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他作为本世纪一个重要文学流派——“京派”文学的传人，其散文无不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只有散文，却是土产，渊源有自，可资借鉴汲取的传统很丰。（注：汪曾祺：《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他的散文就是极好的承载了中国文人儒道思想相融相济的精神特点，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学创造。
他出生于江苏高邮，这地方古文化渊源甚深，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汪曾祺说：“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注：汪曾祺：《我的家乡》）他的家是一个带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开明地主之家。他的祖父是前清的“拔贡”，治家有方，自奉甚薄，爱好古董字画，曾亲自教他《论语》和书法。祖母是一个勤快的人，一年四季忙不停，善做各种风味吃食，为他日后对饮食文化的精到品味和赏鉴起了很大的影响。（注：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是一位“通才”从各种运动到摆弄各种乐器，以及画画，刻图章，无不精通；并且为人随和，手艺灵巧，善于给孩子做各种玩意儿，诸如 荷花灯、纺织娘灯、西瓜灯、风筝等，是个“孩子王”。因而汪曾祺说：“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注：汪曾祺《我的父亲》）汪曾祺从小还喜欢出入街上两旁的店铺，“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他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手艺人的生活方式，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注：（20）汪曾祺：《自报家门》。）可见，汪曾祺从小就置身于“无可排除”的传统文化之中，这些势必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趣味的形成。汪曾祺虽然年轻时迷恋过尼采、叔本华、萨特等西方哲学思潮，但他却能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其主要思想仍然体现为内儒外道的特点。
一
汪曾祺的个性偏于阴柔和平淡，是个“平和的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莫过于“中庸”之道。汪曾祺在《翠湖心影》中，极其清晰地表述自己的“中庸”之道：“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太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不大”、“不小”，“正合适”，也就是“适度”，这反映了一个具有中庸性格的传统文人心中的审美尺度。这种“中庸”的美学观，自然排斥那些属于“崇高”审美范畴的东西。《泰山片石》是这样夫子自道的：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强者之山，——我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
在这种“中庸”思想的主导下，汪曾祺甚至以“常人”之心，度“伟人”之腹，得出相当有趣的“蛮式”妙论：
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完全没说个所以然，这倒也是一种办法。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点底气不足之感。
汪曾祺这样评点“前人”，固然是由于他的“中庸”之道使然，但倒也让我们看到“中庸”之下，仍然时时涌动着一股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这是很让人玩味的奇特现象。
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注：《中庸》右第一章）“中庸”具有“时中”的特点，何谓“时中”？朱熹是这样解释：“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注：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第1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因此，“时中”的“时”，是流变不居，“中”是应变的原则，二者一变一常。如何调适此变与常，使变不失常，是“时中”的真义所在。这就是说君子的“时中”之道，就在于有顺应时宜，处理问题时能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是“圣之时者也”。（注：《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中庸”之道的重要精髓还在能“审时度势”。汪曾祺把这一“中庸”精神换个通俗的说法——“随遇而安”。当有人关切问他当“右派”这些年怎么过来，汪曾祺却颇为平静地回答：“随遇而安”。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心态：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
我觉得汪曾祺之所以成为“这一个”汪曾祺，就在于他有这么一种“随遇而安”的精神支柱。说来也是啼笑皆非的事，汪曾祺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直至1979年，他才与“右派”的影子告别。但他挺住了，而且活得很好。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而形成这一人生态度，可追溯至他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汪曾祺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讲述自己寄宿在昆明民强巷时，已落拓到极点。没床，睡在一块高高的条几上；被面不知去向，只好无论冬夏，都拥絮而眠；没烟抽，只好又从地上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上火再抽两口。但精神上，他却很充实，过得很自在，写一些“空灵”的文章，“说一些‘没有两片树叶长在一个空间’这类的虚无飘渺的胡话”。尤其晚年回忆昆明而作的《跑警报》，更是把当时联大学生“随遇而安”精神写得栩栩如生，传神逼真。联大学生面对侵略者的敌机“空袭”，不是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而是泰然处之，见“机”行事。借“跑警报”之机，发生了不少谈恋爱、拾金子、洗头发、煮莲子等浪漫故事。这说明了，联大学生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显而易见，汪曾祺的“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也有消极因素。关于这一点，他说：“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随遇而安》）这段话分析得恰如其分，十分精辟，也是我们分析他“随遇而安”思想所持的科学态度。
二
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了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是儒家思想的怀抱。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东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屡次谈及自己与儒家思想的精神联系。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可见，汪曾祺亲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伦道德的践履中，表现出对俗世生活的执着与肯定，这构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现世品格。我以为这一现世品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活的广泛乐趣，一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
汪曾祺对生活的热爱，有两个明显的兴趣点，即各地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先谈他的第一兴趣点。汪曾祺笔下的烹饪文化之精妙，让人大开眼界，饱尝“口”福。简直可以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相提并论。如《故乡的食物》列举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从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鸭蛋”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野禽类的“野鸭、鹌鹑、斑鸠”和野菜类的“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无不一往情深，款款道来。以描述名闻天下的高邮咸鸭蛋为例，看看汪曾祺是如何倾注他的笔墨的：
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出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
汪曾祺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月是故乡明”的心态，至情至性，颇为风趣。
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现在各地植物称作“葵”，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菜”。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注：汪曾祺：《随笔两篇〈葵?薤〉》。）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注：汪曾祺：《随笔两篇〈葵?薤〉》。）此言不差，也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风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笔下乐意表现的另一个话题。汪曾祺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注：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风情名物所弥漫的民间，后来在北京工作，他还曾编过几种“民间文学”的刊物。因而，他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力和农民式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并写进自己的作品中。如他对北方农村水母宫内供着水母娘娘很感兴趣。因为这位娘娘的装束，完全是一个农村小媳妇：大襟的布袄、长裤、布鞋。她的神座不是什么“八宝九龙床”，却是一口水缸，上面扣着一个锅盖，她就盘了腿用北方妇女坐炕的姿势坐在锅盖上，她是半侧着身子坐的，不像一般的神坐北朝南面对“观众”。她高高地举起手臂，在梳头。这“造型”是很美的。这就是在华北农村到处可以看见的一个俊俊俏俏的小媳妇，完全不是什么“神”！老百姓之所以尊她为神，传说是这样讲的，有一位神仙为了感谢这位媳妇不顾自己到老远担水的辛苦而给人解喝，赠了一根马鞭在水缸里提水。有一天，小媳妇住在娘家，早起正梳头，就听有人报信，她婆婆家村淹了水，小媳妇一听：坏了！准是婆婆把马鞭子拔出缸外了！她赶忙往回奔。到家了，急中生计，抓起锅盖往缸口上一扣，自己腾地一下坐到锅盖上。嘿！水不涌了！水退后，她接着梳头。汪曾祺赞叹道：
这位小媳妇是值得被尊奉为神的。听到婆家发了大水，急忙就往回奔，
何其勇也。抓起锅盖扣在缸口，自己腾地坐了上去，何其勇也。水退之后，继续梳头挽纂，又何其从容不迫也。（《随笔两篇?水母》）
这是农民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的神，是农民心目中的女神：一个能干善良且俊俏的小媳妇。农民对这样的水母不缺乏崇敬，但是并不畏惧。农民对她可以平视，甚至可以谈谈家常。这是他们想出来的，他们要的神——人，不是别人强加给他们头上的一种压力。
又如《城隍、土地、灶王爷》，汪曾祺考也是写得诙谐有趣，引人入胜。以“祭灶”为例，汪曾祺辨了“祭灶”的起源，一路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尤其以《东京梦华录》载：“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和《梦粱录》、《武林旧事》记述用“饧”即关东糖作祭品的事，让人读之，心里直乐：
原来灶王爷即是每一家的守护神，又是玉皇大帝的情报员，——一个告密者。人在家里，不是在公开场合，总难免说点错话，办点错事，灶王爷一天到晚窃听监视，这受得了吗！人于是想出一个高招，塞他一嘴关东糖，叫他把牙粘住，使他张不开嘴，说不出人的坏话。……
看来，中国的百姓——主要是农民能编出一些对诸神不大恭敬的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种谐趣的本身，其实也是老百姓观察世相人情的独特心态的流露。
在此，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来看，存在于广大农村的“活着”的民间文化，其实是传统文化的渗透、融合和转化的生动形式。《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就孔子的立场，鬼神之灵的实际存在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乃是祭礼本身的意义。因此，冯友兰指出：“儒家对于祭祀之理论，亦全就主观情感方面立言，祭祀之本意，依儒家之眼光观之，亦只以求情感之慰安。”（注：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 第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上所述， 可以得知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感情虽是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的再现。 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 ”（注：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写风俗，有点怀旧，但那是故国神游，给人是慰藉，不是悲苦。
汪曾祺另一个现世品格就是对生老病死的通脱旷达态度。在儒家先哲看来，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才能在死的自觉中感受到存在。孔子拒绝讨论怪力乱神，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注：《论语?先进》）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注：《论语?里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注：《论语?卫灵公》。）这讲的即是死的自觉，更是生的自觉。正因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死亡的可以无所为甚至不屑一顾。汪曾祺写的《对口》、《疟疾》、《牙疼》等“旧病杂忆”系列散文，都是表明他早年对待疾病的通脱态度。他在小时候，颈上长了一个对口”，有“莲子盅”大，医生施行手术，他父亲给他嘴里“衔”一颗蜜枣，惹得医生对他父亲直夸：“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声！”他每年都发一次疟疾，“从小学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就快来了，等着吧。”这种病甚为厉害，但汪曾祺却引杜牧诗云：“忍过事则喜”，倡导对疟疾只有忍之一法，对患牙病，他也是抱着这样通脱的态度。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可他泰然置之，而且“有点幸灾乐祸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我不会疼得‘五藏烦燥’，该咋着还咋着。照样活动。腮帮子肿的老高，还能谈笑风生，语惊一座。”他去看牙医，恰巧不在，乐得“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拿着这笔钱上牛肉馆，美美吃它一顿，从他描述这些对待疾病的经验看，他的确是一个苦乐随缘、安时处顺的人，他说：“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牙疾》）真是个没治的乐天派。
《七十书怀》、《自得其乐》、《祈难老》、《无事此静坐》，这些文章都流露着汪曾祺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晚境心态。《祈难老》，汪曾祺从太原晋祠的“难老泉”说起，认为“难老”之名取得甚好。不说“不老”，而说“难老”。所谓难老，乃是希望老得缓慢一点，从容一点，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那样的衰老。他指出：“老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脱的。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云：‘鸡猪鱼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这样的态度很可取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注：《孟子?尽心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说明人之所以能够知得“天命”，乃是对世间人事有了更深的理解。汪曾祺对于人生能看得通脱和深入，这正是他知心所性，心境益臻于中正和平使然矣。
三
从表层上看，儒家思想似乎塑造了汪曾祺的现世品格，道家思想培育了他的超脱情怀。其实，儒道都具有互济互融的特点，尤其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上，二者属于殊途同归。儒家追求的与天地同构的思想，即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庄子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注：《庄子?知北游》。）这种追求山林原野，天地自然，给人以精神和感性的愉快是一致的。汪曾祺对曾子“咏而归”的理想是心向往之，他赞叹道：“这写得实在非常美。曾子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至。”因而，他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认为“儒家是爱人的”，并自诩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注：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
汪曾祺师心造化、别具慧眼地从陶渊明诗《饮酒之五》中，拈出“人境”二字，作为指涉“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审美内容。这一境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它表明了汪曾祺以极其宽厚的胸怀拥抱他所生活的土地，以极其淳厚的感情去追求人世间的真善美。汪曾祺说他在西南联大时，就曾从老师沈从文常在竹纸书写的两句诗“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那里，悟出应该怎样用少量文字描写一种安静而活泼、充满生气的“人境”。
儒道互补的精神，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一个超然的角度，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抱着诗意的心态去面对纷纭烦扰的尘世。于是就有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美丽诗篇，汪曾祺如同古人陶渊明一样，置身于“人境”，而心地却是一片空灵澄静，追名逐利的“车马喧”不能干扰他逍遥自适的精神。他心远而身有所依，神近而形有所托。他的散文是空灵与充实的合一，是物与我，自然与人的交融贯通，这种贯通是深层的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与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