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城市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像“北京/上海”，有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城市季风 》广为流传；“香港/上海”，有李欧梵“互为镜像”的“双城记”这样的收获①。在 那些城市比较研究里，有关文学的论述占了相当比重，而且确乎是形成、支撑论点的关 键部分。同样地，传统的作家比较研究也增添了新的路数，越来越看重空间性因素，最 典型的像所谓“张派传人”②，分居于香港、台北、上海等地，要有进一步深入的考量 ，不同城市所赋有的性格必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定位自然 又是重中之重。这意味着，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较”自觉地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 里，新兴的“城市比较”更好地利用文学性资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一个 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认为她“也许尚 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 腔”③。而以我所见，王安忆既是“张派传人”(如果算的话)中最愿谈论张爱玲(连带 的，还有苏青)者之一，同时，又是对张爱玲批评最多的一位。拿王安忆在2000年香港 “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这篇题为《世俗的张爱玲》的最 新版本，其基本内涵是一以贯之的：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 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 虚无的”；张爱玲“只看着鼻于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 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 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 奈何的虚无”。对此，王安忆大不以为然：“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 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 ，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 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 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④。
没有对张爱玲的潜心研读，不可能有这样别有洞天的透彻之论；另一方面，中了理论 的毒的人，还是很容易从中联想到布卢姆“影响的焦虑”⑤一说。记得王安忆的一位同 仁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都在说王安忆已经直逼张爱玲，这很让人想起上海某房产的广 告词，“直逼徐家汇”，其实，那房产离徐家汇，打车还要好多分钟呢!这固然风趣得 有刻薄之嫌，但还是不能不承认有真义存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的后来人，就是直逼了 当年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忆是很清楚这层意思的。不过，本文并不急于展开这个意思，也不急于就此 作出比较。毋宁说，我们之所以要拿张爱玲、王安忆来对举讨论，是因为我们关心的另 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们又 或多或少和香港有过关联，特别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在90年代，都曾用笔涉 猎香港；这样，应该有可能透过她们的想象，比较其中的异同，来考察上海、香港这两 座城市在五十年里的位移及其“镜像关系”。当然，有了“香港/上海”的背景语境， 也才可能比较好这二位作家。
空间的位置注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为在以中原 为中心的中国版图上，二者都属于边缘。纵使江南成了鱼米之乡，多少年里，上海还是 人称“小苏州”；纵使岭南发展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香港还基本上是块“化外之地” ，以至于“香港”一词的指涉范围，是指“香港岛”，还是岛上的一个具体地方，历史 学家迄今仍有分歧⑥。而之所以终于能“成”“大器”，则是因为时间长河上的那个“ 1840”，改变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不得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版图言，香 港的命运、地位开了头，上海也是。这个“头”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断头”般的万 劫不复，可对于香港与上海，倒很有些“祸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所以有所谓“双城记”可做，照我的理解，这是前提性质的第一点，即， “香港/上海”能够成“双”，首先是因为它们同“一”，在同广大的中国内地的关系 上，香港、上海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被现代化”的“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 ，也是香港“割让”成准殖民地、上海开埠有了“租界”的历史。这就是说，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间里，“香港+上海”，共同地与内地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太 平天国从广西起事，一路席卷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这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当然是 “大祸临头”；可对于上海，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 华洋分居”的格局，所有这些无疑成了上海日后进一步繁华的重要契机；而香港，人口 的第一次巨增，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事实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长，都无一例外 地是在内地出了大事之后。
在对“双城记”有了如此理解的“底子”(张爱玲的习惯用语)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 ：香港/上海所谓“双城”，与其说是一“双”(胞胎)，不如说是一“对”(冤家)，即 ，这两座互为“镜像”的城市，在过去，确乎经常地“此起彼伏”，并非“双进双出同 进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后”。
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了，有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大英帝国”对此“战果 ”并不心满意足，他们更加觊觎的，确乎还是上海⑦。与此相关，上海作为开埠通商的 “五口”之一，借助其紧邻中国最富庶区域、腹地广大等一系列机缘，能够迅速地脱颖 而出，形成了从器物到制度、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一整套独立运转的“上海”，从18 43年开始的一个世纪时间里，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弱于香港，准确而言，还有过之而无不 及。而香港，是到50年代以后，终于突现了“下山”猛虎的本色，依凭其独特的中介地 位和多元文化优势，厚积薄发，“显山露水”，成为亚洲一流、举世瞩目的世界大都会 ，这才使得当年的一个“蕞尔绝岛”成了今天意义上的“香港”，易言之，香港的“花 样年华”是在20世纪后半页，尤其是50至70年代。
二
1939年，因为“欧战”爆发，她以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 在港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期间，“发奋用功了，连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 到英国去”⑧；未曾想，1941年12月8日“港战”又起，打翻了所有的计划和努力，张 爱玲不得不回上海，开始了她的“卖文”生涯。
1952年7月，张爱玲第二次赴港，香港对她也不暇款待，重新报读港大竟然未果，以至 不欢而别，终于在1955年8月赴美，走上了她远离故土的“逃难”岁月；1961年11月张 爱玲再到香港，1962年3月又回美国。算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前后居留在香 港有三年半时间⑨。
不难发现，香港这座城市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一块生活的“福地”。但是，香港 对于作家张爱玲而言却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个两次战争夹缝中的“香港”，不仅仅提供 了她成为一个作家的机缘(或许还是被迫的)，而且还形成了张爱玲稳定的世界观、文学 观的基础。
张爱玲在港读书期间，二十来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以张爱玲自小养成的嗜 书习性，真不知该读了多少好书。虽然她本人对此鲜有记述，但一些蛛丝马迹仍然很给 人以想头。比如，《烬余录》里那个历史教授佛朗士，大约是张爱玲平生受其影响最深 、也最得张爱玲敬重的一位老师：“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 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 在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这是张爱玲笔下难得 的情感文字，这样有敬意地谈论一个人，在张爱玲也实属难得，——可作一比的是那个 激赏张爱玲的中学语文老师汪宏声，张爱玲便从来未赞一词。为什么?联系《烬余录》 开篇所写，“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 ，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 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不妨 说，张爱玲很明白，从英国人佛朗士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不相干”论，以及讨厌所谓“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思考方式，应该是香港给她最多、她也最为 看重的东西。
知识与思想之外，更要命的是，仿佛香港不把这一切灌输到底、张爱玲不把这一切贯 彻到底，就不肯罢休似的，“香港”还要在实际生活中，给张爱玲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 。“港战”的突如其来，的确是应验了“人生无常”的老话，当然更让张爱玲不相信“ 计划”式思维，“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妄 谈什么未来?“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战争的十 八天里，目睹了“我们的自私与空虚”，让张爱玲认定“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 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而“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 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 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⑩。
所以，战争所“照亮”的那个张爱玲的“香港”，给了她写作的诸多题材及灵感，很 快地，张爱玲就对香港有所回馈，“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正像已经有人注意到的，非 常有意思，张爱玲在创作中近乎自觉地涉及到了香港/上海“双城”问题：“写它的时 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11)。不过 我以为，对此不能高估，因为《到底是上海人》的广告色彩颇为明显，有讨好读者(自 然主要是上海人)之嫌，其中的话并不可全信，比如她所列的七篇小说，就不是全部发 生在香港的；当然也不可不信，因为当中确有香港/上海“参差的对照”的诸篇。倘使 细心地读起来，着实是颇有兴味。如有研究者通过《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分析，指 出张爱玲的“上海人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道德口味，异国情调，都市意象(12)， 就很有启发性，让人禁不住有接着往下说的念头。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应该看看设定好了的参照系：王安忆及其同香港的关系。
王安忆的文学写作是从“雯雯系列”的“自我言说”起步的，这自与张爱玲大不同。1 983年，王安忆赴美后转道香港回国，“知道了世界的面积与各民族的危难，初步为自 己的生存与认识建设了一个国际背景。回国之后，经历了一个苦闷的停笔时期”(13)， 而结果人所共知，王安忆终于拿出了“二庄”、“三恋”等自我更新的著名作品。可以 肯定，此行对王安忆意义重大，称之为个人写作史上的界石都不为过。但很显然，这第 一次的香港见闻，在王安忆的感触里，是被更为阔大的东西包容掉了的，或许，在那时 的王安忆眼里，香港只是一个和美国可以等量齐观的异域和“他者”。“香港”，作为
一个中国人的城市，她特别的风情与文化等独有的启示性，还引而未发，香港和上海的 关系之类问题，就更不可能进入王安忆的视野了。
甚至很大程度上，对于王安忆这一代作家来说，“都市感”的获得、“城市意识”的 确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6年，王安忆写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文 字与思路里似乎很有些苗头了，可到了1990年的《城市无故事》一文，那一番“城市无 故事，……我们再没有一桩完整的事情可供饶舌讲述，我们看不到完整的故事在我们平 淡的时候中戏剧性演出”(14)，
就又重复了传统中国作家惯以农业文明的视野来观察城 市、理解“故事性”的老调子。
如此说来，1995年，王安忆推出了备受瞩目的《长恨歌》，能以一个“上海小姐”一 生的情爱故事，写尽“上海”在20世纪后半叶的沧桑传奇，似乎很有些不可思议。其实 ，如果考虑到有一位40年代的上海作家张爱玲在80年代中“浮出历史地表”，并且越来 越热得不可收拾，我们就不难找出一个理解的角度：“张爱玲热”逐步深入地唤醒了王 安忆的都市感觉与“城市认同”。因而，看到王安忆的口中终于说出了“我生活在上海 ，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这样 一席话时，我既感到庆幸，又会心一笑：是张爱玲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了，是张爱玲给 了王安忆对话、批评、反省的机会以至写作的诸多灵感，包括王安忆与香港的关系，在 我主观地看来，主要地，就不在于王安忆后来又去了香港多少次，获得了怎样的观感， 而是“艺术高于生活”，是张爱玲的“香港”让王安忆感觉更真切，使王安忆觉得香港 更相关、更贴己。
三
关于这一点，我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王安忆1993年创作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
请看作家的“创作谈”：
香港的繁荣坐落在海之涯天之角。一百年的情节以地老天荒为背景。……香港的人带 着过客的表情，他们办完自己的事情随时准备拔腿而走。香港……似乎永远是一个特殊 的时期，没有日常的生活。
香港是一个特殊，是一个戏剧性的舞台。历史在每一个阶段都要选择这样的舞台，好 供它集中、典型地展开剧情。在这舞台上的人生将是怎么样的人生呢?这是非同寻常的 人生，布满奇迹，出奇制胜，它叫人充满悬想，它是提炼过的人生，将平淡人生中均分 在朝朝暮暮里的细节凝结起来，它将人和人的相逢提炼为邂逅，它将细水长流的男女之 情提炼为一夜欢爱，它将一日三餐提炼为盛宴。什么都是浓缩的，紧凑的，多快好省的 。……
“香港”的人生虽是奇情异事的人生，却也是合乎逻辑的人生，并非随心所欲，为所 欲为。它也是按部就班，合情合理，容不得半点胡来，半点胡来就要中途作废的。但它 却是更加凝炼，恰因为这凝炼，人生的要旨便更为突出，简约而易见，几乎是裸露着的 了。香港的情节是不需要伏笔的，它是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它不是虚与委蛇，它见风 就是雨。这是香港人生“奇”中的“真”。
……
香港使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它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 象征，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港 ”这地方是将我们送出去又迎回来的地方，更是个传奇。我是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 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 一个传奇。(15)
第一，王安忆说得很清楚，香港“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 对此，已有研究甚至从话语风格上试图给出解释：这种“香港是……，香港是……”的 “界定式”句子在《香港的情与爱》小说本文里俯拾即是、贯穿始终，看起来是给“香 港”下定义，而且“语气确切”，毋庸置疑，但仔细读来“却没有对香港具体的城市景 观作出描写”，这样，既避免了外来叙述者要对城市具象写实的难题，又“通过定义之 间的不断相悖”，显示了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是观念和诠释的结果”(16)。可以 作为补充的是，这种界定句式在“是”的两端有一种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它似乎是为了 定义的，但是，当这一个能指“香港”在同一本文里会同时有太多不同的定义时，确立 定义也就变成了消解定义。比起香港人来，王安忆诠释、想象的“香港”，自然“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二点更重要，这里的语言是王安忆的，思想也是王安忆的；而我相信，倘使谁读张 爱玲读得很熟，还是不难从里面看出张爱玲的许多影子：也许，那“一番滋味”还是“ 张派”一路传下来的吧，特别是关于“传奇”的一套曲里拐弯的说法——评论家孟悦曾 经花了很大气力才解析出，张爱玲对于“传奇”一词有非常个人化的理解，在道破其中 不同凡响的“吃紧处”时，更是煞费苦心(17)。真是不由得我们不惊叹，在此，身为作 家的王安忆已经独立地消化了、接受了，很彻底，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要彻底。
何以见得?我们已经说过，上海作为一个大都会，在20世纪上半叶，整体上是优胜于香 港的。因此那年月，上海人有那么些俯视香港，这就包括了道德上，上海人以文明人自 居，以有道德者自居，所以张爱玲会让《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一旦自觉 有堕落下去的危险，便立刻想还是回上海的好。自然，是否真的能回，是否一定要回， 张爱玲好像犹疑得狠。对张爱玲来说，香港全盘“东方主义”式地成为一个荒诞、精巧 、滑稽的殖民地，诚然太令人失望，但通商口岸的上海，是否因为既带有西方气息、又 依然很传统，而得到首肯呢?也未必(18)。上海，新旧杂陈，坏的一方面的结果就是， “上海”比起“香港”来还更可能有传统的压抑，像《倾城之恋》里，上海的白公馆显 见得是“老中国”的象征，而小说主人公白流苏只有逃离上海、特别是“老中国”，才 可能展开她自己的故事，也才可能经历奇遇，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当然了，改变 了先前的生命轨迹，决不等于就告别了“不幸”的宿命，王安忆概括得好，“人生终是 一场不幸”，这才是张爱玲的根柢。同时，在小说中，范柳原对流苏还说：“在上海第 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 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似乎又意味着，原始 森林最自然，而香港的工商业不如上海，现代化程度不如上海，这样，来自“现代”一 方面的束缚也会比上海少许多，比较起来，还更加有可能让人“自然”一些、“原始” 一些。总而言之，张爱玲关于“香港/上海”究竟怎么看，难以说尽，多说也无益，因 为张爱玲本人并不急于给出简单的结论。在香港与上海之间，张爱玲是不会放弃她一 贯不肯“清坚决绝”的态度的，即便“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 慢”，“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19)，如此这般的比较，出现在张爱玲的散文中还不止 一次。
确实，正像张爱玲对上海人说“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时，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一样 ，张爱玲所津津乐道的，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20)，张爱玲不会为了道德的 缘故就让葛薇龙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回上海，也不会因为不道德就不让白流苏 在《倾城之恋》里第二次去香港，毋宁说，是张爱玲的“传奇”观让葛薇龙、白流苏等 “参差的对照”的人物在其文本里来来去去。易言之，正如孟悦指出的那样，正是在流 苏和薇龙的上海/香港间的行为的、心理的穿梭之中，张爱玲不断地调试着“奇”与“ 不奇”的界限，“流苏和薇龙都过于熟悉沉闷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把香港这个摩登、芜 杂而‘洋气’的世界视为一个‘奇’域”，“但与此同时，这个只有在传统上海的普通 人眼中才成为‘奇’的世界自己也同样需要‘传奇’，需要另一种‘奇想’”，“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流苏和薇龙来到香港并不是张爱玲传奇故事的结束，而是其开始”，事 实上，“为了挣脱压抑和束缚，改变生活现状而走入‘奇幻’世界，又在大奇幻和大劫 难后‘走向平实的生活’，在非非之想后变成‘平凡的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中最完 满的传奇情节”。——当然，即便传奇“完满”如《倾城之恋》，张爱玲巨大的整体性 反讽依然存焉，谁也不会忘了《倾城之恋》小说里首尾呼应的“胡琴咿咿哑哑”的苍凉 调门，“到处都是传奇，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是多么沉重的声音!大约就在 这一特定意义上，我们说，王安忆对“传奇”的理解，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彻底。这里 所谓的“彻底”很可能是个太容易引起误会的表述，它只是针对张爱玲一贯的“不甚彻 底”和不愿意彻底而言；假如你以为张爱玲本人有关“传奇”的全部见解才是“彻底” 的话，那么，只是在“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 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传奇”是“奇情异事”与“合乎逻辑”的圆满结合等 想法上，王安忆是要比张爱玲更喜欢来个彻底的。
四
《香港的情与爱》，如题所示，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爱情故事，似乎也可以解为：关 于“香港”的爱情故事——此中分别不小，容后再述。如果说《沉香屑——第一炉香》 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葛薇龙在香港越“赌”越输、最后落得替别人“忙人” 又“忙财”而自己“人财两空”的故事，那么，《香港的情和爱》写的是一个“作为上 海人是不够典型的”少妇逢佳在香港“赌”而未输、甚至与对手“双赢”的故事。
新移民逢佳到香港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还是不甘心在香港安家落户。庆幸的是“ 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能够使她有机会与五十多岁的美国华侨 老魏相遇。逢佳希望老魏帮忙担保到美国去，老魏则从逢佳这里发现了自己人生“最后 一道风景”的可能，因此，二人开始了一段相互利用、交易性质明显的生活。老魏“晓 得逢佳正在用圈套套他，他也将计就计，还省去了他去套她”，“一切都是干净利索， 是一笔交易。老魏并不是不接受交易，他很清楚，倘若不为了交易，他们俩是不会走到 一起来的，但是他要这买卖谈得长久一些，拖泥带水一些，讨价还价的回合多一些，稍 稍波澜迭起那么一些”——仅此而已；可是未曾想，经过两年的相处，二人“化腐朽为 神奇”，无中生有地发展出了一种相濡以沫、刻骨铭心的情与爱，“虽然是萍水相逢， 虽然是各有所图，可总也是人生际遇的一种吧，到底是值得珍惜的”，“即便是这样的 一种关系，也经不住朝夕相处，就是磨也磨出点真心了。他们彼此都有真心善待之意， 这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爱情”。最终，在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挥之难去的生命印 痕之后，双双充满善意地依依惜别、离开香港。在王安忆笔下，仿佛来自张爱玲小说的 一身“俗骨”的逢佳，因为“凭良心”、“用情真”，是世俗的；却更是脱俗的，大俗 大雅、大智若愚，大德无形。好人好报，逢佳，就像她的名字那样，“逢凶”足以“化 吉”，“逢佳”则锦上添花、气运愈佳。尤其是那个老魏，深谙人生，通情达理，善解 人意，连“用”逢佳时都小心翼翼，根本就不是什么花钱养“小蜜”、仗势来压人的“ 施暴者”，而简直成了女性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的“救世主”。
《香港的情与爱》受《倾城之恋》的影响就更明显：人物设置上，《倾城之恋》，一 “白”(流苏)一“黑”(萨黑荑妮)，“黑白”分明，“白”是传统内秀，“黑”是风流 张扬；《香港的情与爱》，逢佳与凯弟，逢佳是充实饱满、变假为真，凯弟则虚幻迷离 、化实为虚。再比如，华侨范柳原游走于海内外，老魏也是旧金山唐人街出身。情节安 排上，男女主人公从互相利用到实心相待、从情感游戏到几乎相依为命……格外有意味 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在《倾城之恋》里，“情”是可能的，容易的，君不见流苏、 柳原互有好感，情感一不留神，几次要呼之欲出；难得的是婚姻，是平实、安稳的生活 。《香港的情与爱》中，“夫妻”不过是那么一回事，想想逢佳自己的婚姻，再想想逢 佳父母的婚姻；而“情义”难得、真爱无价。在《倾城之恋》里，“大变”(“港战”) 突如其来，在《香港的情与爱》中，“1997”也是给定的、预知的。所以，虽然“交易 ”在“香港”“城”里是一样的，但结果并不一样，《倾城之恋》看起来是让两性结合 在一起，却离心离德；《香港的情与爱》中两性“劳燕分飞”，反倒可能是情爱永驻。 特别是叙述者的态度大不一样，如前所述，在张爱玲那儿，还有一些反讽，特别是那个 背景上的“大悲”(21)衬底，而王安忆对小说人物，就不仅仅是同情，而几乎是要彻底 认同了。
《香港的情与爱》和《倾城之恋》，
“同与不同”，意味深长，一言难尽，更难一锤 定音。正如王安忆对张爱玲的批评别有洞见，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里对“良心” (22)和“情义”的极度信赖和推崇，同样可能自有盲区。
当然，从“文学反映论”来说，这个世界上(或者就在香港吧)是可能存在着以“逢佳 ”、“老魏”为抽象典型的那一类好男好女的；在逻辑上，他和她相遇的概率也还是有 的，虽然那些将《香港的情与爱》读得眼泪汪汪的的“善男信女”们，如果要在现实生 活里也将小说信以为真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免不了“望穿秋水”的宿命。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王安忆作《长恨歌》是借一个女性的一生书写一个城市的沧桑； 那么，《香港的情与爱》是不会满足于一部精彩的言情小说的，“香港的情与爱”便不 能够仅仅解读为发生在香港的“情与爱”，而倒主要是，“香港”的情与爱，这也就是 王安忆一再强调的，香港“是一个象征”；尤其是紧接着的香港“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 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这种确乎很微言大义的话，是不 能不令人多想起一些什么来的。概括地讲，王安忆在小说里近乎无限地倚靠“良心”以 及“情与爱”，是要使她对“香港”的无限憧憬合理化、合法化。而我们知道，在张爱 玲看来，良心常常是“不甚可靠的”，把事情寄托在人的良心上，往往会使表面的喜剧 在实质上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所以，如果张爱玲的认知不无道理的话，那么，《 香港的情与爱》的支柱是脆弱的；一般说来，张爱玲对于良心的看法，王安忆不可能不 心明如镜；这意味着，要么王安忆不认同张爱玲，要么，是王安忆太急于表达她自己了 。
小说最后写道，老魏送走了逢佳，自己坐在离开香港的飞机上，“老魏的脸一直对着 窗外，好像不在听，但当他(同行的一个乘客，引者注)讲到没有人热爱香港的时候，老 魏却回过头来，说：有一个爱香港的，那就是我，我爱香港。说罢，他竟然难以自禁， 热泪盈眶了”。这里，作家自己的声音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使我们不妨断定：王安忆— —原谅我放弃了“叙述者”这个中介——在《香港的情与爱》里，对香港，是深爱着的 。
我注意到，《香港的情与爱》的写作时间是1993年。这固然很可能是偶然，但1992年 ，邓小平“南巡”，使得1990年作为继续“改革开放”象征性举动的“开发开放浦东” 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上海，像大梦初醒的巨人，又像脱缰的骏马，动起来了，活起来了 。那时节，“上海”辉煌的过去及其与香港的历史关联，像是顿时被意识到的“时代精 神”，成了在上海的很多表达的一时之选。就此而论，将《香港的情与爱》视如当时“ 上海”的基本情绪的一种表达，倒也十分贴切。而且，既然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总是 提供机缘，它自己就是个大机缘”，那么是否可以说，在《香港的情与爱》里，“香港 ”为王安忆提供了一大机缘，“香港”也是王安忆的机缘甚至工具——为的是表达“上 海”的焦虑、渴望和想象性的满足?
话既然已经说到这里，那所剩无几的，就不吐不快了：我之所以更愿意理解、接受张 爱玲的《倾城之恋》，就是因为倾心于小说首尾那萦绕不去的苍凉感，那“也许就因为 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正话?反语?反讽?……)，就 是因为张爱玲在关注上海/香港的“双城”“镜像”关系时，有意无意地拎出了本文强 调在先的那样一个“底子”，一个有关“中国”的底子——很可能，张爱玲也只是被迫 的、无意识的。而我读罢《香港的情与爱》，虽也有惘然若失的情感波动，但总还是嫌 它过于轻灵而美妙了，嫌它以“香港梦”的形式表达了内在的“上海梦”。在“做梦” 的时候，作为“底子”需要考量的“中国”，还能够在哪里呢?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参见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 出版社，2000年版。内地即将有北京大学版面世。
②参见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见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第255页。
④2000年11月7日《文汇报》。
⑤所谓“影响的焦虑”的要义之一是，后起的作家受前代的作家影响越大，摆脱这种 影响的欲望、创新的欲望就越强。详见布卢姆著《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三 联书店1988年版。
⑥⑦分别见王宏志著《历史的沉重》第134页、第10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 0年版。
⑧⑩《我看苏青》，收入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 2年版。
⑨罗卡著《张爱玲 电影 香港》，收入黄德伟编著《阅读张爱玲》，香港：香港大 学比较文学系出版，1998年版。《到底是上海人》，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11)《到底是上海人》，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12)见许子东著《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收入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3)见《本命年述》，收入王安忆著《独语》，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4)见王安忆著《漂泊的语言》第43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15)见《“香港”是一个象征》，见王安忆著《独语》。
(16)见黄念欣著《王安忆笔下的香港与黄碧云笔下的上海》，“世纪中国”网站查阅 ，该网站的网址是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index.htm
(17)见孟悦著《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在我看来，这是一篇张爱玲研究的重要 论文，可惜受重视程度不够。张爱玲研究的低层次重复，令人堪忧。该文已收入王晓明 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8)参见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有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 ，本文对相关论述有所引用，也有所商榷。
(19)见《烬余录》，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20)见《公寓生活记趣》，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21)参见《大悲》，收入韩毓海著《从“红玫瑰”到“红旗”》，也可参见笔者的《 张爱玲的背后》，收入倪文尖著《欲望的辩证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
(22)关于“良心”，张爱玲曾有如下表述，“悲剧变为喜剧，关键全在一个阔小姐的 不甚可靠的良心——《渔家女》因而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了”，正可以与王安忆形成“ 互文”关系。见《银宫就学记》，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