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爱玲“文化汉奸”论的由来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上海全境沦陷不足四年的时间里，她以其不同凡响的作品，使沉闷的上海为之一震，仅短短两年多，便确定了她在沦陷区文学中的位置。几十年的沉寂之后，先是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及北美，后是80年代在大陆，张爱玲和她的作品重新被认可，并逐步形成热潮，最终被纳入中国文学史。（注：参见张炯等主编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中的“张爱玲与其他作家”专节，华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
然而，却有极少数文章从政治上对张爱玲现象提出异议。
《“张爱玲热”要降温》（注：陈辽：《“张爱玲热”要降温》，《文艺报》1996年5月3日。）一文宣称：张爱玲是“文化汉奸”。理由有三：1.上海沦陷时期，她“与大汉奸胡兰成先同居后结婚”。2.沦陷后期“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敌伪主办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3.抗战胜利后“对大汉奸胡兰成还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义”。
很明显，上文第二点的失误的原因在于未经调查研究便想当然地作判断，与台湾《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刘心皇，1980）中机械划一的汉奸标准如出一辙。第一、三点不足为据：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份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
几年之后，同一作者在批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钱理群主编，1999）总序时，仍坚持认为张爱玲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注：陈辽：《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以下简称《问题》。）的代表。到目前为止，在海内外几百项涉及张爱玲的论著中，完全赞同上述观点的，只有《谈沦陷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这一篇文章（注：裴显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以下简称《误区》。）。而两文所列主要罪状，仍是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其次便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所谓“搞色情文学”。
需要指出的是，两文虚构出的张爱玲“文化汉奸”论，又以讹传讹、升级上纲，成了反映文坛新动向的案例，在公众中造成了错觉。比如，有的反映“思想战线动态”的材料，将有关张爱玲的学术研究视为“另类”：“对于不齿于中国人的大汉奸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等，也出了‘专著’，重新给予高度评价”；一些人公然主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中，用汉奸文人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的作品，取代革命作家的作品。这样的断语的要害，是把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内的学术问题，歪曲成了子虚乌有的政治错误。这里只讨论张爱玲。
可以肯定地说，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张爱玲界定为“文化汉奸”，在学术上是谬误的，在政治上很不负责任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结论，除了思维方式和政策尺度方面的失误外（注：参见张泉：《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对“沦陷区文学评价问题”的回应》，《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还由于所依据的材料不实：两文叙述张爱玲与胡兰成关系的段落，仅史实差错就有十来处。为了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这里略加辨析。
二、胡兰成其人其事
胡兰成(1906-1981)，浙江嵊县人。抗战前，曾任《中华日报》主笔。沪战爆发后，调任香港《南华日报》总主笔。在港期间，经不住汪精卫派系的物质利诱，很快落水附逆，被视为“公馆派”分子。1940年3月伪国民政府成立时，胡兰成回南京任行政院宣传部政务次长。还担任过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等要职。后因所写文章中有“日本必败、南京政府必亡”的字样，激怒汪精卫。1943年12月7日，胡兰成被投入监狱。48天后，经友人斡旋，写悔过书获释。1944年以后，胡兰成与汪伪上层断了往来。当时，或出于个人官场受挫，或感到日伪大势已去，伪政权中陆续有人试图另谋出路，投奔国民党或共产党。胡兰成也曾有与重庆联络的机会。但他自觉陷得太深、为时已晚，便仍滞留在沦陷区编报刊。
自办的杂志有《苦竹》（南京）和《大公》周刊（南京）。前者从1944年10月至1945年3月共出3期，主要刊登随笔散文。后者为政治事实杂志，1945年共出13期。对于后者，陶菊隐的《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中有记述：该刊的文章“反对列强在华作战……提出日军撤出中国……还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这个刊物问世以后，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销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见当时‘反战’情绪高涨”。对此，一位当代作家作了这样的分析：《大公》既反战又分明亲日；想八面讨好；多重人格（注：胡辛：《张爱玲传》，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沦陷区各种人物和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由此可略见一斑。这说明，即使像胡兰成这样的汉奸，也决不能像《误区》那样，用“在沦陷区里为日寇作前驱，畅言无忌”轻轻一句，就一锤定音了。
胡兰成编的官办报纸是《大楚报》。1944年秋，他赴武汉沦陷区接手该报，任社长。同时还带去两位来自北京沦陷区的活跃分子沈启无和关永吉（张岛），分别任副社长和总编辑。前者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周作人产生矛盾，1944年3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排挤出文化界。后者原为官办杂志《中国公论》的编辑部主任，1944年春因公开发表反日言论被当局注意而逃离北京。
抗战胜利后，为躲避国民政府的通缉，胡兰成改名换姓，隐藏在浙江乡间，当过温州中学教员及淮南中学教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出逃香港，后转赴日本定居，用中文和日文从事著述和研究。由于汉奸通缉令在满20年后自动失效，于是，胡兰成在1974年回到台湾，应聘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75年，胡兰成的旧著得以在台湾再版。后发现其中有侮辱中国抗战的内容，遂被台湾警察总署查禁。胡兰成也悄然离台返日，最终客死他乡。
胡兰成的著作驳杂繁复。主要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收抗战时期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山河岁月》(1954)，从产业的观点分析东西方文明和中国历史；《今世今生》(1959)，以《浮生六记》的笔法撰写的回忆录；以及用日文出版的《建国新书》(1968)、《自然学》(1972)等。1990年至1991年，台湾集中出版了胡兰成作品集，包括《今日何日兮》、《革命要诗和学问》、《闲愁万种》、《禅是一枝花》、《建国新书》、《中国礼乐风景》、《中国文学史话》等。胡兰成后期的著作把时事、国际政治、民俗、中华典籍、高科技、宇宙未来学、哲学、历史学等混杂在一起，意在对世界和历史作总清算，发现大自然的基本法则。从总体上看，由于缺少材料和证明，多是大而不当的新说和设想，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的学术生涯还是值得研究的。
对胡兰成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误区》的有关描述和判断，与史实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
三、史实差错例一：大学四年级“高才生”
《问题》说：“当张爱玲1943年12月与胡兰成结识，先是姘居、后来结婚时，张爱玲并不是无知的小姑娘。她是圣约翰大学四年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不多的情况下，可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误区》进一步引申说：“1943年日寇败象已现，张爱玲却与大汉奸胡兰成由姘居而结婚。她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是圣约翰大学四年级的‘高才生’，民众和舆论能不清楚张爱玲的政治面目吗？”
短短的陈述，有几处与实情不符。
首先，1943年12月，胡兰成还被关押在南京伪政府的牢房中。两人初次相见，应该是1944年2月4日。胡兰成后来记述道：2月1日，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就找苏青，不顾苏青有关张爱玲不见来访者的告诫，要了她的地址。“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注：《今世今生》，东京，1959年。）
其次，张爱玲1938年就通过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被该校录取。但因战争的关系，经校方安排，延至第二年就近入香港大学学习。三年级时，香港沦陷，遂中止学业，返回上海。1942年秋，插班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四年级半工半读。两个月后，因体力不支辍学，成为无业人员，主要靠写作所得稿费维持生计。1943年1月，她开始用英文为上海的英语杂志《20世纪》撰写稿件，介绍中国电影以及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教育和宗教礼俗。与此同时，用中文发表了一批小说和散文，并很快成为知名作家。因此，与胡兰成初次相见时，张爱玲的确不是“无知的小姑娘”，但也不是“大学四年级学生”。至于“高级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语词，与《问题》的题旨无关。用它来标识30年代的人与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纵观前后文，《问题》在前半部分曾用“红得发紫”来形容张爱玲的知名度，而在后面又肆意使用“无知的小姑娘”、“大学四年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等词语加以贬损。两相对照表明，这完全是一种以成见为转移的非学术叙述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历史真相的客观性立场。《误区》引入的“家庭妇女”一词，更是一个可疑的模糊概念，具有贬低未受高等教育或未能获得公职的女性的意味。在这一点上，一直呆在家里的张爱玲似乎与家庭妇女沾边。而根据社会习俗，人们又很少给未婚女子冠以家庭妇女的称谓，因为她们还没有组成需要用全力来操持的小家庭。这样，又很难把张爱玲归入家庭妇女之列。可是按照《误区》的逻辑，只要是进过大学门的女人，不管婚否，就不再是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家庭妇女了，与汉奸相恋理所当然就是汉奸。一般的家庭妇女可另当别论。这表明，在确认张爱玲的政治身份时引入“家庭妇女”概念，是不可取的。
四、史实差错例二：靠婚恋登龙文坛
《问题》认为，张爱玲“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证据是，“果然”，当1944年5月，柯灵主编的《万象》发表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后，胡兰成立即在同月和7月发表《评张爱玲（上）》和《评张爱玲（下）》的长文，大肆吹捧张爱玲”。
这完全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与胡兰成相识之前，张爱玲已经发表了《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成名作，已是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作家，经济上完全独立。胡兰成则是一介文化官僚，主要写政论时评，在文学上没有什么名气。而且，两人相见时，他已跌入赋闲失落期。因此，已经“红得发紫”的张爱玲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了登上文坛而“依附于”什么人；胡兰成本来就没有，此刻更失却了在文学上对她予以“提携和支持”的条件。
实际上，两人的相识，始于胡兰成的无聊和好奇。胡兰成只身在南京任职，家眷安顿在上海，每月回去住八九日。无所事事的胡兰成在翻看刊有他的文章的《天地》（2期，1943.11）杂志时，偶然读到同期上的小说《封锁》，被深深打动，才知道上海出了个张爱玲，并产生一睹芳容的念头。于是，借回沪与妻子团聚的机会，他贸然前往张爱玲的寓所探访。这才有了以后的故事。实情仅仅是，正当张爱玲攀上了文学生涯的顶峰的时候，失意潦倒的胡兰成慕名而至，从而使张爱铃一直是封闭的私人生活，发生了剧变。《问题》所说的“依附”、“提携”，纯属空穴来风。
此外，胡兰成的文章《评张爱玲(1)》（《杂志》13卷2期），以及迅雨（傅雷）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1期），是在1944年5月同时面世的，不存在一先一后、批评和反批评的关系。可是，《问题》的一个“……后……立即……”句式，
却刻意渲染出先有傅雷的批评和贬低，后有胡兰成的反批评和吹捧的假象。且不说，傅雷文章的主旨，实际上是对张爱玲的高度评价和殷切期待。还应注意到，两刊在发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的同时，都在分别连载她的作品。同期《杂志》上刊发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之一，《万象》上刊发的是《连环套》之五。这说明，两篇评论文章只代表批评者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刊物编者的立场，对编者选用稿件的标准没有影响。同时，也说明了张爱玲的作品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问题》之所以对此置若罔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当代大陆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视为当然的批评观，即批评具有约束和规范写作者和编者思维的功能，移用到民国时期的沦陷区了。
五、史实差错例三：张爱玲众叛亲离
《误区》宣称：由于国民党政府“未认真捉拿”汉奸，“胡兰成得以隐藏下来，而且又当了‘新郎官’。以后，胡兰成又回到上海，看望过张爱玲。”《问题》则断言：假如人们知道“张爱玲在1947年6月10日，仍然以《不了情》、《太太万岁》的两部电影剧本的30万元（法币）稿费接济潜伏在浙江乡下的汉奸胡兰成”，知道“后来张爱玲还赶到胡兰成那里苦苦哀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胡兰成的情妇）之间选择，不要抛弃她”，是不会原谅张爱玲在《传奇》中为自己所做的辩白的。
历史是由自然时序中发生的一系列特定事件构成的。可《问题》、《误区》为了结论的需要，将其随意颠倒了。张爱玲与胡兰成从相识到分手，是一段发展过程清晰的个人感情生活交往史。其中，社会环境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但并不存在溢出情感世界的政治图谋和个人利益图谋，特别是对张爱玲而言。这个历时三年多的过程如下。
1944年2月，胡兰成与张爱玲首次在上海相见，很快成为情人。青年张爱玲的社会生活面十分狭窄。这是她的初恋，也是她一生中惟一充满真情和激情的爱恋。12年后她与65岁的美国作家赖雅结婚时，更多考虑的是在美国立足的生存需求。中年胡兰成则阅历丰富，交游广泛。他已结过两次婚，并有许多女友。沦陷时期，两个人厮守的时间不会多。因为一个主要在南京和武汉，一个在上海。而且，胡兰成在上海有妻室，在武汉有同居者。
半年以后，1944年七八月间，胡兰成的妻子提出离婚。随后，胡兰成与张爱玲私下成婚。对此，胡兰成是这样解说和描绘的：“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么做亦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今世今生》）
婚后一两个月，1944年秋，胡兰成即赴武汉任职，随即移情别恋，与汉阳医院16岁的护士小周同居。抗战胜利被迫与小周分手时，胡兰成曾对她作了这样的表白：“我与你相聚只有九个月，但好像自从天地开辟时起已有我们两人，不但今世，前世已经相识了。”（同上）
1945年8月，胡兰成从武汉经南京逃往浙江，路过上海时曾在张爱玲处住一宿匆匆别离。
1945年12月，在逃亡途中，胡兰成与比他大两岁的孀妇范氏结婚。胡兰成承认，此举“不是没有利用之意”，但又狡辩说：“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为一。”（同上）
1946年2月，张爱玲擅自去温州找胡兰成，被生气的胡兰成安排在旅馆栖身，谎称是他的妹妹。20多天的逗留，张爱玲已感觉到他与范氏的关系非同寻常，但仍虚幻地只要求胡兰成在她与武汉的小护士之间作出选择。遭拒绝的张爱玲伤心返沪时终于认识到，两人连精神恋爱也无法维系了。此时，她确认了这个现实并下了分手的决心。
1946年11月，借《传奇》增订本出版的机会，张爱玲对几乎所有的沦陷区作家都曾不得不面对的所谓汉奸文人问题，作了说明：她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公开写过辞函，拒绝参加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因此，文化汉奸与她不沾边。至于上海小报所热衷的她的私生活绯闻，充其量只是无稽谩咒，其中有许多“可以辩驳之点”，而且，私生活也还涉及不到她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张爱玲的这一说明是率直而大胆的。当时，大多数沦陷区作家对诸如此类的指责或只能保持沉默，或根本就失去辩白的机会。而在沦陷时期的作品从不涉及政治的张爱玲，却在此时第一次也最后一次陈述了她在沦陷时期的政治清白。她的陈述是符合实际的，也为既存机构制度和社会体制所认可：她继续利用张爱玲这个名字发表作品，而对许多沦陷区作家来说，甚至包括关露、袁犀（李克异）这样的作家，这都是一种令他们心碎的奢望；与中国电影界重要导演桑弧以及上官云珠、刘琼、石挥、蒋天流等一批知名演员合作，完成并上演了都市三部曲《不了情》（编剧，1947）、《太太万岁》（编剧，1948）和《哀乐中年》（顾问，1949），成功地跻身于最具大众性的电影艺术界；1950年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第一届“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样的事实，实际上比任何无端指斥和片面之言都更具说服力。
1947年1月，胡兰成来上海在张爱玲处留一宿。两人分室而居。
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简短的决绝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同上）信中的“小吉”隐喻小劫。这表明，她不是趁人之危，而是在知道胡兰成经济上可以自立之后，才向他宣布一年半前的决定，中止早在沦陷时期就已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的。加上此前定期给胡兰成汇款以及最后一笔大额赠款，如果严格限定在两性情分的范畴之内，在经济上一贯斤斤计较的张爱玲，于情于理都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在这里，根本不存在男女感情之外的得失算计和政治利用，有的只是不计后果不图回报的女子情深，不禁令人感喟、扼腕。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张爱玲的胞弟张子静说她“为胡兰成跌倒了”，因为在这场投入了其全部感情和经济收入的短暂婚姻中，她是一个被遗弃者、受伤害者。而并不像《问题》所信口开河的那样：“张爱玲的附逆行为，不只受到沦陷区爱国民众的唾弃，也为她的至亲好友……所不齿。”
六、史实差错例四：“民众和传媒”的判决
为了强化张爱玲是“文化汉奸”这一虚假的命题，在援引第二手材料时，《问题》、《误区》不惜在修辞上化腐朽为神奇。
比如，有研究者说，1946年张爱玲“被小报攻讦为‘文化汉奸’”（注：万燕：《海上花开花又落——读解张爱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问题》则将其改为“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一些报刊揭露她是‘文化汉奸’。这对张爱玲来说，并不冤枉”。而到了《误区》那里，干脆转换成“给张爱玲戴上‘文化汉奸’帽子的，是国统区的民众和传媒……即使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那里的舆论仍然认为张爱玲是‘文化汉奸’”。
以香艳媚俗、流言蜚语著称的旧上海滩小报，就这样经过中性的“报刊”阶段，最后演化成了手操终极审判权的“民众和传媒”，似乎经过这一番化蛹成蝶的功夫，张爱玲“文化汉奸”论就有了民众基础，就有了权威性。这就是《误区》所标榜的“加以辩证，而且着重用‘史实’说话”！
退一步说，即使张爱玲“文化汉奸”论的始作俑者是主流媒体，也与《问题》、《误区》的既定立场不一致。两文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以官办报刊为主的国统区传媒，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而《误区》在文章中已断然否定了国民政府的惩治汉奸之举，宣称那“完全是一出滑稽剧”。这样，便产生了论证逻辑上的矛盾：《问题》、《误区》证明张爱玲是文化汉奸的证据，恰好是与两文的独到见解相左的。
公允地说，放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考察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尽管从头到尾只是一种私人关系，就会看到：张爱玲缺乏敏锐的政治意识；唯情主义又消解了她对人们现实政治身份的基本利害关系的判断力。或许，这也是张爱玲之所以成为张爱玲的要素之一。批评她民族立场模糊，居然与汉奸相识生情成婚；谴责她置一己私情于国家法律之上，没有向国民政府举报胡兰成，还是在有意味的讨论命题的范畴之内的，有加以分析和研究的余地。像世间任何人与事一样，张爱玲必不可免地有其社会的、自身的和历史的局限。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无从据此推导出，张胡之恋是张爱玲找寻文坛捷径和追求物质享受的手段；是判定张爱玲“汉奸文人”、“附逆作家”政治身份的罪证。
众所周知，“汉奸罪”是一种背叛祖国的政治罪行，由国家司法机构以行为和行为后果为依据取证量刑。“汉奸作家”特指利用文艺作品为异族侵略纲领摇旗呐喊，为侵略行径歌功颂德的文人。从这两方面来审视张爱玲，她都清清白白，无瑕无疵。则沦陷区文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易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张爱玲也不例外。事实上，仅从表象上看，在沦陷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为文者，并不多。缺乏设身处地视角的局外人，往往对此难以理会。但只要从实际出发作认真探讨，最终还是会认知真相的。比如，1974年，台湾学者唐文标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是“罂粟花”。经过两年的研究之后，他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看法：“生活在那个年代是要有勇气的，张爱玲的书文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她是在巧笑……”；“她的平淡而固执既是抗议，也是那个时代突起的，生命力的开花结果……”（注：唐文标：《张爱玲研究》，1976年。）张爱玲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所写的两首诗《落叶的爱》、《中国的日夜》，特别是后者，更是以少有的激情袒露出她那颗热爱中国的赤子之心（注：《传奇》增订本，1946年11月。）。且不说，她还有过社会行为层面上的义举：曾设法营救被日本宪兵拘捕的柯灵，特意亲往柯灵家慰问他的家属（注：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4期。）。这是谨小慎微者惟恐避之不及的。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问题》、《误区》对于诸如此类却视而不见。
简言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所谓“欲仙欲死”，是在沦陷区特定史境中，搬演的一场离抗战胜利只有一年多的情恋拉锯战：在形式上，是一本牛郎织女加才子佳人（才女）式的浪漫传奇；在实质上，则是一出精神大于肉体、“痴心女子负心汉”式的类型悲剧。
八、张爱玲的文学意义
随着《沉香屑 第一炉香》在《紫罗兰》（周瘦鹃主编）创刊号上开始连载，迟至1943年才登上文坛的张爱玲，在短短两三年内，在按常规似乎最不适宜文艺生长的“低气压”时代，奇迹般地以其令人一新耳目的“传奇”小说、“流言”散文，成为上海沦陷区新起作家中最耀眼的一位，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张爱玲(1920-1995)生于上海租界。祖父母为清代的重臣名门。童年时期生活在朱门大院，得以领略到前清贵族的荣华富贵。父亲是典型的遗少派纨绔子弟。他蓄妓吸毒，与哥哥争家产失利，家道中落。不满意包办婚姻的母亲长期出走国外，十岁时父母离异。张爱玲从小就在父亲、姨太太、生母、后母的夹缝中周旋。紧张敌对的人伦关系，纷扰杌陧的生活环境，加之亲历了香港陷落的炮火和上海的沦陷，使她深切感受到世情浇薄和命运的不测，促成了她的敏感与怀疑，以及对生和死、自我和世界、男人和女人的独特理解。张爱玲在上海入教会女校，在香港大学学习文学，打下了扎实的中英文化与语言的基础。自幼习诵古典诗文，广泛涉猎中外文学，熟读中国古典小说，喜欢张恨水、老舍的小说，曹禺的话题，英国现代作家毛姆、赫胥黎的小说，以及通俗小说、东西方戏剧和小报。可以说，张爱玲的家庭背景、教育爱好和文学修养，汇集了西方与东方、历史与现代、文明与野蛮、善与恶、新与旧、雅与俗。而洋场才女的秉赋和悲观主义的现世生命体验，使她更多地从沪港现实生活中陈旧、丑陋和野蛮的方面，审视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因此，张爱玲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大多活动在现代中国仅有的两座国际性大都会里，
可人物本身却是落伍的；小说的体式是民族的、通俗的，可所包孕的思想内容却是现代的；叙事方式多采用传统说书人娓娓道来的全知视角，却自然融入了新文学的先锋技巧（意识流、蒙太奇）；故事平凡琐屑，基调阴沉、荒凉，却写出了永恒的人性……看似矛盾，但正是这诸多相对方面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张爱玲的雅俗共存的“传奇”艺术世界，为中国现代小说增添了一种新的类型。
张爱玲熟悉中西杂错的香港。收在早期成名作《传奇》（1944；增订本，1946）中的中篇和短篇，就有近一半是在香烟缭绕的“家传的霉绿斑驳的铜香炉”旁，为上海人娓娓道来的香港传奇，开启了一扇窥探浮华而怪谲的殖民地文化与生活的窗口。《沉香屑 第一炉香》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香港中国人和欧亚混血人群落中的离奇故事。《沉香屑 第二炉香》写香港保守封闭的英侨社会。这两篇作品侧重故事性和特定氛围的营造。《茉莉香片》和《心经》引入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人物形象更为饱满。前者中的大学生聂传庆幼年丧母，得不到父亲和后母的爱，心理上陷入困境。后者以许小寒的恋父情结为主线，描绘了这些在欲望上沉溺于幻想和自欺的人物之间，无法摆脱的徒劳感情纠葛，展示了命运的嘲弄。除了探讨病态和变态的性心理外，张爱玲也对当代人的情感体验作了细致的体察和发掘。《封锁》写街区临时被封锁时，困在停运在电车内的一对陌生男女，已娶妻生子的中年商人和未婚女教师，竟陷入爱河。封锁一结束，又跌回到封锁之前，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重新成为路人。耐人寻味的是，正是限制人身行动自由的封锁，反而构成了暂时游离于社会礼仪和道德约束之外的私人空间，成为释放平日隐藏在内心的欲望的最好时机，是本色的人性世界的象征。这一人生插曲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生命的隔膜，和无法改变的人的孤独。在《封锁》中，随着封锁的解除，女教师逃避现实、渴求异性爱的幻想化作泡影。而在另一篇香港传奇中，战火后的余生，却使一对不即不离的情人结成“劫后良缘”。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香港传奇中最负盛名的一篇。主人公范柳原和白流苏，一个是在英国长大的华侨富商，一个是在上海衰败大家庭中难以立身的离过婚的美女；一个只想保持情人关系，一个以结婚为归宿。两人同样聪明，同样自私，在香港进进退退，机关算尽，力图让对方让步，以期在现实利害冲突和个人情感需求之间，达到最有利于自己的平衡。在这场不无一点真情，但本质上是金钱与色相交易的情场角逐中，流苏几经周折，还是做了柳原的情妇。就在柳原准备离港经商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港战期间共同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生死炼狱，唤起了柳原对流苏的真诚关切，终于同意与她结成有婚姻契约保证的夫妻关系。小说反讽地翻转古代传奇中美女倾城倾国的故事，演绎出城池的陷落成全了美女的现代传奇，在几分哀艳，几分惆怅，几分宿命，几分悲凉中，剥离了封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贬抑，确立了以近代中西文化畸形交错为背景的平凡人物的灰色人生基调，展现了人在战争和金钱面前的脆弱和无奈，对文明的命运和现代人性价值观中的假与真，提出了逼近世纪末的叩问。
作为一名来自旧式大家庭的女作家，以女性的观点审视女人在大家庭衰微破败过程中的沉浮，以及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心理，是张爱玲的小说所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一发表就被傅雷（迅雨）誉为“我们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注：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3卷11期，1944年5月。）的中篇《金锁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曹七巧这样一个性格极端的人物，是此类小说的代表。曹七巧，曹家麻油店的门面姑娘，被攀高枝的父亲嫁到姜府，给患“骨痨”的姜二少爷作妾。大户人家的门第观念使她倍遭轻蔑，甚至受到女佣的奚落。生了一双男女后，夫妻生活名存实亡。而在外风流倜傥的姜家三少爷出于维护封建家庭的法礼，拒绝了她的调情。——挨过了被扶正、丈夫婆婆离世、分家独立门户，她也从一个含垢忍辱的失意少妇，熬成了刻毒的婆母。为了保住维持生存和家庭地位的金钱，她怒不可遏地赶走借重叙旧情盘算她的财产的三少爷。令人发指的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她不动声色地用鸦片和流言瓦解了儿子的家庭，破坏了大龄女儿的最后一次结婚良机，终于把女儿和儿子，永久地留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完全丧失了母性、人性。与《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英国母亲相比，曹七巧的沦落史蕴含着更为厚重的社会内容。对于金钱的欲望导致她身不由己地从被虐到自虐，进而肆虐亲子。这个畸变过程映衬出中国几千年传统封建家庭制度下女性、母亲的历史，以及男权社会中女人的生存实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篇洋溢着批判精神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
不容否认，张爱玲的小说多描写“男女间的小事情”和“软弱的凡人”，显得题材较为狭窄，基调冷艳、“苍凉”，流露出冷漠和“琐屑人生”的态度。明确以“买杂志的大众”为“衣食父母”的写作预期，促使她刻意追从通俗和流行（《连环套》，1944）。这些是她的局限，同时也是她在主流文学之外，在特殊时空中所作的成功的文学日常化探索。张爱玲小说结构故事的手法、化俗为雅的方式以及繁复新颖的意象，为都市小说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之下，张爱玲，一个在高中时代就把结婚排除在人生计划之外的孱弱女子，一个公私交往相对封闭的自由职业者，不靠家世，不靠男人，不靠政治势力，而是靠自己的勤奋和才华，在一个非常时期的男权社会中赢得了一个自立女子的生存空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张爱玲是一位靠卖文为生的作家，不过，她不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御用文人，而是以买杂志的大众为衣食父母的自由撰稿人，诚如她自己所坦言的，“我是个职业文人”（注：《纳凉会记》，1945年8月10日。）。张爱玲的职业写作，可以说是一种自觉与大众趋同的写作，一种明确纳入文化市场的写作。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现象的突出特征之一。她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感情纠葛，不足以构成张爱玲是“文化汉奸”、是“附逆作家”的证据，对张爱玲的文学意义，没有任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