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队伍中，沈从文先生以“湘西文学”之代表著称。沈从文20～40年代的文学创作，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众多篇什，为其构建了不朽的丰碑。然而，多年来人们却极其缺乏对沈氏作品的关注，当然更说不上对其作出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了。从客观上讲，这固然是由于作家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夜，已基本停止了文学活动，故其创作一般不为广大读者所了解；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重政治”、“贴标签”的错误倾向作怪，故像沈从文这样一个没有明确的政治归属的文学家，只是模糊地相信善必胜、恶必败，“时间尚可决定一切”的实证主义信条的作家，自然不能引起注意了。近几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旧框框的破除，开始有人注意到沈从文其人及其作品。有对其进行一般性评论的（如北大的凌宇），有联系精神分析思潮对其作出评价的（如复旦的吴立昌著《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这当然都是很可喜的。但敝人以为，从根本上说，沈从文20年文学活动（主要是小说创作）是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一种重经验重证据的实证主义精神以及由此派生的创作态度与方法的；敝人还想指出，这种实证主义虽为资产阶级唯心论，但在旧中国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能起到反封建、反军阀，惊醒和感召人们的历史性作用。也正是因此，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具有崇高的时代意义和不朽的艺术价值，它同样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份瑰宝。正是沈从文自己深刻地揭示了他的文学活动的本质。他说：“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的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1〕这句话可说是对他前半生文学活动的集中概括。
笔者愿从这一角度发前人所未发，将自己不成熟的一孔之见展示于下，以期就正于专家和沈从文作品的读者。
一
实证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它所鼓吹的“实证”，拉丁文叫Positvrus，有确实、确证之意， 就是说一切均从“确实”出发，或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表面上看，这似乎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事实为上是一样的，但其实二者却有天渊之别。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事实”，并不依赖于人的主观经验而关键在于它是否“客观存在”，有些假象尽管也存在着（如个别地主曾对农民施以恩惠，而且农民也亲身体会到了，但它违背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阶级本性），但不能叫事实；同样，未来的无限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目前谁也没见到过，但它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且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可以分析体会到，所以，你不能说那就不是事实。而实证主义所讲究的“实证”，却表现了它鲜明的主观经验主义色彩，一切依主观上是否经验到为依归；但是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不同个人往往对同一事物看法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所以这种实证主义是经不起考验的。
但实证主义又确有某些可取之处，即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传播到的地方（或是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流行之处），正由于它提倡“确实”、尊重“经验”，就有某些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成分，起过历史进步作用。比如在沈从文先生早年从军转战过的湘西地区，就几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充满的是军阀混战，所以沈先生的描绘和揭露，在某种意义上大有引发真理之功效。
同时，沈从文自幼接触的是封建制度的教育，是如何光辉祖业荣耀门庭，以后直至从军6年，一直受这种观念薰染， 根本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之后，由于在中国文坛上真假马克思主义斗得真假难辨、难分胜负，所以沈先生虽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且与许多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如胡也频、丁玲等交好，但始终未服膺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沈先生长期作为党的同路人，实际上参加了我党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且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笔疾书、奔走呼号，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沈从文曾代表中国作家赴美访问交流。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为了学习‘为人民服务’，牢牢记着这几个字的实证意义”〔2〕。说明他虽然一辈子没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解放后又经历了一连串复杂错综的历史事变，但始终对毛泽东同志教导的“为人民服务”牢记于心，这表明了一个伟大作家的高尚情怀，我们就更没理由轻视、贬低他了。
沈先生说过，凡对他的作品“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3〕。 这并不是说他的创作就没有指导思想，而是说谈论他的创作必须从创作本身出发，重经验重证据，方能触及问题；而夸夸其谈大讲微言大义的，乃是不着边际。沈氏坚决反对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和望文生义的批评。
那么，如何理解沈先生“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这句话呢？
沈从文系1992年9 月毅然脱离半土匪半军队的湘西地方武装只身来到北京的，当时他年仅20岁，然而已在旧军队中飘泊了6年。 他所在的队伍虽然调动频繁，但大体上未离开过湘西地区。而他则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分耳闻目睹了当地的“军政”局面。老百姓特别是深山苗民辛苦劳作，仍忍饥挨饿，苦不堪言；仅在他身边那几年中被杀的和与此有关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一万人”，当地最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杀人”。可是，统治阶级为何随便“杀人”？他们杀人能否解决当地的民族问题？有无更好的改造社会的途径？这些问题一直萦绕于作者脑际而无由回答。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他从一个印刷厂的工头那里听到了“五四”运动这个伟大事变的爆发，看到了《改造》、《创造周报》、《新潮》等进步刊物，因而，使之茅塞顿开，下决心走出湘西那狭隘的天地，去“读世界这本大书”。“读世界这本大书”原曾是法国17世纪理性主义大师勒奈•笛卡尔的至理名言，就是决意“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彻底改造人生与社会，今沈先生重复笛卡尔此言，也充分显示作者民胞物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坦荡胸怀：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写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闷闷沉沉的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的想了四天。到后见到一个结论了，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些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去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作一个警察，作警察也不行，那我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打算了。〔4〕
了解社会，了解人生，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这就是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的因缘。显然，这是他个人一生中重大的转折。诚如孔德所言：“真正的实证精神用对现象的不变的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所谓原因（不管是近因还是第一因）；一句话，用研究怎样来代替为何。”〔5〕实证主义大师孔德这句话“不问为何单问怎样”正为沈从文所服膺。沈从文明确表示要改变环境、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这没有必要回答，因为这所有的人生问题，都如同打赌一样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没有什么决定论原则。未来的一切，要靠未来来证实。
凌宇指出：“同‘五四’以后出现的许多新文学作家一样，沈从文是从‘五四’时期确立的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这一出发点起步的。一方面，对一切成例与观念的怀疑，使他对新旧军阀和国民党独裁政权不满，有抗争；一方面，一切要‘从实生活里取证’的信条衍生出一种凝固的拒他性。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他没有发生如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但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却又始终是人民大众的盟友。这种民主主义的基本倾向及这种倾向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影响到沈从文小说创作倾向上的基本面貌。”〔6〕所谓一切要“从实生活里取证”也就是沈从文笃信的实证主义，这是他自小从切身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并坚持终生的、贯注于文学创作中的中态度与方法，这不仅是他的“局限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他的“优越性”、“独特性”。因为在中国革命这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实证主义的处世哲学赋予他以反封建精神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二
沈从文是如何在文学创作中贯彻“从实生活里取证”的原则呢？沈先生自己已在《自传》中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原来，他出生于川、黔、湘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镇筸”的地方。那是200年来清王朝与历代统治者镇压苗族人民的根据地， 后改名凤凰县，又是湘西13县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家自幼蒙受了“将军后代”的荣耀，也准备日后当“将军”的。可是其父无能，家道中落，读书不成，逃学成性，最后竟在13岁上“从军”了事。这破落地主家庭的出身和早年丰富的生活阅历，铸成作家特有的性格，即凡事不盲从，独立判断，认定一个目标后，决不轻易改变。他自己说：“我的身体是因从小营养不良显得脆弱，性格方面永远保持到一点坚实军人的风味，不管什么困难总去作，不大关心成败得失。”〔7〕这种不计成败只管去做的气质与实证主义恰恰一拍即合。
在旧军队中他见过广大农民尤其是苗民备受压迫、颠连无告，甚至轻易为各种“王法”夺去生命的情景。他见过国民党滥发钞票，“每当兑现时必有二、三小孩同妇人被践踏死去”；他见过“我们却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一千”；更有甚者“民三左右黄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杀了约二千人，民六黔军司令王晓珊在那里又杀了三千左右”。沈从文写道：“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甚么情况下被拷打，在甚么情况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懂透了。”这些耳闻目睹的经验实例，便形成他心中的腹稿原型，一遇机会，便自然活现在笔端。
沈从文用以表达其内心喜怒爱憎的基本方法，就是实证主义者孔德宣扬的“自然科学方法”，这就是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方法。孔德说过，“观察的合理方法的必要性是与现象的复杂性成正比的。”〔8〕而实验方法在孔德看来更为重要，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 既然对人的身体可作病理分析，那么同样道理，对社会这个大身体同样可以作病理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实验之于社会学便是可能的了”〔9〕。 还有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都是孔德所推崇的。沈从文所以要将湘西的社会生活反映出来，正是为了使人们从中体会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然后作出个人的决断。这正像孔德那样，把社会学规律像已有的各门自然科学那样，通过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方法揭示出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可以说，这些主张是包含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的（虽然并不十分科学）。沈从文指出：
他们真知道农村是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和军人。我们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为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些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
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10〕
如果说沈从文的创作是给“有理性的中国人”以历史的同现实的教育，
使其增长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一种勇气同信心”的话，那么，他的创作素材，正如孔德所谓，可看作一种观察和实验。沈从文创作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他求真求实不尚虚浮，也就是他那“乡下人味”，“镇筸人味”，那种对湘西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真挚情感。沈从文作品的最大特色正在于它处处显示湘西地方色彩，有泥土气味，有山边水边的人性味，且内容各异，形式不一，异彩纷呈，争奇斗妍，读后使人顿觉身临其境，进而为故事中的人物遭遇而悲，而喜，而哀，而乐。如当地盛行的专门针对妇女的刑罚“行巫”、“放蛊”、“沉潭”、“落洞”之类，便使人闻之惊骇、毛骨悚然。一个年青女子因婚姻、恋爱上与家族不合，便被指为“大逆不道”进而遭受酷刑。开罪之日，她便被野蛮地剥光衣服，捆绑了双手，被一群男人簇拥着，被抛入急流深潭或从山洞口推下，活活毙命（《巧秀和冬生》中巧秀妈的遭遇）。那些封建传统的卫道士们，村长、族祖之类，则似乎“禀承大礼”俨然一副道德卫士面孔，或官报私仇，或滥施淫威。更可悲者，是那些被虐杀的女人，竟对此不动声色、麻木不仁，似乎真是“罪有应得”。就在巧秀妈被“沉潭”之后，主谋者“族祖”和一干人等都有何表示呢？“一阵子水泡向上翻，接着是水平天静。船随水势溜着，渐渐离开了原来位置，船上的年青人眼都还直直地一声不响望着水面。因为死亡带走了她个人的耻辱和恩怨，却似乎留给了每人一份看不见的礼物。……即因这种恐怖，过四年后那族祖便在祠堂里发狂自杀了。只因为最后那句嘱咐，巧秀被送到三十里远的高岘满家院，活下来了。”〔11〕这就是沈从文告诫世人的善恶果报观，“事久必报”，“时间尚可决定一切”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在《边城》、《绅士的太太》、《柏子》与《八骏图》这些情节迥异的篇章里，作者以一个“乡下人”的质朴情怀将封建道德同朴实民风两相对比，寄托了个人的道德理想。这里青年男女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边城》中翠翠同傩送的爱），贵族子弟的男盗女娼、口是心非（《绅士的太太》），知识分子的虚伪矫饰（《八骏图》中几位教授对爱的议论）等，都描写得活灵活现。作者试图用在下层人民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然而他也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他所眷恋的乡村社会朴素的人情美，总是不断地遭受现代“文明”的冲刷和吞蚀。尽管他执着地笃信“时间能改变一切”，可是这种改变却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不如人意了。所以实证主义的“抓住规律”原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个别现象方面，而根本抓不住封建礼教面临资本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只能是步步倒退这个历史的真正规律的。事实上，就在沈从文为封建礼教的堕落衰微而悲歌之时，在广大的人民革命根据地内，则在党的领导下，一种健康、活泼、进步的民风蔚然形成，这当然是作者所不可能想象的。
长篇故事《长河》是作者力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再现湘西社会演变的力作。在《题记》中，作者指出：“‘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而“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唯实唯利的人生观”。沈从文以不变的人性和抽象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中国20～40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不可能抓住社会的本质，而惟有人生多舛、古怪莫测的哀怨了。他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描绘，他要用爱的浪漫主义形式，达到道德上人与人关系的合理化追求。他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2〕然而这种空洞抽象的“人类之爱”是没有真正生命力的，也就是说作者的道德观缺乏现实根据，因此，只能永远停留在“时间尚可决定一切”的实证主义幻想上，建筑空中楼阁。
三
沈从文先生素被称为“文体作家”。在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他可以说是有高深造诣的，特别是在人物、语言、爱情、山水、民俗这5个方面，可谓匠心独运，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比得上的。同样，沈从文小说也具有三个明显的不可饶恕的缺点：第一，所有故事均缺乏用历史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灌注统一，当然这里说的不是光喊几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刻画人和事。第二，对任何一个故事的结果无一例外是宣扬“善恶果报”，而不能深刻揭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必然规律；所以读了以后令人感慨又使人失望。第三，纵观其20余年的创作，除了对旧社会的鞭笞谴责外，没有向人们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和方法，少数作品涉及到一些民主革命早期的人物，甚至有歪曲贬低的语言（如对贺龙元帅等）。统观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我认为关键就在于他的实证主义政治观、社会观以及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影响。沈先生自己也是承认这个结论的：“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要求，似乎当真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13〕
在人物刻画上，他按照创作的要求与个人的爱憎采用白描、细写、层层递进的不同手法，使故事中人物显得主次分明，性格突出。同是沅水流域的大姑娘，同是湘西农家女，同样年未及笄，但三三、夭夭、阿黑、肖肖的气质、禀性，一举手、一投足又各有不同，因为作者抓住了人物的个性，因而他所刻画的人物是各有其特点的，这十分切合“人如其面，各有不同”的个性主义经验原则。
沈先生的文学语言更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作者写老水手同河旁姘妇的关系，有的缠绵悱恻，有的火辣火爆，但处处扣人心弦，因为他选择了人物的富有个性化的言语。
爱情这个文艺的所谓永恒的主题，在沈从文创作中更赋予了高尚纯洁的意义——正如实证主义之所谓“爱可以创造奇迹”。《龙朱》描写了郎家苗族族长的儿子龙朱与黄牛寨寨主的女儿的恋爱，这种恋爱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爱情发展的导火索是山上对歌，通过对歌抒发彼此的爱慕。作者在这里着力刻画了一个长着如簧之舌的矮奴，正是他的聪明机智才使英武大胆的龙朱会见了心上人，然后双方终于定下婚约。
至于沈从文作品的山水描写和古老民俗的讲述，也别有一番情趣。但无论如何，作者总是紧密围绕“事久必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伦理理想的。特别是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总爱在悲剧结尾，加上一点点不明朗的乐观气氛，使人觉得虽身处逆境而不绝望，善恶自有其报。
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他对写作技法的研究，篇幅的斟酌，材料的取舍乃至字句的应用，都是一场实验。他这实验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教好书，但以实质论之，则是不断提高创作效果，让文艺发挥打击敌人、讴歌人民、鞭打罪恶、弘扬正义的历史作用。实证主义所讲的实验方法，确有其合理之处。沈从文以前后20余载，多达200多篇短篇小说，10 多部中篇小说，还有一些论文、杂记等巨大劳作，来从事文学上除旧布新的实验，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
注释：
〔1〕〔3〕〔10〕〔12〕《沈从文选集》第5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72、281、226、231页。
〔2〕〔13〕《沈从文小说选》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4〕〔7〕〔14〕《沈从文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8～129、45、133～134页。
〔5〕孔德：《实证主义概论》英译本，第50页。
〔6〕〔11〕《沈从文小说选》第2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93～494、306～307页。
〔8〕〔9〕孔德：《实证哲学》英译本下卷，第97、100页。
