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掀起一股经久不衰的“沈从文热”，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虹彩奇观刺激着国内文学界、学术界同仁，他们尝试着架设一座沈从文与世界文学的桥梁，从而开辟了沈从文研究的新领域。在边城与世界的话题中，沈从文创作的特征和文学价值逐步展示在世界文学的天空下。
从80年代至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平行研究方面，涉及的作家主要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卡拉姆辛、兰盖等。影响研究方面逊色一点，这主要因为缺乏影响研究所需直接证明的材料，但还是出现了两篇专论。从事综合比较研究的主要是凌宇和赵学勇。凌宇有两篇综合研究的专论，开风气之先。赵学勇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的有关部分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难能可贵。本文拟就以上线索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略做审视，希冀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平行研究方面，而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又主要在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上。1986年初，程光炜、王丽丽的论文《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注：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程光炜、王丽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5.1 54-60。）是近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最早的一篇。程、王第一次将福克纳与沈从文、将“约克纳帕塌法世系”与“湘西系列”相提并论。由于误解，价值和意义不够确定的沈从文在价值和意义比较确定的福克纳那里取得了支持，进而程、王深入到二位作家作品的内部，从“淳厚的乡村生活与近代文明的强烈对照”、“对日常生活背后普通人命运的关心”两方面入手，展开比较研究。
程、王认为，福克纳所在的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种植园主即资本家兼地主，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经常和国内市场发生各种联系。这样，北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表现得直接和迅猛。沈从文身置其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与穷僻乡村保持着较大的距离，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观念对偏远农村的影响微乎其微。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两位作家在具体表现这种对立关系时，必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另外，作者还充分肯定了两位作家对普通人的人道主义的感情，看到了他们“怎样的愤火和同情的激流。”程、王对两位作家的创作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创作模式的概括，基本倾向的把握均让人深受启发和鼓舞。但对沈从文描写人生形式的主旨了解尚有偏差，认为“沈从文的这些描写显然美化了当时不可能有的乡村生活，掩盖了其中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这些观点比较陈旧且从来都是沈从文研究的误区，当然也不排除作者其实为追求一种装饰性效果。这些与作者首创之功相比，只算是白璧微瑕。
三年后，董朝斌在《齐鲁学刊》第五期发表论文《理智地对待历史，历史地对待文化－－沈从文与福克纳比较研究》。这是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董文既有宏阔的眼光，又不乏探幽发微的精神。董文回顾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文学史对“生命”意识的追求，指出人类这种对旧有文化的憧憬与渴望的“回归”意识，不只是自然人性的复归，而是包纳了对人类旧有文化的重造和再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受世界思潮和文学的影响，也弥漫着对传统文化的重造意识。沈从文就是“站在这种生命的基点上，试图从原始人性那里寻找重建民族品质的契机。作者把沈从文、福克纳放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回归”潮流中加以把握，发现两位作家创造的文学世界的同构性，认为他们都“能够理智地对待历史，历史地对待文化，力图从‘生命’这一角度来探索他们所面临的时代－文化困境的解决途径”。这种宏观考察，使人们从狭隘的背景中走出来，豁然打开了眼界。我们知道，沈从文之所以不得不停止工作，三十年销声匿迹，乃偏狭观念遏制使然，宏观地考察，无异于一剂化解偏狭的良药。接下来，作者通过福克纳与沈从文创作生命内在紧张的比较研究分析，指出“沈从文和福克纳都意识到自己心爱世界的堕落和毁灭。不同的是福克纳采取了清醒的富于悲剧意识的现实态度，在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中表现出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憧憬，这憧憬使他对重造民族品德寄予热望”。经作者精微体察，两位作家的主要特征，基本倾向昭然若揭。董文最后落笔到《喧哗与骚动》与《长河》两部作品的比较，认为，《长河》与《喧哗与骚动》一样，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这部史诗反映了湘西世界在二十世纪中国大动荡的社会中变迁与演进，展现了现代文明与原始人性的正面冲突。它与《喧哗与骚动》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象征（迪尔西和复活节）而是通过夭夭和三黑子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出希望所在。
1990年，马翰蔚发表了《人类心灵的共同回声——沈从文和福克纳比较谈》（注：人类心灵的共同回声－沈从文和福克纳比较谈／马翰蔚／／宁厦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 60-69）。马翰蔚从作家对“宇宙文化”的总体自觉认同审视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创作，而这种对总体文化自觉认同建立在对各自民族文化传统认同的基础上。世界性的总体文化，正来自异体的传统，异体文化在生息演变过程中走向了一致。总体来看，马翰蔚并未超出董朝斌的视野，但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且充满辨证思维。马文接触到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用“文化自觉”的理论来剖析沈从文、福克纳这一类作家的思想艺术，无疑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当然，这方面还有待来者做进一步的探索。
钟仕伦《福克纳和沈从文的启示》（注：福克纳和沈从文的启示／钟仕伦／／当代文坛 1991.3 48-49。）从总结创作规律角度谈地域性问题。他认为，经济世界性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可打破曾阻碍文学发展的“地环”。但他们不可能冲淡文字的地域审美特征。没有文学的地域审美特征，无从谈文学的民族特征，甚至有可能无从谈文学作品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越是地域的就一定越是民族的，而越是民族的，就必然越是世界性的，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创作世界影响就是一种启示和证明”。显然，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对国内创作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1991年，赵学勇、卢建红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论文《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注：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赵学勇、卢建红／／兰州大学学报（社科）1991.3 130-137。）。赵、卢也从是文化的角度来观照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但赵、卢的文化分析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赵、卢从人、文化、未来三个方面层层递进考察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异同。他们认为，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索，贯穿于沈从文和福克纳创作始终，两位作家都为一种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矛盾所困扰，但没有防碍他们用一种清醒的双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乡下人”和沙多里斯们，这使他们对变革时代中人的命运的考察显得丰富和深刻。他们认为，沈从文和福克纳都在对“都市文化”和“乡土文化”双重批判的基础上重构各自的文化观，在各自的文学世界里把歌颂人类心灵深处亘古至今的永恒价值——情感道德，重建现代人的精神根基作为各自毕生的使命贯穿于整个创作生涯中。从以上可以看出，赵、卢的诠释系统、透彻、不乏真知灼见，对沈从文创作的世界意义作了进一步的揭示。
上述论文对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的比较研究经历了初步发现、深入开掘、系统把握，六年之中跨了三大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哈代成了第二位平行比较对象。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大小说家，一位跨世纪的文学巨匠，他的代表作是一组以乡村为背景的“性格与环境小说”或者称“威塞克斯小说”。从类型上看，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之相似。王玲珍1989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沈从文与哈代的基调——悲观意识》（注：沈从文与哈代的基调－悲观意识／王玲珍／／文学评论 1989.1 150-151。）不是从浅层的类型，而是从深层的意识发现了他们的相似性，从而在沈从文与哈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哈代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悲观意识，这一点已为大家所认识，王玲珍主要以哈代为参照来观察沈从文的创作。她认为，我们在阅读沈从文的创作时可感到一股悲观意识的袭扰，这和哈代作品相似，但沈从文作品的悲观意识表现出一种复杂性。“沈从文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没有哈代作品中的种种神秘、阴森和悲惨的情境……可是，如果我们透过作家蒙在我们面前的那块绿纱，我们就会看到掩盖在绿意下的长河岸边的种种不幸和悲忧”，“人们在茫然中象被一只巨掌玩弄”。王玲珍认为，死亡是沈从文经常表现的一个意象，但沈从文笔下的死亡不能让人感到哈代人物死亡的悲剧性，反过来更让人感到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命运的冷酷无情。通过比较，王玲珍揭示了沈从文创作的深含悲忧的美学特征，指出了沈从文与哈代创作悲剧性基调的差异，但这是比较中的发现，阅读中的感悟，还没有对这种差异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后来赵砾坚在《哈代与沈从文的逃避主义》（注：哈代与沈从文的逃避主义／赵砾坚／／欲望与幻想－东方与西方／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8.149-164。）“超度”一节中解释了这种差异。赵砾坚认为，哈代笔下的死亡是“暗色的死亡”，短暂、突然、倏忽而逝、有如流星。“在处理死亡题材时沈从文自有独具慧眼的精辟之道”，“采用的是西方当代小说的低调陈述法，一切趋于淡化，静静地、三言两语就是通报一条死讯，而随后的心理、情绪等等，一切皆在暗示中进行。”这种粗词淡语，是一种农民风格，只有象沈从文那样炉火纯青的艺术家，才能超越复杂，进入简单的境界。赵砾坚认为，这种“含蓄心理描写法”六、七十年代风行于欧美，而沈从文这种风格的形成，早于西方几十年。赵砾坚不仅从艺术手法上解释了沈从文与哈代创作中死亡意象的异同，还进一步从各自民族的哲学里找根源，他认为，哈代从达尔文、赫胥黎、罗素、弗尔里、罗斯金、米勒等人那里学到了“命运”二字，从叔本华那里接受了悲剧意识；而沈从文则是中国的老庄垫底，“大彻大悟后是一种乐天安命的坦然”。赵砾坚的《哈代与沈从文的逃避主义》从逐日、乐土、醉泉、超度四个“母题”比较两位作家的异同，其提炼和分析有独到之处。
福克纳是与沈从文并世的作家，哈代在世也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与沈从文交叉，时间上的关联，因而比较的通道易于架设。但是法国的梅里美、乔治桑与沈从文相距一个世纪，比较研究多了一层障碍，殷国明《在不同的地平线上——梅里美与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注：在不同的地平线上－梅里美和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殷国明／／新疆大学学报（社科）1985.3 136-141）、林小斌《从田园小说比较乔治桑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观》（注：从田园小说比较乔治桑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与美学观／林小斌／／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社科） 1987.1 35-43）跨越了多层障碍，做了可贵的拓荒工作。
殷国明认为，时间、空间、身世并没有阻止他们对现实采取相似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转移到他们美学追求中去。“作为小说家，他们几乎同样厌恶资产阶级虚伪的人生，依恋未开化的下层人民中的真诚和热情，并在他们身上展示出朴实而带野性的美和力的运动。”这是他们的同。殷国明还认为，出身、经历的差异也鲜明地表现在各自的创作上。富裕的家庭出身使梅里美用欣赏的态度展示嘉尔曼生活的魅力，但不能意识到这种生活同样浸泡着痛苦。而沈从文却接触过广大的人生，他在赞美下层人民心灵美好的品质时，始终没有忘却他们实际生活的悲剧。殷国明对梅里美的把握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将沈从文与乔治桑联系起来，林小斌并非第一人。刘西渭早在《咀华集•边城》里就将两位作家相提并论。他说：“乔治桑是一个热情的人，然而博爱为怀，为唯抒情，而且说教”，“沈从文先生从来不分析，一个认真热情的人，然而他从不说教。”刘西渭概括了两人的主要异同点，但相当粗略。林小斌《从田园小说比较乔治桑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观》，详细比较了两位作家的异同，比刘西渭进了一步。
在平行研究中还有三篇是作品比较证，分别是龚伯禄，《把哀伤的情绪谱成甜美的歌——卡拉姆辛〈可怜的丽莎〉和沈从文〈月下小景〉比较》（注：把哀伤的情绪谱成甜美的歌——卡拉姆辛《可怜的丽莎》和沈从文《月下小景》比较／龚伯禄／／湘潭大学学报（增刊）1987.3.100-105.）、叶志海《〈古都〉和〈边城〉艺术特色之比较》。（注：《古都》和《边城》艺术特色之比较／叶志海／／国外文学 1990.1 181-196）张良春《中加乡土小说的典范——比较研究沈从文〈边城〉与兰盖的〈三十阿尔邦土地〉》（注：中加乡士小说的典范——比较研究沈从文的《边城》与兰盖的《三十阿尔邦土地》／张良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重庆）1992.1.1-8）。虽是单篇作品比较研究，却涉及到俄国、日本、加拿大三个国家的文学，拓宽了研究领域。以下谈谈影响研究情况。沈从文是公认的最具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家。他终止创作前未曾出过国，“但五四以来，大有成就的作家以至稍有成就的作家，无一不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注：略谈我与外国文学／胡风／／中国比较文学第一期 第183页。），沈从文也不能例外。早在二十年代，他未出湘西前，就在芷江熊公馆读到林译狄更斯作品。一九二九年出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就是借用了英国作家卡罗尔《艾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主人公构思的。他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集《月下小景》中各故事间的衔接，取法于薄伽丘《十日谈》。一九二五年，他在《用A字记下来的事》中，就用了潜意识这个词，接受了现代心理学。他曾以十分欣赏的态度谈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用屠格涅夫写《猎人笔记》方法，揉散文和故事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有这种企图，以为这个方法处理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功”。（注：新废由存底二七三－一首诗的讨论／沈从文。）谈到契诃夫时他说：“契诃夫等人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被压迫者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注：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 1980.4）。从另一角度，又可以说沈从文是最少受西方影响的作家，作品最具民族的独特品格。谈到西方作品的影响，他说：“看得多而杂，不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说受总的影响”（注：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 1980.4）。沈从文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有着特殊意义，这方面孙乃修《沈从文与屠格涅夫》（注：沈从文与屠格涅夫／孙乃修／／外国文学研究 1986.3 115-120）韩立群《论猎人笔记》（注：论《猎人手记》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韩立群／／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91.2 85-92。）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孙乃修认为，沈从文从《猎人笔记》那里获得的艺术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文体上的启发，二是对特定文化地理的强调时凸出人们智慧风貌，并进而揭示沈从文的艺术追求获得了强烈共鸣。韩立群则认为，“《猎人笔记》对沈从文的影响，决不限于《湘行散记》，而表现为它形成沈从文小说创作在文体上的总体特征”。影响研究是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沈从文对外来影响的接受呈现出一种复杂局面，也如他自己所说：“看得多而杂，不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这就是沈从文的复杂性。
综合性是比较文学应有之义，在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综合比较研究中，凌宇、赵学勇做出了贡献。
凌宇是最早从事沈从文研究的人，也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凌宇／／文艺研究 1986.2 64-72），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注：探索生命的底蕴／凌宇／／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在谈到西方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时，凌宇认为，“西方文化对沈从文具有重大而确定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沈从文才获得他的人生悟性的”。凌宇认为，“因为他究竟置身于中国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浓重历史氛围中，而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乔伊斯、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作家，居间搭起了他与西方文化概念之间的桥梁”。而这种影响又是“经沈从文独特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复杂心理组织过程之后的产物”。沈从文思想受西方观念影响是确定的，他善于吸纳西方观念又最能保持独特文化心理而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赵学勇是继凌宇之后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作出贡献的又一学者。他的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审视研究对象，在沈从文研究队伍中独树一帜。赵学勇认为对“文明”的心态反映，使沈从文在文化层次上与西文近现代以来一大批作家相呼应，主要涉及到卢梭、福克纳、劳伦斯、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但“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不是浅层型的，而是渗透型的；在不知不觉的‘多’而‘杂’的渗透型的‘总的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卢梭的审美情感相通－－都同样把美德看作是一种自然状态，崇尚自然的人性，同自由舒展的生命形式与附庸风雅，矫柔造作的贵族、绅士、太太们的感情方式相抗衡”（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在与劳伦斯的比较中，他说：“我们却清晰可寻地看到他与劳伦斯在精神上的某种深刻联姻－－都同样表现着以自然性爱来抗衡‘文明’带来的人性的戕害和扭曲，他们都企图通过未被文明污染的自然生命活力甚至原始生命力，来取代‘文明’蚀育下的人性沦落”（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在与莫泊桑的比较中，赵学勇认为，两位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有诸多相似，“尤其是莫泊桑那种对资产阶级文明所造成的社会道德风尚——自私虚荣的伪善感情、装模作样的体面人生、卑劣势利的伦理观念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更与沈从文遥相辉映”（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3页。）。以上的观点从沈从文生命观出发追寻到叔本华、尼采“生命哲学”的影响，以“渗透型”来把握沈从文所受西方文化影响，注意到沈从文与劳伦斯、莫泊桑的相通并进行初步的分析。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刚强的论文《乡土文化•文化•回归主题•野性强力－－沈从文与世界文学三题》（注：乡土文化•回归主题•野性强力——沈从文与外国文学三题／安刚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0.3.57-59。）。安刚强在“乡土文化”一题里，除了提到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塌法”、哈代与“威塞克斯”，还列举了舍伍德•安德森和俄亥俄州的坎登、诗人罗伯特•弗斯特和新英格兰北部、威廉•叶芝和爱尔兰，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都体现了一种对流行的商业与都市文化的批评，而这种批评都是从地方的和传统的文化观点进行的，这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沈从文正是这个文学大合唱中的一个和声”。作者将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世界划分为“童年的乐园”、“理想的方舟”、“沉重的故土”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有极强的概括力。如在“回归主题”里，安刚强比较卢梭、安德森、劳伦斯后认为，“沈从文以带有原始色彩的苗文化，批判依然复活着儒家文化传统的城市文明，他强调人性和道德的自然、单纯形态，用以拯救‘现代文明’中人性的病态、畸形和堕落，呼唤自然人性、生命自然形态的复归，这在形式上暗合了世界文学中扬弃现代文明自身弊端的最现代的创作取向，在这方面，沈从文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中国现代作家，表现出特有的文化敏感”。安刚强认为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力”。
近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涉及到美、英、法、俄、日本、加拿大等近十个国家的文学，涉及到近二十个作家近百部作品。提供这个庞大的参照系并加以审视，本身就是对西方文学的一次检阅，也是东西方文学的一次对话，一次交流。透过这个庞大的参照系，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价值得到进一步确定，思想倾向渐趋明朗，艺术成就日益为人推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军中，沈从文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已取得的成果也没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竭力搜罗材料，冒昧述评于上，难免挂一漏万，或差强人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