以乡土为本位的文化观，就不可避免地隐含了一种反文明、反进化的倾向，而对乡村及都市两种文明的评价也因囿于道德立场而缺少一份历史理性，因此沈从文持有“以乡村改造都市”的主张，显然是不合历史逻辑的天真想法（注：张鸿声：《与乡村对立中的都市人生——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对湘西文化自身的弱点危机也并非没有丝毫认识，而这使他陷入了更深的文化困境：“当他感受到这种湘西的狭隘蛮俗时，他向往都市新的世界；当他生活于都市时，又发现都市文化残害自然的人性，于是反而向往湘西乡村；一旦沉浸于湘西文化之中，又意识到它致使的弱点。”这种“乡下蛮子”与文明教授的双重意识造成了沈从文作品中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冲突，无法摆脱的文化困惑最终制约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并导致了他艺术生命的终结（注：秦志希：《关于都市文化批判与乡村牧歌的质疑——沈从文文化困境描述》，《江海学刊》1991年第1期。）。另外，有的研究者还从沈从文的极言“忘我”中探究到作家灵魂深处对于人生抱有的恐惧感：他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负累，仿佛身后有一片巨大的阴影在追逼着他。他的担忧与恐惧，不是“懦怯”、“怕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将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之中，这实际上又是不能“忘我”。对这种恐惧感不应单纯理解为对于政治境遇的反映，从更深一层看，它还是对民族以至人类目前生存状态的恐惧，对人不能“心与心相沟通”的恐惧。这也是理解沈从文道德理想的重要门径。（注：郑英杰：《论沈从文论理思想》，《吉首* 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2期。）
二、立足于作品分析，着力于文体探秘，并向作家作品纵横比较等层面拓展——日臻全面而深入的作品研究使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得到公正的评价，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人们对作家与作品的研究是相互结合、彼此促进的，90年代在对创作主体的理解不断加深的同时，研究者对沈从文作品的价值也获得更为准确透彻的认识，在作品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超越以往的深刻见解和新的观点。
（一）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
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正如同沈从文在作品中是将这两部分互为参照和说明一样，研究者也从未孤立地看待它们：他们或从乡村题材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的人心变异的内容入手，或从都市题材中暴露道德沦丧、生命力萎缩的意蕴出发，探索了作家的创作意旨、表现方式、内容构成等多方面内容，最后统一到作家信仰的人性、生命理想上来，统一到作家用民族“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上来，同时也分析了作家的文化品格及其局限。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注：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229页。）及谭贻楚的“情爱文学研究”（注：谭贻楚：《沈从文情爱文学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探讨。总的来说，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
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则有一定深化。研究者积极展开论争，充分揭示了沈从文创作的丰富性，同时也进一步触及到文学作为人学、作为社会生活之能动反映的实质。
关于沈氏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注：《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在这里另外补充两种说法：一是从《边城》创作与“水”这一表达孤独、隔离的原始意象的密切联系出发，认为表现人类孤独的痛苦是《边城》的内在意蕴（注：王轻鸿：《“建筑在水上”的边城——沈从文〈边城〉内在意蕴新解》，《名作欣赏》1996年第5期。）；一是把《边城》看作沈从文对优美恬静而又终不免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的编织（注：王友光：《优美恬静与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我对沈从文〈边城〉的解读》，《名作欣赏》1997年第2期。）。另外，还有研究者引人注目地提出：“《边城》远不是作家所认可的生命理想国，《三三》才完美地体现出作家的生命理想。”（注：吴东胜：《生命即美——试论沈从文的生命学说》，《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但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而对于沈从文的其他小说，研究者也颇多争论。例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父权制文化意识（注：[美]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阿金》是要借两个男人的心理战来验证人类的某种本性（注：陈润兰：《单纯显深厚 平淡见机心——沈从文小说〈阿金〉赏析》，《名作欣赏》1993年第2期。），还是对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舵桨的湘西人的深重忧虑（注：王晓冬：《无常之网中颤栗的灵魂——沈从文〈阿金〉解读》，《名作欣赏》1996年第5期。）？《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注：山风：《“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名作欣赏》1991年第5期。），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注：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这些争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气氛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文体研究
沈从文早在30年代就以其多变的文字和体式而被称为“文体作家”，90年代的研究者又将“文体”看作“有意味的形式”，各有侧重地揭示了沈从文小说文体与他所表现的艺术世界的内在同构关系。
有的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将独特的悲剧生命体验加以审美形式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沈从文文体”，其表现手法及范围是：a.以一种“突转”式的叙事结构来表达人无法自由掌握自身命运的悲剧感受；b.以“二元对立结构”的文体模式揭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这种理想人性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受到的腐蚀；c.以外在表现与人物的真实意识之间的对立来揭示和暴露都市上层、知识阶层的虚伪腐朽，以对生活细节、人物言行的复制来表现都市下层平民的麻木涣散。（注：周源：《悲剧生命体验与沈从文小说形式——兼论沈从文文体》（上、下），《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4、5期。）但这种分类似有标准不一、缺乏提炼和游离于文体考察之外的弊病，因此更多的研究者还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有人认为沈从文在文体上的成功得益于他在叙事形态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内外视角的转换演进故事情节）和多样化的叙事结构（包括“分散—整合”的意蕴场结构，散文化、诗歌化的叙事结构，以及人格象征化结构）（注：王继志、陈龙：《试沈从文小说文体的叙事形态》，《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社版）1991年第2期。）；有人则将沈从文坚持在“写故事”的名目下进行小说创作视为他文体上的独创性，认为作品中由叙述人与听众相互穿插、对话组成的“故事场”是湘西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研究者从文体角度找到了沈从文笔下这一世界走向崩溃的原因：即湘西世界“因讲故事而确立，也因故事的消散而解构”，两次回乡摧毁了沈从文的湘西梦，近二十年的都市生活更让他脱胎换骨，立足于现实中的沈从文因此不再有创作的冲动。同时，“沈从文看好讲故事、强调小说叙事性、坚持客观原则、解构启蒙话语，这作为反思‘五四’的具体成果，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辟了道路。”（注：刘洪涛：《沈从文与现代小说的文体变革》，《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沈从文的创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以富于个性的文学创作曾经活跃于中国文坛，并享誉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起的作家。因此，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其他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理解沈从文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关于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研究者们着墨最多的是他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创作的相近之处。二者的艺术世界虽然存在着中西文化进程的落差，但都执著于“乡下人”的立场，坚持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索，通过对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双重批判来寻找现代人在文化困境中的出路，“追求人类文明的永恒价值——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类共同需求的文化。”（注：赵学勇、卢建红：《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然而对于二者在美学境界、悲剧意识等深层次的差异，似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述。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废名、艾芜的创作与沈氏创作的比较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废名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居于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中存在着突出氛围、重视文体以及题材缺乏时代感等共同之处，但又表现出重“趣”与重“情”、重经验与重描写等不同之处（注：殷卫星：《论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兼谈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特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而沈从文与艾芜在创作前都有一段与下层民众相结合的生活，描写的又都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下等人和大时代冲击圈以外的异样世界，这构成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异性（注：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56页。）。此外，一些研究者在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这种差异可用“忧郁空灵与明朗洒脱”做一个概括（注：夏逸陶：《忧郁空灵与明朗洒脱——沈从文、汪曾祺小说文体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他们都尽情展现地域风情，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试图择取农业文化中积极因素以抗衡封建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造成的弊端，因此在审美追求上都能与农业文化相适应（注：赵学勇：《人与文化：“乡下人”的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比较论》，《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沈从文与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二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注：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四）文学史地位评价
正像本文开始提到的那样，经过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和扎实工作，去芜取精，去伪存真，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得到公正的评价，其地位亦得以确立。评论者们普遍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金介甫更把他归入世界级大作家之列，认为他超过都德和弗朗斯，堪与契诃夫媲美（注：金介甫：《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同时，沈从文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范例，“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他）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注：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第7卷第6页。）；“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合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注：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40-741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超越并发展了“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被认为“是鲁迅所预期的那种真正的平民作家”（注：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但是沈从文的创作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还不能清楚地认识所谓都市‘文明病’是人类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的现象。“他还常常从男性角度看待女性美，虽发掘了她们重义守诚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们内心凄苦的一面。在肯定淳仆的人性美的同时，沈从文也不知不觉地肯定了传统的奴性和愚昧。凡此种种都说明沈从文的思想还没有超越民主主义思想范畴。”（注：王锡伦：《沈从文论》，《北方论丛》1990年第2期。）前面谈到过的关于“思想困境”研究也对此做了细致深入的挖掘与分析。
以上主要是就沈从文小说作品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这是沈从文研究的主体部分。除此之外，对沈从文为数相对较少的散文、文学批评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王继志和韩立群在各自的《沈从文论》中对其散文创作进行了系统研究（注：王继志：《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云冬《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述评》（注：见《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社版）1995年第4期。）一文，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部分发展概貌。同时，温儒敏、许道明两位先生在他们各自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许道明《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又都将沈从文作为一位富有特色的批评家进行专门阐述，把沈从文的批评实践归入“作家批评”、“风格批评”一类，艾光辉《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一文则沿着这一思路从批评原则、批评方法及批评特色等具体方面进行了极为深入翔实的分析，从而表现出人们对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的重视与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90年代沈从文研究蓬勃开展、全面推进的浪潮中，已开始出现了仔细梳理前人成果、对他人的研究进行再探讨的深层研究，如上文提到的述评作者吴蕴东和云冬，以及在《复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5期上发表《吴立昌与沈从文研究》的赵学勇等，都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从事沈从文研究多年的湖南学者凌宇还专门撰写了《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不仅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地评述了五十余年来沈从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发展脉络，而且能使人在文化—文学—文学批评的大背景下，得到有关现当代文学整个学科研究的诸多启示。这些努力都为把握沈从文研究的正确方向、发现和解决新的学术研究难题做出了贡献。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术风气。
以上是90年代沈从文研究的大致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思路上由注重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研究倾斜。本阶段在较为充分的作品研究的基础上，将触角伸向更为本质的创作主体部分，涉及文化背景、思想内蕴等多个侧面，并将沈从文作为时代的杰出作家放入更宏大的文化视野中，既有助于深刻领会作品又触及到了文学发展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第二，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同时大胆引进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结构主义，原型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叙事学研究方法，精神分析学说等，对沈从文及其作品进行了新领域多角度的再认识。
第三，在80年代重新充分肯定沈从文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冷静客观的思考，认识到沈从文的困境与局限；同时，又不停留在他个人荣辱得失的探究上，而是上升到对新旧交替的一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心理悖论和精神苦旅进行考察的高度，从而具有了一种超脱平凡的哲理性和悲剧感。
总的来说，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正从偏狭走向开阔，特别是对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透视，更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个水平有了提高。但与此同时，有些问题也值得引起注重，例如，研究方法的骤然增多有时会使部分研究者在眼花缭乱、急于借鉴的情况下，忽视乃至放松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追求；研究成果的扩展有时会使后来者在感到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片面追新趋奇力求观点惊人而缺乏“小心求证”的严谨态度。另外，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沈从文对待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沈从文“生命学说”的心理学框架等。
傅汉思先生在《挽沈从文》一联中曾这样评价他：“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面对一位如此富有魅力的研究对象，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加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